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黄豆

    爷爷是染布的。他爱吃黄豆出了名。在镇子西头，爷爷十七岁那年刷刷地在地上架起了好几口大染锅。这吃饭的手艺是“偷”来的。

    爷爷从小喜欢跑进大染坊找老板的儿子斗蛐蛐。有时老板的儿子跟私塾先生念书，爷爷便蹲在一旁，直愣愣地盯着热气腾腾的大染锅。爷爷蹲着染布时，就从兜里摸出几料炒熟的黄豆塞到嘴里嚼，这样一蹲就是一两个时辰。“呆瓜”——染布师傅往往这么笑话爷爷。当爷爷染出第一锅布时，大家才知道爷爷不呆。

    那年，家里遭了大灾，爷爷架几口大锅开始染布。开业那天，镇子里所有人都听到爷爷一边敲锣一边喊话，开张头半个月染布不收钱，染坏了一赔二。爷爷没钱请帮工，自己把麻绳往肚子上一勒，一把黄豆往嘴巴里一塞，一边香甜地嚼着，一边搅动大染锅。当爷爷嚼完三四把黄豆时，青布便染成了。青色衬着爸爸额头的汗珠，沉稳得像傍晚袭来的夜幕。

    后来，那家大染坊被爷爷挤垮了。没过半月，爷爷快乐的嚼着黄豆把那几口锅搬进了大染坊。于是，镇子里又了有大染坊。那名声像染布匠拿搅锅棍敲锅一样，咣咣当当响得很。在嚼着一把又一把黄豆时，爷爷兜里也开始响着咣咣当当的银元声。

    有了钱，除了每天有滋有味的多嚼几把黄豆，还取了奶奶。迎亲那天，爷爷喝了好多酒，醉了，进洞房时还绊了一脚，兜里的黄豆全撒在地上，他捡了好一阵子，奶奶什么反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后来跟我讲这事时，爷爷还叹气，这一绊，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后半辈子也不会活得这样磕磕绊绊。说这事时，爷爷喘着粗气，我帮着捶了半天背，他还是喘得满脸猪肝紫。

    其实，爷爷在生父亲的气。

    闲时，爷爷经常是一边慢慢嚼着黄豆一边跟我聊天，像在咀嚼他的一生。他说，父亲是一个“倒钱筒”。父亲是爷爷的独苗，奶奶宠着他，惯着他。听爷爷说，父亲才十岁，就开始进大烟馆。没钱，就赊账。烟馆老板拿着赊账本来计钱时，爷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父亲就像一颗荒野的树那样疯长。

    我十岁那年，三天三夜，父亲跟人赌输了。大染坊被抵了赌债。那一天爷爷没有嚼他的黄豆，唉声叹气，一脸乌云。

    搬出大染坊时，爷爷习惯性地掏出黄豆，迟疑了一下，爷爷这回没有把黄豆塞进嘴巴，而是把黄豆一路撒在地上。

    没几年，爷爷病得不行了。父亲依然整天不着家，爷爷的安危只是他耳边刮过的一阵微风。临终前的那个晚上，爷爷示意我到他跟前，他手中攥着一个小布袋，打开来，是些黄豆。昏暗的灯光下，豆子炒得金灿灿的，爷爷说，这辈子只剩下这点黄豆了，他的声音很轻，连他旁边油灯的火苗都没有动一下，他颤巍巍拈出一颗豆子，习惯性地放入口中，又试着嚼它。不知是黄豆太硬，还是爷爷老了，牙品不行，他没嚼动，又把豆子放入袋中。

    他叹叹气，说这辈子就爱这黄豆，人走了带上它，也算来世上留个念想。他慈爱地对我说，如果你长大了真活不下去，可以再到爷爷这里来拿这黄豆吃。不过，你要是争气，最好就别来找我了，他语气中满是沮丧。

    我愣愣的，不太明白，点了点头。

    第二天早晨，爷爷走了，手里紧紧攥着那小袋嚼不动的黄豆。邻居帮忙葬了爷爷后，父亲才回来。没人怪他，他在邻里眼中只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的影子。

    父亲长号着，声间凄厉，如同塌了脊梁。大家都知道他为什么哭，整整两天两夜，他雇了好几个人把小屋子掏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连瓦背也全掀掉了，还是没有找到传说中爷爷那几坨金子。他疯了。

    后来，一个金匠跟我说爷爷确实有几坨金子。不过，爷爷临终前偷偷让他打成了一颗颗金珠子。

    我蓦然明白，爷爷那小袋黄豆是什么了。爷爷给我留了一笔活命钱。

    有人曾问我，金子最终找到了吗？

    当然没有。爷爷的坟头早被我平了，当时还有人说，我跟我那疯死掉的父亲一样，也是忤逆不孝。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企业，人们称我是什么“著名企业家”。不久前，一次慈善会上，我说了，死后捐出全部财产，我那个儿子和老婆都不跟我说话了。为什么这么做？有记者问我，我一时语塞，眼前浮现出爷爷那小袋最后的黄豆。

（改自王琼华《最后一碗黄豆》）

写作的自由

冯骥才

    ①我的经历有点奇特。我是在文化大革命降临中国的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写了至少一百万字，非但没有一个字发表过，反而要把我写的人物换上外国人的名字，上边还故意署上外国作家的名字，以便一旦被人发现就解释为外国文学的手抄本一一当然这想法既幼稚又悲哀；可是回忆那种写作，我却真正的享受着写作的自由。尽管我身在绝对的思想专制的时代，但一旦拿起笔来，我的精神立即神奇般进入了绝对自由的境界。我百分之百地发挥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我还感到了一种庄严的历史的使命与责任，写作的心态无比虔诚和圣洁，以致常常忘了外部环境的残酷。

    ②我由此感受到，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人类一种伟大的精神行为。自由注定是写作的本质。自由对于写作是与生俱来的。我们选择了写作，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自由——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表达。然而自由不是空泛又美丽的奢谈。只有面对着束缚与禁锢，自由才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才显示出它高贵的价值与神圣的必要。所以自由的光芒总是散发在它被争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说，写作的自由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部的环境的自由，二是内心的自由；作为写作本质的自由首先应该在写作者的心里。那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为自由而写作，放弃这种意义的写作，写作就是制造文字的垃圾。

    ③然而，自由的对手不一定像强敌一样总站在对面。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来说，外来的强迫性的文化专制已不复存在。但市场的霸权同样可以混灭精神的自由。它无时无刻不在招徕你，改变你，改造你，使你逐渐变成可供消费的商业形象。人类正在走向一种困境：它所创造的一切方式，都带着难以拒绝的负面。于是，自由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

（选自2016年《当代》，有删改）

文本一：

国文教员

金克木^[注]

我上小学时白话文刚代替文言文，国语教科书很浅，没有什么难懂的。五六年级的教师每星期另发油印的课文，实际上代替了教科书。他的教法很简单，不逐字逐句讲解，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只提问，试试懂不懂。先听学生朗读课文，他纠正或提问。轮流读，他插在中间讲解难点。课文读完了，第二天就要背诵。一个个站起来背，他站在旁边听。背不下去就站着，另一人从头再背。教科书可以不背，油印课文非背不可。文长，还没轮流完就下课了，文短，背得好，背完了，一堂课还有时间，他就发挥几句，或短或长，仿佛随意谈话。一听摇铃，不论讲完话没有，立即下课。

他选的文章极其杂乱，古今文白全有，有些过了六十多年我还记得。不是自夸记忆力好，是因为这些文后来都进入了中学大学的读本。那时教小学的教员能独自看上这些诗文，选出来并能加上自己的见解讲课，不是容易的事。现在零星写几段作为闲谈。

记得五年级上的第一篇油印课文是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文很短，又是白话，大家背完了还有点时间。老师就问：“第一句是‘两千多年前有个人名叫孟轲。为什么不叫‘孟子’？你们听到过把孔夫子叫作‘孔丘’吗？”那时孔孟是大圣大贤，是谁也不敢叫出名字的。我在家念的《论语》里的“丘”字都少一笔而且只能念成“某”字。对孟子轻一点，轲字不避讳了，但也不能直呼其名。老师的问题谁也答不出，于是他讲，这第一句用一个“轲”字就是有意的，表示圣贤也是平常人，大家平等。这就引出了文中的议论。

还有一篇也是白话，是《老残游记》的大明湖一段。这篇较长，背书时堂上有许多人站着。他们会高声唱古书，不会背长篇白话。好在选的还是文言多白话少。有一篇是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从他讲课中我第一次听到桐城派、阳湖派、“不立宗派”的名目。课文背完了，老师说了一句：“希望你们长大了不要做病梅。”刚说完，铃声响了，他立即宣布下课。

他也教诗词。教了一首七言古体诗，很长，题为《看山读画楼坐雨得诗》，写雨中山景变化。诗中提到不少山水画名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名字，我就是从这篇诗知道的。当然那时我们谁也无福见到古画。教词，他选了两首李后主的，两首苏东坡的。背完了，他又提出问题，说，“罗衾不耐五更寒”，“高处不胜寒”，两个“寒”有什么不同？一个怨被薄，是皇帝。一个说太高，是做官的。为什么一样寒冷有两种说法？他还没发挥完，下课了。有意思的是他选了《史记》的“鸿门宴”。文较长，教得也较久，还有许多人背不出，站着。老师说，重念重背，第二天背完有时间了，他又高谈阔论了。他说，起头先摆出双方兵力，刘邦兵少得多，所以项羽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不能多带人，只带一文一武：张良、樊哙，这就够了。司马迁讲完这段历史，最后一句是“立诛杀曹无伤”。这个“立”字是什么意思？有人回答是“立刻”，又问：为什么着重“立刻”？自己回答：因为这是和项羽通消息的内奸，非除不可，还要杀得快。项伯对刘邦通消息，又在席上保护刘邦，也是内奸，为什么项羽不杀他？反而把自己人曹无伤告诉刘邦，难道想不到刘邦会杀他？从这一个“立”字可以看出司马迁要指出刘邦有决断。项羽有范增给他看玉玦也决断不下来。刘邦是聪明人，所以兵少而成功。项羽是糊涂虫，没主意，办事犹犹疑疑，所以兵多将广也失败。他把自己手下的韩信、陈平都赶到刘邦一边去了，太史公司马迁不仅叙述历史还评论历史，先讲什么，后讲什么，字字句句都再三斟酌选用，所以是头一位大文人，大手笔。看书做文，必须这样用心思。不背不行，光背也不行，这位教师引我进了文字，而我也被文字纠缠了一辈子。我究竟应不应该感谢他？自己也不知道。

文本二：

评曰：这些小品文算不算小说？绝不是从外国介绍进来的essay，那种散文的标准是法国蒙田和英国培根的议论短文以及英国兰姆的随笔文章。这些小小说倒像是中国的老传统，《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出于稗官，是“九流”之外的第十流，但仍旧是出于“王官”即中央政府部门，不过气派不大，所以比作小稗子。《世说新语》也是这一类小说。尽管里面的大人物有名有姓，但其言行查考起来，还是传闻居多。若不叫“小说”而叫“世说”，那就既好听又符合《汉书》里关于稗官小说的说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清末民初所谓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的分类多指长篇，短篇的叫作笔记小说，把唐人宋人的一些短文有点故事的都算进去，不论所记是真是假，外国到了现代，小说的体裁也够包罗万象了，所以这里的一些小文收入小说集不能算错。好在都没有列出姓名，是真是假，也就无须考证了。

注：金克木（1912-2000），著名学者。晚年曾写有多篇回忆性的短文，集为“化尘残影”随笔集，并附自评。文本一《国文教员》为“化尘残影”之一，文本二即“化尘残影”自评。

多余一句话

佚名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

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把地图收起来，准备下一站下车换车去。

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哪儿能就这么打住呢，他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我心想，大爷这话真是多余，车上年轻人好多呢，打击面太大了吧。可不，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俩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大家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可不要忘了，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

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听到他这么说，当然车上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吵，声音很快平息下来，少数人轻声嘀咕了两句也就不说话了。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想知道事情最后的结果吗？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

百年孤独(节选)

    加西亚·马尔克斯

当时，马孔多是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一座座土房都盖在河岸上，河水清澈，沿着遍布石头的河床流去，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像史前的巨蛋。

每年三月，衣衫褴褛的吉卜赛人都要在村边搭起帐篷，在笛鼓的喧嚣声中，向马孔多的居民介绍科学家的最新发明。一个身材高大的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满脸络腮胡子，手指瘦得像鸟的爪子，拿着两大块磁铁，从一座农舍走到另一座农舍，大家都惊异地看见，铁锅、铁盆、铁钳、铁炉都从原地倒下，木板上的钉子和螺丝嘎吱嘎吱地拼命想挣脱出来，乱七八糟地跟在魔铁后面。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狂热的想象力经常超过大自然的创造力，他认为这种暂时无用的科学发明可以用来开采地下的金子。他用自己的一匹骡子和两只山羊换下了两块磁铁。这些家畜是他的妻子打算用来振兴破败的家业的，她试图阻止他，但是枉费工夫。在好几个月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带着两块磁铁，勘察了周围整个地区的一寸寸土地，甚至河床。他掘出的唯一的东西，是十五世纪的一件铠甲。

三月间，吉卜赛人又带来一架望远镜和一只放大镜。磁铁的试验失败之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甘心，马上又产生了将放大镜作为作战武器的念头。他用两块磁铁和三枚殖民地时期的金币交换放大镜。乌尔苏拉伤心地流了泪。那盒金币由她父亲一生节衣缩食积攒下来。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无心抚慰妻子，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头扎进了作战试验。他将阳光的焦点射到自己身上，因此受到灼伤，伤处溃烂，很久都没痊愈。他甚至编写了一份使用这种武器的《指南》，连同许多试验说明和几幅图解，请一个信使送给政府。他等待答复等了几年，最后等得厌烦了，他就为这新的失败埋怨梅尔基亚德斯，于是吉卜赛人归还了金币，换回了放大镜，并且给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几幅葡萄牙航海图和各种航海仪器。梅尔基亚德斯亲手记下了修道士赫尔曼作的简要说明，把记录留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让他知道如何使用观象仪、罗盘和六分仪。在雨季的漫长月份里，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把自己关在宅子深处的小房间里，不让别人打扰他的试验。他完全抛弃了家务，整夜整夜待在院子里观察星星的运行……最后，他得意地向孩子们宣布自己的发现：“地球是圆的，像橙子。”

吉卜赛人回来的时候，乌尔苏拉唆使全村的人反对他们，可是好奇战胜了恐惧，因为吉卜赛人说是要展出纳希安兹人最奇特的发明。大家都到吉卜赛人的帐篷去，花一分钱，就可看到返老还童的梅尔基亚德斯——身体康健，没有皱纹，满口漂亮的新牙……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觉得这一切既简单又奇妙，第二天他不再按时进餐，从早到晚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他向乌尔苏拉唠叨，“咱们旁边，就在河流对岸，已有许多各式各样神奇的机器，可咱们仍在这儿像蠢驴一样过日子。”

他让那些跟他一起建立马孔多村的人带上铁锹、锄头和狩猎武器，并把自己的定向仪器和地图放进背囊，就去从事鲁莽的冒险了。……

探险回来以后，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绘了一幅地图。由于这张主观想出的地图，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马孔多是在一个半岛上面。他是恼怒地画出这张地图的，故意夸大跟外界往来的困难，仿佛想惩罚自己轻率地选择了这个建村的地点。“咱们再也去不了任何地方啦，”他向乌尔苏拉叫苦，“咱们会在这儿活活地烂掉，享受不到科学的好处了。”他决定把马孔多迁到更合适的地方去。

村里的男人已经开始准备搬家，乌尔苏拉却像蚂蚁一样悄悄地活动，唆使村中的妇女反对男人的轻举妄动。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说不清楚，不知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对立的力量，他的计划遭到一大堆借口和托词的阻挠，终于变成没有结果的幻想。有一天早晨他难过地对乌尔苏拉说：“既然谁也不想走，咱们就单独走吧。”

“不，咱们不走，”她说，“因为咱们在这儿生了个儿子。”

“可是，咱们还没有一个人死在这儿，”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反驳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亲属埋在这儿，他就不是这个地方的人。”

乌尔苏拉温和而坚决地说：“为了咱们留在这儿，如果要我死，我就死。”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试图用自己的幻想迷住她，答应带她去看一个美妙的世界：那儿，只要在地里喷上神奇的药水，植物就会按照人的愿望长出果实；那儿，可以贱价买到各种治病的药物。

“不要成天想入非非，最好关心关心孩子吧。”她回答，“他们像小狗儿似的被扔在一边，没有人管。”

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望了望窗外，看见两个赤足的孩子正在烈日炎炎的菜园里。他觉得，他们仅在这一瞬间才开始存在。他全神贯注地望着两个孩子，终于望得两眼湿润，他无可奈何地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好啦，”他说，“叫他们来帮我搬出箱子里的东西吧。”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