材料一：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总人口约7000万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编制本规划。

    —— （摘自2019年2月18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材料二：

    世界四大湾区2018年经济数量对比分析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WIND，地方政府统计局）

    材料三：

    大湾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区之一，世界500强聚集，民营企业多，以全国0.6%的面积贡献了12.4%的GDP，人均GDP是全国的2.5倍。对外贸易总额、利用外资总额等重要经济指标已和国际三大湾区处于同一行列。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大天然良港，按货物吞吐量算，深圳港排世界第3、香港排第5、广州港排第6；大湾区是铁路、航空的重要枢纽，交通方面有堪称世界奇迹的港珠澳大桥，香港和广东也高铁相通。可以说，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空港群以及高速、轨道系统等快速交通网络，有泛珠三角区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腹地，是世界物流量最大区域。

    国家将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定位于世界级创新中心主要承载区。据统计，大湾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89万家，居全国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深圳市R&D比重超过4%，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创新企业。

    大湾区还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和全球投资最活跃区域之一。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澳门正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一国两制、CEPA、粤港和粤澳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天有近70万人次跨境往来，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之间如深港一样，跨境往来成为工作生活的常态。粤港澳大湾区11城区位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

    ——（摘自《粤港澳大湾区：起点、痛点与奇点》来源：中国网 2018-07-03）

    材料四：

    粤港澳三地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由于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的差异，各类要素难以实现完全自由流动，一些领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湾区城市群之间资源整合相对不足，发展协同效应尚未充分显现，长期存在“龙头之争”。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让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破除行政和制度壁垒，让要素顺畅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效率、释放更强功能，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自《大湾区2035年目标来了》，经济观察报，2019年2月18日）

    材料一：

    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古城遗址，遗址距今5300-4300年，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中国学者们研究认为该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古文明的遗存，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认可。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的象征，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大约距今5300年，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区。由于良渚地区地势低洼，“治水”仍是头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涌入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这刺激了灌溉稻作农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农业，使得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极大提高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催生出灿烂的良渚文化。归根结底，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持续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还与来自中原的推动有关，且与周边地区存在互动。因此，良渚文化形成于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背景之下。

    不过，良渚文化对中原地区产生影响是晚期以后。大约距今4500年，在晋南临汾盆地出现陶寺文化，其玉、石器都明显属于良渚文化因素；陶寺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此前中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城，它是受良渚筑城理念启发的产物。良渚式玉器的出现，使得黄河流域人群终于找到了一种绝佳的高等级社会身份标志物；良渚式大城出现的同时，良渚文化那套政治管理模式也相应渗透到中原和北方地区。更重要的是，以陶寺文化为基点，琮、璧等玉器北向影响到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西向影响到甘肃、青海、宁夏地区齐家文化，为这些粗犷的北—西北方文化平添了许多温润之气。它们甚至传承到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以至于商、周文化。

    （摘编自韩建业《如何看待良渚文化的重要地位》，《人民日报》2019年8月10日）

    材料三：

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这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材料一

    城市生活垃圾是城市化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公害”，同时作为丰富的再生资源，又可谓“摆错位置的财富”。为了使城市垃圾资源化，在处理前首先需要实施分类收集。垃圾分类收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合力才能完成。

    公众既是垃圾的制造者，也是垃圾污染的受害者，公众参与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重要意义。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理解、支持和自觉参与，是垃圾分类回收的基础和关键性因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型”环保工作模式使居民认为保护环境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科学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环境问题关注较多，一般居民环境意识普遍欠缺；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相对较强，广大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普遍较淡漠。

    长期以来，公众养成了“简单方便”的垃圾混装习惯，虽然不乏一些对环保抱有热情的人，但也往往因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时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不愿执行。随着宣传教育的深入，很多市民逐渐对垃圾分类投放有了较高的积极性，但对分类的标准和方法不清楚或掌握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垃圾分类收集的效果，久而久之，参与的热情也会逐渐削弱。

    民间环保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协助政府推动实施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法规，但是大部分公益性环保组织仅限于做一些宣传教育的工作，缺乏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及管理的途径，环境保护志愿者发挥作用的渠道也不畅通。

    垃圾分类收集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当公众对环境政策由消极观望转为积极配合时，政府和企业也会积极响应，尽快创造更好的条件，形成覆盖广泛的绿色环保网络。

    （取材于姜朝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在废弃物处理领域深入引进循环经济管理理念 ， 可以更广泛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再利用资源，从而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更好地保护环境，造福人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城市垃圾量正在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采用科学的手段消纳这个极大的污染源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保护课题和社会经济课题。

    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和处理，是实现垃圾处理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前提。在我国城市垃圾产量迅速增加的同时，垃圾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含有许多可再利用的物质，如塑料、纸张、金属、玻璃等。通过对这些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可将之再利用，转化为商品，变废为宝，创造出新的价值，成为环境产业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还可促进加工处理废弃物的新技术、新工艺及新设备的发展，推进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程，有力地促进废弃物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

    垃圾处理要走产业化的道路，必须在相关产业政策指导下发展，也要靠政府的投资及财税政策扶持。生产单位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主力军，也是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者和受益者。例如在产品包装上，生产单位应尽可能使用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并标注宣传环保理念及分类回收方式的字样，加强对消费者的环保教育，使企业全面获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可以向企业征收产品包装税，通过经济手段促进企业重视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及再利用效率。

    （取材于赵雪梅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旧金山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垃圾分类回收相关法律的城市，强制性要求企业和居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并通过调控垃圾清运费来鼓励和督促居民减少生活垃圾。日本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市民如违反分类规定乱扔垃圾，就会被拘捕并处以巨额罚款。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通过立法对投放垃圾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和约束，是推进垃圾分类处理的必由之路。

    当前，“垃圾围城”已成为困扰和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虽然多数居民对垃圾分类投放表示理解和支持，但还没有养成习惯，实际践行度普遍较低，立法强制施行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2019年7月1日起，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垃圾管理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规定对未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单位和个人可处以罚款。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明确垃圾分类是法定的职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应该依法履行好自己的义务。”从该《条例》施行三个多月的实践来看，垃圾分类对市民生活习惯形成了巨大冲击。为达到更好的效果，上海市通过党员示范引领、多渠道全覆盖宣传等方式鼓励居民积极准确地参与垃圾分类。同时，社区建立了居民垃圾分类档案，以实现生活垃圾投放可追踪溯源，责任落实到一户一家。

    垃圾分类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题”变为“必答题”，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步入对垃圾强制分类立法的行列中来。

（取材于王薇等的相关文章）

批判性思维教育

钱颖一

    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在网络时代，为了求新、求快，人们的阅读仅停留于表层，甚至还会蜕化回儿童阶段。这样很容易反刍负面内容，或是简单粗暴，或是刻薄抬杠，或是恶意诋毁，最后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如何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社会更高级地阅读文本，这就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对于青年一代。

    批判性思维是人的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简单说来，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第一，如何质疑。即“会提问”，这是批判性思维的起点。第二，如何判断。即“会解答”，用有说服力的论证和推理给出解释和判断，包括新的、与众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把这两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批判性思维就是以提出疑问为起点，以获取证据、分析推理为过程，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为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性”（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因为“批判”总是否定的，而“批判性”则是指审辩式、思辨式的评判，多是建设性的。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批判性思维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有能力（skillsets）和有心智（mindsets）。首先，如何做到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不是指学科知识，而是一种超越学科，或是说适用于所有学科的一种思维能力，也称为可迁徙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这种能力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以及统计推断有关。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层次是可训练的。在国内，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师的学科背景不少是逻辑学。批判性思维的教科书也大多围绕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展开，也包括统计学内容。

    与此相伴，批判性思维能力还可以测试。比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发的“HEIghten批判性思维测试题目”。这套考题与GRE考题中的部分内容有类似之处，它们并不是考学科知识本身，而是测试学生的推理、判断能力。

    但批判性思维就仅止于此吗？显然不是。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可称之为心智模式。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误区”，探索思维“盲区”。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思考什么”和“问为什么”。

    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属技术层面，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可以通过训练获取的。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畅销书《看见成长的自己》中描述了两种心智模式：“不变型心智模式”：固定思维和“成长型心智模式”：开放思维。

    “成长型心智模式”要求的思维方式就是：想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问之前没有怀疑过的命题。这就不是“how”的范畴了，而是进入到“what”和“why”的范畴。应该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在训练学生“how”方面见长。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关于“how”的，但很少是关于“why”的。我们往往满足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批判性思维除了要求在逻辑上、统计上不犯错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想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问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并且要刨根问底，探究深层次、根本性的原因。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上，从能力层次入手是自然的，也是需要的。不过，这不是全部。批判性思维教育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也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正如旅美学者徐贲所说：“我们无法防止别人扭曲真相，也无法阻挡别人说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为警觉。”批判性思维不仅是独立思考的方法论，更体现了人对自由的追求和捍卫。网络时代，保持生而为人的自主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9月16日

对农事劳动的文学描写古已有之。西方有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传世，中国的《诗经》中相当数量的农事劳动描写则开启了这一源头。而当下，它正面临断流的危机，传统的劳作方式不断被取代，被遗弃，传承了几千年的农耕文化模式正经历分崩离析的痛楚。

纵观现当代乡土文学，其中所写的农事劳动可谓范围广、种类繁多，农事劳动是前工业时代最重要的符号和标志。而今，随着传统农业的萎缩凋敝，大量的农事劳动也渐渐退出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在当下重读那些忠实记录、描写了农事劳动的乡土文学已多少带有挽歌的性质，它们不仅仅具有文学意义，还将越来越具有独特的历史文献价值。

在农业社会里，农事劳动不仅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必需的手段和方式，也蕴含着农耕文明特有的价值立场、审美维度、情感方式。在农村，人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最主要的参照标准不是道德层面而是实用价值，即他(她)在生产劳动上的表现。确实，农村中的劳动好手、能手，就能受人敬重。乡土作家在写到这类角色时，往往会抑制不住地流露出赞美的情感倾向。

崇尚劳动的价值标准不仅渗透进乡土世界的价值观中，也深深影响着农村的审美观念。“美”往往是与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孙犁的《荷花淀》开头写月光下水生嫂坐在院子里编苇席的劳动场景。这种审美观，完全是以实用性、功利性为内在基础的。每一种传统的劳作方式都是经过长期劳动实践的检验而一辈辈传承下来的，其中凝聚起了很多无形的东西，诸如家族情感、民风习俗、人际交往、审美维度等等，但时代在用更新更先进的手段取代那些古老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甚至是埋葬着附在其上的文化基因。

在传统农事劳动日益式微的同时，附着于其上的宗法制乡村的人事交往、风俗传统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这里，劳动已不仅仅是为了生产，还在一定层面上承担着人际交往、促进情感联络的特殊功能，这在重血缘、地缘关系的宗法社会中是极为重要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传统的人情习俗实际上也被割裂，金钱至上、人情淡漠、道德异化等诸多问题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发展的严峻问题。

但是不论社会如何转型发展，农事劳动所担负的生产粮食以供养人类的基本职能是不会改变的，它将在现代技术的推进下改变形式继续存在，乡土文学也会持续地予以文学性的观照，这是毋庸置疑的。

(摘编自农为平《乡土文学中即将消逝的农事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