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认为：只有见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却不忘平生之志，这样的人方可谓之“成人”。中国古代男子满20岁行冠礼，女子满15岁行笄礼，行礼后，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并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这个传统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朝1994年，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倡导各地组织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举行对国旗宣誓的成人仪式。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倡开展成人仪式活动，引导公民提高道德修养。2000年，浙江省把每年12月9日定为18岁“成人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成人节”省级立法。随后，广州、南京、北京、上海等地也以不同的形式确立了地方“成人节”。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建议以国家立法形式规范18岁“成人节”仪式，以加强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国家观念教育，把仪式所特有的庄重感转化为感动和鼓励，成为学生成长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章正《代表委员建言：立法规范18岁“成人节”仪式》）

    材料二：

    在孩子16岁时，英国家长一般会为他（她）举办庆祝成年的仪式，就是“成人礼”。笔者曾参加一个在祖辈安息地举行的成人礼。一阵音乐过后，年轻的主角神情严肃地面朝着祖辈的墓碑，聆听父亲讲述家族发展史：“我们家积累的这些财富，都是祖祖辈辈辛苦打拼得来的，你已经成年，要继承祖辈的优良传统，努力拼搏，为整个家族争光。”随即，伯叔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共同的话题，最后年轻的主角也发表了“成人誓言”。笔者的一位朋友也对他的成人礼记忆犹新：父母只给他买了往返法国和英国的船票，而他在法国期间，几乎每天都在不同的餐馆、夜总会或城市环卫部门打工。

    （摘编自曾祥伍《在英国参加成人礼》）

    材料三：

    （摘编自沈慧《“成人礼”前后学生思想情感变化情况调查》）

    材料四：

    2016年6月9日，安徽省教育厅、相关市区县教育局及高中的负责人观摩了省内某高中毕业典礼暨成人礼活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也派出代表出席活动。该活动共有四个篇章：拼搏、成人、感恩、飞翔。

    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千余名毕业生在家长的陪同下步入校园，沿着呈现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从活泼可爱到风华正茂的18年生活轨迹照片的长廊步入典礼会场。

    “我宣誓，从今天开始，我以孝心对父母，以诚心待他人，以热心对社会，以忠心对国家；我宣誓，从今天开始，在新的起点我将更加努力！因为有我，人民将更加幸福；因为有我，家园将更加美好；因为有我，祖国将更加昌盛“……”千余名学生面对国旗庄严宣誓，宣誓他们已经成人，将肩负起社会责任。礼毕，学生们纷纷将鲜花献给身边的家长，并与家长紧紧拥抱。

（摘编自《合肥高中毕业典礼暨成人礼示范活动纪实》）

材料一：

西方的戏剧注重情节，因而十分强调客观真实性，演员的演出力图逼真。苏联戏剧家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的“体验理论”，其实质就是强调逼真，要求演员在演出中放弃自我本性完全投入到角色中去，以期最大程度地符合剧情的客观真实性。如他在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时，是这样处理威尼斯的小船驶过舞台的：“小船要十二个人推着走，用鼓风机向口袋里吹胀了气，以此形成翻滚的波浪……在空心的橹里灌上一半水，摇橹时里面的水便会动荡，发出威尼斯河水的冲击声。”显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舞台上一切的安排就是要让观众接受一个“客观真实的”、不容怀疑的情节。

那么，西方观众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观赏戏剧的呢？观众通常会沉浸到剧中去，做一个“事件过程”的偷窥者或目击者。因而，在剧场里，观众的内心即使被触动，也不会即席发声或者与他人交流，就像在现实中不敢打扰旁人的生活一样。走出剧场，他们感受的焦点在于，评判演员和情节“像”还是“不像”，反思自己“知”还是“不知”。

中国的戏曲注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对戏曲的情节并不十分苛求。中国戏曲也强调逼真，但这种逼真不是在对现实的细节摹仿得惟妙惟肖的基础上，而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把舞台上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地表现给观众看。如布莱希特看了梅兰芳表演的《打渔杀家》后写道：“他表演一位渔家少女怎样驾驶一叶小舟，她站立着摇着一支长不过膝的小桨，这就是驾驶小舟，但舞台上并没有小舟……”显然，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威尼斯小船相比，梅兰芳表现的摇船少女在细节上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但在逼真度上却各有千秋，因为观众衡量他们的尺度是不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力图证明这就是真实，所以从真实的角度来看，它还有种种不真；梅兰芳努力去表演得像真实，所以从表现的角度看，它已经很像真实了。这就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不同的立足点产生的不同结果。

由于中国戏曲重心在演员的表现力，因而观众到剧场里去看戏，与其说看戏曲故事，不如说看演员能力。最老练的观众常常不以戏曲故事作为看戏的选择，而以某一个演员的不同角色、不同演技作为看戏的选择，所以中国戏曲剧场中，名演员的折子戏（在名剧目中最能表现其演技的片段）专场往往比完整的戏曲故事演出更能吸引人。在演员方面，重演技的结果锻炼出了演员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如青年演员能扮演老头子、老太婆，老年演员能扮演小姑娘、小伙子；男演员能扮演女人，女演员能扮演男人。

从以上西方戏剧和中国戏曲的差别中可以看到：西方戏剧力图消除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力争消除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的差异，其成就也在这种“消除”之中。中国戏曲很明确地显示着剧情、演员、场景与观众之间的差异，欣赏主体与欣赏对象之间始终保持着审美距离，其成就也在这种“距离”之中。

（摘编自陈伟《中国戏曲点燃布莱希特的理论火花》）

材料二：

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的建构，与中国传统戏曲有着密切联系。1935年，布莱希特在莫斯科观看了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这一次观演，对其戏剧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36年，布莱希特写成《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提出了“陌生化”这一重要的美学概念。

布莱希特对欧洲戏剧舞台上流行的“第四堵墙”^[注]演剧观极为不满。他指出，欧洲演员表演时有意把自身隐藏在“第四堵墙”之中。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有意制造舞台表演的真实幻觉，让观众置身于剧情中并触发其感情，使观众的感情与演员自己的感情相融合，从而实现舞台表演对观众的同化。在布莱希特看来，这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方式是欧洲戏剧艺术发展的桎梏。它不仅使演员与观众处于神智恍惚的非理性状态，而且消解了观众的主体意识和行动意志，也削弱了戏剧的社会作用。而要改变欧洲剧场中舞台上的演员与舞台下的观众同悲欢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戏剧艺术审美思维的变革。

在布莱希特看来，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为欧洲戏剧艺术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他认为，中国古典戏曲的独特魅力，源于其所遵循的“陌生化”美学原则。其一，演员注意自身与角色之间的距离。中国戏曲演员在舞台上会有意关注和展示自己的表现手法，用程式化手段刻画人物。其二，演员注意观众接受与舞台表演之间的距离。“防止观众在感情上完全忘我地和舞台表演的事件融合为一”，以固化观众的“观察和观看的立场”。由布莱希特的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陌生化”被其视为一种戏剧表演技巧以及应有的演剧效果。演员应在舞台上冷静理智地观察自己的表演，提醒自己不要和被表现的人物融合在一起。演员的这种“陌生化”表演，也在提醒观众要保持理性观察立场。这样，观众在被演员表演打动的同时，能够清醒意识到自我作为剧场演出的“观察者”的身份。

布莱希特之所以反对演员表演时和观众观剧时入戏过深，是因为他认为舞台上的表演应激发观众的陌生感和惊奇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与事物，往往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由此导致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觉的丧失。因而演员应突破那种强调移情共鸣的演剧观的束缚，用不同寻常的新形式来表现那些人们所习惯的、熟悉的事物，以使观众对这些事物感到陌生、意外和好奇。如果观众能带着疑问去看待舞台上的演出，自觉反思演员的表演是否妥当，舞台表演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合理等问题，也许就能从中发现、获得新的认识。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观众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立场，把观众的移情共鸣转化为质疑反思，深化观众对舞台表演的理性认知。

（摘编自周晓露《布莱希特“陌生化”理论与中国传统戏曲》）

【注】舞台一般只有三堵墙，“第四堵墙”是指舞台和观众之间的一堵看不见的、幻觉的墙。也就是说，演员表演时应当无视观众的存在，就仿佛自己与观众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

①我此来绍兴，是寻访青藤书屋，凭吊受尽人世间垢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明代文学艺术大师徐渭的。

②走进书屋大门，迎面是一个小小的冷清的园子。园子尽头是一间后人重建的前后两室的老式瓦房。前室正中悬挂着明末大画家陈洪绶题写的“青藤书屋”匾额和徐渭画像，南窗上方有徐渭手书“一尘不到”匾。

③眼前的书屋与徐渭自己所画的“青藤书屋图”已大相径庭。徐渭的画上，是几间排列不规则的草屋，正如他在画上所题，“几间东倒西歪屋”。徐渭的晚年直至去世都是在那几间草屋中度过的。尽管书屋为后人重建，但确是在青藤书屋的故址上，这是毋须怀疑的。书屋旁的小天井里，那十尺见方、徐渭所称“天池”的小水池还在，天池正中竖有一方形石柱，上刻“砥柱中流”四字，也是徐渭手笔。靠墙，青砖砌成的花坛上，那一棵郁郁葱葱的青藤虽为后人补植，但在那同样的位置，徐渭手植的一棵青藤也确实蓊郁过。倔强孤傲长于顽石之中而终年葱绿的青藤正是徐渭的精神象征，而“此地通泉，深不可测，水旱不涸，若有神导”的天池，不正暗寓着徐渭永不枯竭的才情？无怪乎他以“青藤”“天地”作为自己的别号了。

④我在这徐渭狂啸过、痛哭过的青藤书屋里久久地低徊默想，一阵阵寒意透进骨髓。这位旷世奇才，诗、文、书、画俱佳的艺术大家，并非恃才傲物的狂狷之士，仅从他的《镜湖竹枝词》即可看出，他是热爱世俗生活的啊！可世俗生活却怎么也容不下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刚刚成年时就给他预设了种种打击——直到他去世。徐渭少年时便才华显露，可却连续八次乡试未中。他当过幕宾，参加过抗倭斗争并立了功，参加过反奸相严嵩的斗争，曾六次坐牢。他一生穷困潦倒，晚年靠卖书画度日。为了生存，数千卷心爱的藏书也变卖一空，最后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了人世。

⑤这便是天才的命运吗？但他绝不向命运低头，绝不向世俗低头，即使在贫困之中，也不接见来拜访他的达官贵人，更不给他们写字作画，而宁愿将其字画，“闲抛闲掷野藤中”。

⑥我想，设若命运改变一下徐渭的品格，他的人生又将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假如他不那么张扬个性，以他的才华，在科举考试中会一路顺利，那也就成了几品大员，锦衣玉食、宝马香车少得了吗？即使科举不中，随和一些，隐忍一些，找关系，托门子，拿自己的作品当礼送，在哪家权贵门下做个清客，总是可能的吧，也可衣食无忧，免遭冻馁啊！

⑦当我踱进展室，看见《黄甲图》和《墨葡萄图》时，立即否定了自己荒唐的设想。徐渭笔下的汪洋恣肆，乃是一个天才画家内心深度焦虑的宣泄。正是这种宣泄，构成了他艺术的精魂。他是那样的孤高，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卓尔不群，那样的反叛正统。要这样的艺术天才、反传统的斗士去迎合世风、摧眉折腰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真的放弃坚守，出卖自己，他还能做这水墨淋漓、恣肆放纵的画吗？还会有强心铁骨、才横笔豪的书法吗？还会有血气奔涌悲声如诉的诗文吗？不，不会有了。那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称道的徐渭了。往深里想，命运也是公正的。在他那神秘之手的一再敲打下，徐渭落魄、困顿、遭受诟辱，在贫病中死去；但同是这敲打，又造就了徐渭独特的、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品格。

⑧命运之手敲打过古人，也敲打着今人，还将敲打未来之人。我们都是命运之手的受众，区别只在于受者的态度和取舍。司马迁接受了宫刑，选择了《史记》；屈原接受了放逐，选择了《九歌》《天问》；秋瑾放弃了阔太太生活，选择了舍生取义……

⑨我是来凭吊徐渭的，本以为能在凭吊之后走笔行文，痛斥龌龊的世俗，给徐渭以真挚的悲悯，不想倒是徐渭先生悲悯了我。尽管我未遭冻馁，但我有属于我自己的哪怕一小片精神领地吗？有徐渭那种“深山无人收，颗颗明珠走”的坚信自己是明珠的自信吗？

⑩我站在书屋前，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青藤。这株在人们心目中存活了400多年的青藤啊，它曾经蒙尘，曾经遭垢，曾经枯萎，便它却从不曾死亡。时间的推移，只会使它愈益葱茏。而且，不管今后世事如何变迁，它也会永远葱茏下去。——这株青藤已生长在人类的历史中了。

文学话语是一种创造性的语言，它通过独特而有创造性的表述，塑造形象，表达情感，反映社会生活。文学话语的存在是不可取代的，它一旦缺失，人们会明显感到可供使用的语汇不足，社会也将出现大面积的失语现象。相对于人们所欲表达的日新月异的内容，周围既有的日常语汇所组成的叙述和抒情，显得疏远而又陈旧，与人们的真实遭际有点格格不入，事实上就带来了表述上的失语。文学话语能汇聚这些失语的经历，使之脱离不可表述的黑暗，浮现到语言的层面上，得到语言上的定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话语有能力开拓新的语言资源，修补既有表述留下的空缺，常常成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许多时候，这种代言可能以一呼百应的形式号令天下，也可能以振聋发聩的形式惊世骇俗。

通常情况下，一个新的语言潮汐铺天盖地地涌过日常用语，需要明显的时间跨度作为积累。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积累在文学之中常常会在一夜之间即告完成。文学可能将这个缓慢的演变凝缩起来，这种凝缩致使新旧话语系统之间的冲突提炼得格外强烈。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语言浪潮可能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文学，在文学内部造成一场席卷一切的运动。在很短的时期内，一批迥异于传统的实验作品竞相登场，种种夸张其辞的辩护与反唇相讥的驳诘簇拥于周围。尽管这种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仅仅是语言，但是在许多时候，语言的革命往往成为一种新价值体系即将登陆的先兆。

文学中所出现的语言潮汐当然要追溯到作家。作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潜心于语言的海洋，时刻监测着语言的动向，进而制造出各种语言事变。作家往往比常人更为迅速地洞察通行于日常用语之中各种词汇的活力衰退，洞察某些语言正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闷住现实向外蔓延的可能。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文学提出一套对抗性的文学话语。对于那些情愿充当先驱者的先锋作家来说，他们狂热地通过语言变换来搜索精神的种种可能。日常用语之中种种固定的表述如同流水线上的预制零件，先锋作家不能忍受将精神视为这些零件的固定装配，他们破坏性地瓦解陈旧的语言结构，在一片瓦砾之中构思新的精神诗篇。这导致了先锋作家对于语言传统的叛逆。这种叛逆并不是违反交通规则、砸烂商店的橱窗或者扰乱咖啡馆秩序，而是拥有一个精神形式——他们企图借助语言革命打开精神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

当两者抗衡的时候，文学话语时常与日常用语分道扬镳。人们或许会追问：作家的语言天赋是否足以维持文学话语的反抗功能？个人的语言驾驭才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文学话语的传统立场——美学立场。美学立场常常抛开现成的理性框架，抛开固有的常识范式，重新启用感官洞悉现实。文学话语亦即文学对于感性洞见的表白，美学立场成为了文学话语和日常用语相持的尺度。许多词汇、语句或者表述方式可能依然毫无障碍地运转于日常用语之中，但它们的日常用法将在美学的尺度之下遭到文学话语的放逐，通过重新表述而产生新的语言效果。

日常的现实磨钝了人们的感觉，人们按照习惯或者常识看待身边的世界，强大的惯性致使人们的目光陷于熟视无睹的境地，人们的所有感觉都因为不断重复而自动化、机械化了。文学话语的重要职责即是通过语言重新制造陌生的效果，阻止人们的感觉继续在日常用语之中沉睡，让人们在惊讶之中重新使用眼睛，重新见识一个崭新的世界。列夫·托尔斯泰的陌生化手法在于，他不用事物的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像描述第一次看到该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就像是初次发生的事情。同时，他在描述事物时所使用的名称，不是该事物中已通用的那部分的名称，而是像称呼其他事物中相应部分那样来称呼。当然，并不是文学话语的每一句话都有陌生之效，但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出现时，这部作品自身的内在结构必将或显或隐地体现出陌生化的倾向。

从母语上看，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是同源的。一方面，文学话语不可能完全自铸词汇，另立语法，这使文学话语与日常用语永远纠缠不清；另一方面，文学话语又时时制造一种美学分裂，它企图挣脱日常用语，从而葆有一个日常用语所无法企及的语言空间。显而易见，文学话语的反抗是永无止境的。一切都如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

（摘编自南帆《文学的维度》）

材料一：

    新诗是在打破旧诗形式中站立起来的，但即使是“五四”时期的开路先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对传统持有的一种近乎“暧昧”的情绪：胡适是在“以文为诗”的“宋诗运动”中袭取传统的；俞平伯在《社会上对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更是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对于古诗，觉得不能满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艺术的巧妙，我们也非常惊服的。”百年新诗总是要竭尽全力地摆脱传统诗学的影响，走上自己的道路，但事实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回到了传统的层面之上，从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新诗尽管吸收了许多西方诗歌的技巧，但与此同时，新诗无疑也再现了古典时代诗歌的格调与韵致；而中国诗歌会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50年代中后期两次大规模地采集民歌也确实再现了遥远的“采诗”景象，这些能够说明的问题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离开传统而谈新诗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百年新诗在文体重建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当然，那种要从形式与韵律的角度重新为新诗套上“枷锁”的做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新诗的文体建设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但绝不是将过去的一切照搬过来。从文体形式的角度上说，今天的新诗已经形成了形式灵活、文体自由的特点，那么，我们从吸收的角度上说，关键是应当从类似形式较为灵活多变的屈原骚体诗、宋词中找寻与传统的融合点。

（摘编自张立群《反思与重建—论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

材料二：

    “传统”是古已有之的，也可以是正在创造的。它一方面可以是作为中国新诗存在前提的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中国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对中国新诗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古典诗歌传统在中国诗歌“现代化”征途上出现的种种变异与转换。徐志摩在《青年杂咏》中的三段，每一段开头都运用了复沓的章法：“青年！你为什么沉湎于悲哀？你为什么耽乐于悲哀？……”“青年！你为什么迟回于梦境？你为什么迷恋于梦境？……”“青年！你为什么醉心于革命？你为什么牺牲于革命？……”诗人运用复沓形式加强感情，呼吁青年们抛却幻想与悲哀，投身到切实的革命当中。这种复沓的章法在徐志摩的《雁儿们》《小诗》《马赛》等诗中均有运用。而复沓本是《诗经》中    最常出现的章法，徐志摩在他的诗中广泛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新时期的社会情感，不仅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手法的认可，更是对它的创新与发展。二是在外来诗学观念与现代生存条件对中国诗歌“现代”取向产生着种种影响时，它们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限制、侵蚀和择取。梁实秋曾声称：“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新诗当作了对西方诗潮的单纯回应。从这个单纯的角度出发其实并不利于新诗的阐释，西方诗歌对新诗的影响应该是一个文化体与另一个文化体的对话，在对话中有同意也有异议。异议产生于本文化体内的古典传统内核与另一个文化体的过大差异。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新诗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从审美理想来看，诗本身就是最容易直接袒露人们最深层的生命体验与美学理想的文学样式。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和感受。与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个人的，而思想对所有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用外语思考比用外语来感受要容易些。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

    再从语言上来看，中国古典诗歌对现代新诗的影响最易发现的地方就在诗歌的语言上。比如上文提到的徐志摩的《青年杂咏》，就算其中带有西方词汇，也总感觉是刻意加于其中的，难以真正与诗歌语言融合，这就体现出新诗语言的民族性。

    而就中国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而言，这一传统自然也是在上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下产生的。之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传统，是因为中国现代新诗的独立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我们单方面地正视古典诗歌传统对新诗之大作用也无济于事，因为根本上，中国新诗的价值并不依靠这些古典因素来确定，它只能依靠它自己，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汲取营养谋取生存，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传统。

（摘编自牛淑娟《试论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

收 麦^[注]

孙犁

古老传言：“争秋夺麦。”麦收的工作，就在平常年月也是短促紧张的。今年所害怕的，不是一场狂风，麦子就会躺在地里；几天阴雨，麦粒就会发霉；也不是担心，地里拾掇不清，耽误了晚田的下种。是因为城里有日本侵略者，子午镇有张荫梧，他们都是黄昏时候出来的狼，企图抢劫人民辛苦耕种的丰富收成。

这几天，城里的敌人，不断用汽车从安国运来空麻袋，在城附近抓牲口碾轧大场。子午镇的村长老蒋，也正在找旧日的花户地亩册子，准备取消合理负担，改成按亩摊派。

敌人是为麦子来的。

抗日县政府指示各区：要组织民兵群众，武装保卫麦收。指示规定邻近村庄联合收割。芒种和春儿都加入了民兵组织，每天到河口放哨。高四海担任了子午镇和五龙堂的护麦大队长，他的小屋又成了指挥部。

白天收割河南岸的麦子。高四海到各家动员了，秋分又分别动员了那些妇女们。农民们鸡叫的时候就起来，拿着镰刀在堤坡上集合。他们穿着破衣烂裳，戴一顶破草帽，这些草帽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紧张的麦收，抵御过多少次风雨的袭击。高四海从小屋里出来，肩上背一支大枪，腰里别一把镰刀。用过多年的窄窄白镰刀，磨得飞快，它弯弯的，闪着光，交映着那天边下垂的新月。高四海站在队前，只说了几句话，就领着人们下地去了。

这队伍已经按班按排分好，一到指定的地块就动起手来。割得干净，捆得结实，每个人都用出了全身的力量。这不是平日内部竞赛，这是和对面的两个敌人争夺。胶泥地是割，河滩附近的白土地，就用手拔。抡着拔起的麦子，在光脚板上拍打着，农民们在滚滚尘土里前进。

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大车队在村东村西两条大道上，摇着鞭子飞跑。秋分领导着妇女队，担着罐茅篮，从街口走出，送了中午的饭菜来，也有人担来大桶的新井水。小孩子们也组织起来了，跟在后面，拾起农民们折断和遗失的麦穗儿。

晚上，民兵和收割队到河北去。三天三夜，他们把麦子全收割回来，地净场光，装到各家的囤里去了。田野像新剃了头似的，留下遍地麦茬，春苗显露了出来，摇摆着它们那嫩绿的叶子。

我们的军队，正在平原的边界袭击敌人。这是新成立起来的队伍，最初几天，想办法避开了敌人的主力。不分昼夜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布置的包围圈。对于刚刚参加部队的农民来说，行军就是一种作战准备，在行军中，组织严密了，纪律的感觉加强了，每个战士都要学习判断情况，决定动作，掌握敌人运动的规律，并且看穿它的弱点。

晒麦子的天气，白天焦热，一到夜晚，天空是清朗的，星星是繁密的。五龙堂村边平整光亮的打麦场，是农民们夏季夜晚的休息场所，一吃过夜饭，人们就提着小木凳，或是用新麦秸编制的小蒲墩来了。在场院中间，是一个夜晚也在闪着银光的、发散着香味的高大的麦秸垛。

农民们坐在风凉的地方，舒缓白天的疲劳，庆贺护麦的胜利。妇女们刷洗了锅碗，挂上大门，也跟在后面来了。她们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扯着宽大的麦秸垫子，铺开了坐在男人的后边。孩子躺在怀里，她们拍打着，哼哈着，什么时候孩子睡实了，就把他放到草垫上去。

这是阖村欢乐的时候、邻居畅谈的时候，然而她们只是静静听着。夏季的晚风吹拂着的妇女们，脚踏着收获过的土地，头顶着明媚的星斗，从这里听到了多少古往今来的战争，知道了多少攻防斗智的故事？为那些悲欢离合的情景、多灾多难的人物，她们流过多少眼泪，发出过多少轻声的欢笑啊！

虽然都说“听书长智，看戏乱心”，乡村的文化生活，很早就有了明显的阶级界限。地主田大瞎子，在酒足饭饱以后，在他家的场院上，讲说“三国”。他说这真是一部才子书，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从这一部“圣叹外书”得来的。可是去听他讲演的，只是村中那些新旧富户、在外面发财的商人、年老退休了的教员。农民们进不去，也不愿意进去，他们都是跑到五龙堂来，听些庄稼玩意儿。

这几天，五龙堂的打麦场上，变吉哥正在说唱新编的抗日小段。他说的是梨花调，一定得请高四海来给他伴奏弹弦。高四海很忙，顾不上弄这个。可是那些书迷们，一到天黑，就给他们摆好桌子，放好板凳，还从做饭的大锅里舀来一大壶开水。又有人把鼓板弦子取了来，任凭他怎样推托，也不能不来一段了。

变吉哥说书的兴致是非常高的。这在他也有一套想法：既然自己拔麦手疼，背口袋背不动，能在文化宣传工作上下些功夫讨些彩，不也是十分应该的吗？

所以，每当他唱完一段，说天气不早该休息了，明天还要去耩晚棒子的时候，有几个青年农民说：“变吉哥，不要紧，再来一段。明天一早，我们背上种式去给你耩地，连饭也不吃你的，还不好吗？”

变吉哥，就又抓起壶来，润润嗓子，扬着两块用破碎的犁铧砸成的铁片，叮当地说唱起来了。实际上，你就叫他说个通宵，他也是高兴的。

农民们听得入迷，真是鸦雀无声。直到西北角上变了天，云彩一涌一涌地上来，甚至已经在滴着雨点了，他们还不愿意散。一边往树底下躲，一边说：“说完，说完。下紧了再走！”

其实呀，并没有惊人的场面、离奇的故事。变吉哥不过是把这次五龙堂人们的护麦斗争，稍加编排，添些枝节，大致上是按实情实事说唱一番罢了。

（有删改）

[注]选自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