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培根：根植华夏绿药觅踪

汤国星

肖培根院士是追寻绿药不老的传奇。

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卫生部下达了全国第一次中药普查的任务，历史重担落在了26岁的肖培根肩上。“那时候，可以用四个字来讲，一无所有。图书馆的文献，就连哪些是常用的中药，这类资料都没有，那个时候都是零。”

但是肖培根颇有大将风度，胸有成竹，指挥若定：首先聘请楼之岑、诚静容等专家做普查工作的兼职指导老师；第二，确定以中药材的“常用度”为普查的主要范围，指明任务方向，所谓“常用度”，就是重点抓500~ 600种常用中药，抓住了这个大头，就等于抓住了全国70%~80%的中药资源；第三，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上“实践大学”。此番韬略，即使今天依然可圈可点。肖培根根据每个人的特长，把植物室的年轻人派到全国各地中药“常用度”高的产区，自己则带头选择了工作量大的东北地区。野外调查异常艰苦，他常常是雇一辆马车拉着人和行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肖培根从来都是以学生的姿态虚心求教。一个来自“中央单位、肩负国家任务”的干部，他的虚心与诚意，着实打动了每一位药农、每一位中药师傅的心，他们纷纷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技倾囊相授，这让肖培根掌握了许多书本上没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绝活”。

1959年，全国第一次中药资源普查圆满结束，肖培根向国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这是中国近代中药资源最具权威价值的普查报告。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他又组织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考察访问。代表团除了在西非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大约200种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在此期间，肖培根等人还专门被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部长邀请去抢救他们国家草药的传统文化。之后，肖培根又被派到坦桑尼亚帮助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考察团深入到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考察团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

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那时肖培根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也找到了代用品。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短短数年，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这项任务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

灵感。”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肖培根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路，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1978年，《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肖培根发表了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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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3年以来，肖培根应邀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一直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满怀激情地介绍中药现代研究的最新成就，扩大中药在国际上的影响，并撰写英文专著对中医药进行系统论述和介绍。

（摘编自张东风《肖培根院士的绿药情缘》）

为什么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其原因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在孟子之上。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荀子讲仁礼，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宣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悉，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过渡的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它们的核心仍然是“仁”。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 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 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 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 说完的活，沿有做完的亭，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 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 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舍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 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 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 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 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 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 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 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 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已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 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 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 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 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 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 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啄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 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 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 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 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 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 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 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 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 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家国意识。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象征，家国情怀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又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独特的价值体系，为家国认同的建构铺垫了道路，帮助历代统治者、思想家塑造治国平家的形象，因此“治世”一直是历代思想家绕不开的话题。在几千年的历史征程中，各家学说虽然观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都倾向于实现一个国泰民安、生活自由的太平盛世。

先秦儒家思想以实现“平天下”为最终目标，以积极进取、修身立德为治世之道，将“仁”作为思想核心及价值源头；而先秦道家思想旨在明心见性，以实现自身的自由为目标，以自然无为、回归自由作为治世之道，因此，前者被定义为“入世”，后者被定义为“出世”。孔孟更注重实际，而老庄更为超然。石门司门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入世是在对自身使命的理解之下产生的行为，故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的说法，孔子所说的“义”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宣扬及推崇的“道”的使命和责任。

道家倡导人的精神自由。绝对自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一般人都达不到，而精神自由却是普通人能够实现的。不同于政治学术语中的思想自由，道家的精神自由主要是指心灵上的自由，希望人们可以用内心的精神力量来克服凡世带给自身的诸多苦楚。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天方夜谭，实则包含着悲天悯人的仁爱情怀。庄子认为，诸侯国之间无休止的征战背后实则是一些人为了功名而不择手段，这些人控制了资源，而普通人没有能力改变，抗争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招来祸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追求自身的精神自由，来实现超越世俗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古往今来，很多学术研究把儒家思想简单地看作是入世哲学，把道家思想看作出世哲学，前者的最终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入世性十分显著，但实际上，儒家“修齐、治平”和“成仁”的理想包含了两个不可分割的内涵。一方面，修身即是对自己内心的反省，孔子讲“为仁由己”，孟子讲“仁，人心也”，两人都把“仁义”注入人们心中，因此追求价值的方向是努力向内的，具有层层向内的内在超越性；另一方面，尽管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属于外在，但是它以把圣人的精神状态推广到众人为目的，从家庭走向社会，出发点也是由内开始的。

孔子心中的入世精神，是源于他认为要想让“仁”得以实现，只有真正投入到社会中才能实现“仁”，实现治世之道。因此，可以说儒家治世思想中的基础是“修齐、治平”的修身精神。修身是对仁人的内在要求，由此便能够形成一个完善的道德主体。然而当社会条件没有办法实现自身的抱负时，就“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虽然从表面上看，“邦无道”时孔子做出了出世的选择，但实际上这种出世是在“隐”的状态中反省自身，从而对自身力量加以认知，积攒力量以“易无道为有道”，修身仍然是其深层结构，最终目的则指向“不复计有道、无道，正是有维世之意，易无道为有道也”，积蓄力量以期实现“治国平天下”。其次，无论出世还是入世，出发点都是其浓厚的家国情怀。先秦儒家的治世之道是“修齐、治平”，“治国平天下”是思想的根本，在自身都无法保全的战乱年代，很多人受到当时社会时局的限制，但是孔子却能够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加以察觉，思考他所希望的治世之道。

先秦道家的治世思想的深层结构首先同样是修身精神。老子认为治世之道的根本是修身，“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从老子的角度看，他认为可以托付国家的人一定是一个爱国如爱己的人，也就是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般爱护国家。凡是可以建功的人，必是要做到以人为根本，修生养性。处世之道建立在治身之本的基础上，对修身进行领悟，才能够将治世之道实现。

儒道互补的思想还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完整的价值观，让我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进退自如、能屈能伸，在他们的心理以及行动上都能掌握好分寸。从古至今，中国人基本都用儒道两家文化作为处世之道，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中国人大都习惯于用儒家思想来处理，当遇到现实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则会转而选择用道家哲学来面对。儒道两家这种互补的形态造就了中国文化生动、完善并且丰富多彩的形式。

（尚子惟《“入世”与“出世”：先秦儒道治世之道研究》）

材料一：

首先，反英雄缺乏传统的英雄品格。所谓传统的英雄品格，是指从中世纪、17世纪以来的世俗英雄的品格，例如，英气勃勃、执著追求真理的热情，超人的智慧和才能，坚强的生活意志，战胜困难的非凡毅力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急公好义的品德等等。20世纪初以来，现代主义思潮中的非道德化倾向改变了作家的社会观和文学观。随着小说主题的非道德化，流氓恶棍和英雄人物一同逐渐退出了作品，道德冲突的传统形式变得模糊不清。英雄是社会的产物，面临着精神危机和心理困境的现代西方难有一个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因而社会的典范难以确立，文学作品只能塑造接近普通人、反传统英雄品格的“反英雄”。

其次，反英雄的自我都是不稳定的、处于分裂状态的。现代派作家认为，现代人面临着异化的困境，人们无法把握自我。根据弗洛伊德学说，每个人都处在本能的要求与现实原则的约束的冲突之中。这些就是现代小说的人物缺乏一个明确的、稳定的统一自我的根本原因。

再次，反英雄处于某种困境之中，往往充当受难者、牺牲品。他们的困境包含外在的和内在的，或者说社会的和心理的两方面。从外在社会方面来说，非英雄或反英雄与周围的环境是不协调的，甚至是对抗的。他们遭受外在力量的压迫和敌视，处于受苦的境遇之中。反英雄较为明确的认识到自身与周围环境的对立状态，并且力图摆脱困境，争取自身的自由。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反英雄同环境的冲突使他们的内心生活充满焦虑、不安和痛苦，特别是当他们几经挣扎无法摆脱困境时，就产生悲观绝望的情绪。不管他们对自身的境遇有无明确的认识，实际上他们往往都充当了非理性世界的受难者或牺牲品。

（摘编自赖干坚《反英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角色》）

材料二：

海明威式英雄是西方文学中英雄谱系中的别样族类。他们不同于古希腊英雄对于无法逃避的命运的畏惧，也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哈姆雷特式的英雄在思索中延宕了行动的能力，他们生来不会多思想，从不去追究自己不幸命运的根源，他们只凭着本能和直觉同残酷的现实抗衡。海明威式英雄不同于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反英雄”，他们在“英雄死了”的现代文明的暮霭中，仍然坚守着英雄神话的塑造与英雄角色的承诺。他们倍感科技神话、理性秩序、乌托邦神话破灭的怆痛，于是选择了逃避，走向斗牛场、拳击场，森林里、雪原中和海洋上，走向现代文明难以波及的边缘，以行动与自然、死亡相抗争，展现了人类的生存意志与崇高的英雄形象。然而他们以生命换取荣誉，以死亡拯救理性的悲剧性努力，最终无法完全走出现代性中人性所具有的苍凉、困惑与无奈。 

海明威式英雄首先给人以崇高的悲壮之美。他们在与强大的敌人、自然力的殊死搏斗中体现了这种巨人般的力量：曼努埃尔与公牛搏斗，展现了压倒公牛的气势；圣地亚哥征服鲨鱼与大海，展现了英雄气概。这无不表明，为人的尊严而战的信念足以产生气吞山河的精神力量。他们所具有超人的力量未必能带来具体的胜利，但定能让人感到自由意志的凯旋。曼努埃尔与公牛一起倒下的同时，场上升腾起了人的尊严；圣地亚哥的风帆和马林鱼骨架，象征着他对意志的锤炼和收获。海明威式英雄的胜利，不是物质表象上的得失，而是精神领域的升华。透过海明威式英雄的伟大心灵，我们体会到崇高的另类美学意义。

与其他悲剧英雄相比，海明威式英雄有一种极力淡化死亡威力的倾向。他们对死亡的蔑视和超然风度扫荡了传统的崇高美所必然带有的痛楚感、恐惧感以及失落感。具体而言，他们以平常的心态挑战死亡，以平静的态度对待失败，以优雅的姿态与死亡共舞，也因而赋予了死亡一种特有的美丽。从美的关系而论，这是在产生崇高的严重对立与激烈冲突中，交织进的一种和谐。海明威通过威尔逊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超然态度：“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样，反正今年死了明年就不会再死。”他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感受到在死亡的控制下产生的对死亡的反抗。这种反叛的乐观主义，是对于死亡的一种更高层次的超越，也正是海明威式英雄的精神内核。

海明威是异化世界中英雄神话的守望者。尤其是在远离战争、英雄气质匮乏的时代，其对海明威式英雄的塑造呼唤英雄的归来，具有一种崇高与悲壮的色彩。海明威式英雄是力量型的英雄，尽管他们少言寡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器官的退化和功能的丧失，他们同样具有思想和行动上的伟力。海明威式英雄是明显带有尼采式超人气质的英雄，他们以英勇进击的姿态和顽强的生命意志对抗强权，捍卫自我的尊严。海明威式英雄浸润了海明威对人类生存意志与生命哲学的毕生思考和全部感情，展现出极富激发力和引导性的一种生命模式。海明威式英雄是以信念和勇气在生命领域中创造奇迹的文学形象，从更高的意识层面上向我们展示人性魅力之谜的底蕴。

（摘编自张岩《英雄·异化·文学：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母题及其流变》）

瓦猫（节选）

葛亮

宁怀远从蒙自刚来到昆明时，在翠湖边上看到一株梨花。很大，风吹过来，就落了一地，好像雪一样。后来，他无数次对荣瑞红说起这株梨花树。荣瑞红说，我们龙泉镇^① ， 什么花都有，就是没有梨花。

后来，宁怀远在滇池边上，听一个拉胡琴的唱，“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他又想起这株梨花，想起满天飞的白，却怎么也记不起树的样子了。

荣瑞红倒记得清清楚楚。那年夏天，蓝花楹开得正盛。黄昏时候，村里头来了一个人，敲开他们家的门。荣瑞红应了门，见是高个儿中年人，穿着青布衫子。蜡黄脸，满脸胡须。这人操官话，有两湖口音，口气温和，问荣瑞红家里头有没有要出租的屋子。荣瑞红就喊她爷爷。荣昌德老汉走出来，敲着烟袋锅，眯眼看来人胳膊底下夹着两本书，就问，先生，你是昆明城里来的教授吧？

那人点点头，说，小姓闻。荣老爹回，我们家的耳房刚租了出去。最近来我们镇上问的，都是昆明城里的教授学生。日本人的飞机把读书人折腾坏了。全城都在跑警报。走，我陪你去问一问。

荣老爹带着这个先生，顺着金汁河畔的小路，挨家挨户一路问过来。天擦黑了，这先生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抬头看看说，这房子好，“三间两耳倒八尺”。荣老爹说，可不，正正经经的“一颗印^”②。

敲开了门，一看，小院干净开阔，房子也通透。用的石材、木料都考究得很，楼板和隔墙板还未装完，眼见是新起的房子。闻先生怕人家不舍得，但还是说了来意。屋主说，好。钱不打紧，您看着给。这屋子刚建好，您不嫌弃，下周就能住进来。

闻先生看他爽快，也很高兴。屋主说，都说昆明城里造了新大学，来了许多教授。北方来的。要是不打仗，我们请也请不来你们。

荣瑞红才知道，这个闻先生，不是替自己找房子，是要替他们大学找个地方，盖个研究所。

要装修这个房子，镇上不缺人手。可这闻一多先生，一个瓦匠窑工也不请。他和另一个姓朱的先生，撸起袖子，带着几个年轻人，自己干。

荣老爹就说，他们开不了火。囡儿，新烧的饵块^③ ， 给他们送些去。

荣瑞红就拎着一只篮子，装几只碗给他们送过去。闻先生客气，要给她钱。她躲过去。

待装修好了，闻先生请村里的木匠刨了一块木板，刨得又平又光。他对青年说，怀远，去龙头村的弥陀寺，找冯先生，给咱研究所题个名。

黄昏的时候，“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牌子就挂起来了。

屋主来了，看了又看，说，这字可真好。可这屋上了椽子，要住进人，其实还缺了一样。

闻先生说，愿闻其详。

屋主笑笑，这得麻烦您找荣老爹问一问。

当天后晌，宁怀远第一次见到了瓦猫。

他看见荣家老爹捧了一只黑黢黢的物件走过来。走近看，是个陶制的老虎。那老虎身量小，但样子极凶。凸眼暴睛，两爪间执一阴阳八卦，口大如斗，满嘴利牙，像要吞吐乾坤的样子。老爹捧得稳稳的，神色也肃穆。宁怀远记起朱先生讲应劲的《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里头有神荼郁垒执鬼以饲虎一段，说虎能“执博挫锐，噬食鬼魅”。他想，这大概是一只和房宅相关的神兽。

他便大声感叹说，好凶的镇宅虎啊。

旁边的荣瑞红手里拿着红菱子，本也是肃然的，听了怀远的话，倒噗嗤一声笑出来，说，读书人的见识大。阿爷的瓦猫变了老虎。

荣老爹回头瞋她一眼，说，死囡儿，不说话当你哑巴吗。

这时，在宅前的端公，是本地的巫人。穿玄色的长袍，头戴锦帽，手里执了木剑。他捉来一只毛色绚亮的雄鸡，口中念念。旁人听不懂，大约是消灾瑞吉的咒语。随即出其不意，低头猛咬住公鸡的鸡冠。血便由肥厚的鸡冠流淌下来。端公唤来荣老爹，协他把住挣扎的雄鸡，将鸡血一一滴在瓦猫的七窍，即眼、鼻、口、耳处，又在那大嘴里放入松子等。这端公即刻手势利落，将鸡宰杀了，在院内的锅里烹煮。

半个时辰取出，直立于钵中，这鸡头须仰视屋宇檐角。端公遂点香祭之良久。最后，踏梯上屋顶，恭恭敬敬，才把瓦猫安在脊瓦上。

宁怀远看这端公，一场“开光”下来，大汗淋淋，像是脱了形。瓦猫坐在房上，凛凛地望着他们，竟让人有些敬畏。当地的人，经过了倒都要驻足，合掌默立。半晌，向主家道喜，才离去了。言语间皆轻声细语，像是怕惊动了什么。看得宁怀远心里也穆然起来。屋主帮着他们一一安置好了，这才和闻先生告辞。一边说，先生，这屋子就交给您了。临走时，他又点上三支香，插在香炉里，阖目拜了一拜，才道，这瓦猫既上了房，逢农历初一、十五，点香祭供，先生莫要忘了。

当晚上，闻太太将冯太太从弥陀寺请过来，说一起包饺子，庆乔迁之喜。

闻太太将一簸包好的饺子又下到锅里，说，你那边住得可好？等我这忙完了也去看看。

冯太太说，我本来不信鬼神，可那山坡上孤零零一座庙，住着总是不踏实。

闻太太说，你还是常来走动，跟我做伴，也多个照应。

冯太太叹口气道，不是我迷信。我倒听说，这村里的房子除了庙，都要请尊瓦猫，才算清净了。我刚一进门，看见你们房梁上坐了一尊，那叫个威风。

（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有删改）

【注】①龙泉镇，是以荣老爹为代表的陶艺匠人制作民间神兽瓦猫的世代传承之地。②也称“一口印”，一种住房建筑形式。③饵块，云南当地的一种小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