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 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①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细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只是说不出而已。

    ……

    ②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虽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③虽说巴黎的布置比伦敦、罗马匀调得多，可是比起北平来还差点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连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许多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④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但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艺，可是北平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省钱省事而且会招来翩翩的蝴蝶。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一般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从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美国包着纸的橘子遇到北平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⑤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许只有在北平才能享受一点清福吧。

    ⑥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选自老舍《想北平》）

那一排钻天杨

肖复兴

    四十多年前，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搬家到陶然亭南的地铁宿舍。走出宿舍，有一条大道，大道旁有一排新栽不久的钻天杨，瘦弱的树后有两间同样瘦弱的小平房，这是一家小小的副食品商店。

    我和店里的售货员很熟。年轻的那一位售货员，刚来不久。她个子不太高，面容清秀，长得纤弱，人很直爽，快言快语。她曾经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没考上大学，家里非催着赶紧找工作，只好到这里上班。

    知道我在中学里当老师，她让我帮她找一些高考复习材料，她想明年接着考。我鼓励她：对，明年接着考！有这个心劲儿，最重要！每次去那里买东西，她都爱和我说话。我把看过的杂志和旧书借给她看，或者索性送给她。她见到我就叫我肖老师，我管她叫小冯同学。

有一次，她看完我借给她的一本契诃夫小说选。还书的时候，我问她读完这本书，最喜欢哪一篇？她笑了：这我说不上来，那篇《跳来跳去的女人》，我没看懂，但觉得特别有意思。

    1978年的夏天，我和她相互鼓励着，一起到木樨园中学参加高考。记得考试的第一天，木樨园中学门口的人乌泱乌泱的，黑压压拥挤成一团。高考放榜，我考上了，她没考上。从此以后，她不再提高考的事了，老老实实在副食店上班。

    大学毕业后，我搬家离开了地铁宿舍，发现旧杂志把床铺底下挤得满满堂堂。便想起了这位小冯同学，她爱看书，把这些杂志送给地好。我来到副食店，一眼就看见她坐在柜台里。看见我进来，她忙走了出来，笑吟吟地叫我。我这才注意，她脸色有点黄，挺着个大肚子，小山包一样，起码有七八个月了。我惊讶地问道：这么快，你都结婚了？

    她笑着说：还快呢，我25岁都过了小半年！我们有同学都早有孩子了呢！

    那天告别时，地特意送我走出副食店。正是四月开春的季节，路旁那一排钻天杨的技头露出了鹅黄色的小叶子，迎风摇曳，格外明亮打眼。在这里住了小九年，我似乎是第一次发现这钻天杨的小叶子这么清新，这么好看。

    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小冯同学。

    前些日子，我参加一个会议，到一座宾馆报到。那座宾馆新建没几年，设计和装潢都很考究，宽阔的大厅里，从天而降的瀑布一般的吊灯，晶光闪烁。一位身穿藏蓝色职业西式裙装的女士，大老远挥着手臂径直走到我的面前，伸出手来笑吟吟地问我：您是肖老师吧？我点点头，握了握她的手。她又问我：您还认得出我来吗？起初，我真没有认出她，以为她是会议负责接待的人。她笑着说：我就知道您认不出我来了，我是小冯呀！看我盯着她发愣，她补充道：地铁宿合那个副食店的小冯，您忘了吗？

    我忽然想起来了，但是，真的不敢认了，她个子高了些，也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对她说了这些感受，她咯咯笑了起来，说：还年轻呢？明年就整六十了。

    她还是那么直爽，言谈笑语的眉眼之间，恢复了以前的样子，仿佛岁月倒流，昔日重现。我知道了她的经历：生完孩子没多久，她就辞掉副食店的工作，在家带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后，她不甘心总这么憋在家里，用她自己的话说“还不把我变成甜面酱里的大尾巴蛆？”便和丈夫一起下海折腾，折腾得一溜儿够，赔了钱，也赚了钱，最后合伙投资承包了这个宾馆，她忙里忙外，统管这里的一切。

    她说：“中学毕业去副食店工作，到今年整整四十年。您看看这四十年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说：“你过得够好的了！这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吗？”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还节节高呢！您忘了您借给我的那本契诃夫小说了吗？您说我像不像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

    分别的时候，我问她，那个小小的副食店，现在还有吗？

    她忍不住又笑了起来：那么小，跟芝麻粒一样的副食店，现在还能有吗？早被连锁的超市取代了。她还告诉我，地铁宿舍二十多年前就都拆平，盖起了高楼大厦，副食店早被淹没在楼群里了。不过，副食店前路旁那一排钻天杨，倒是没有被砍掉，现在都长得有两三层楼高了，已经成了那个地带的一景儿了呢！

    钻天杨，她居然还记得那一排钻天杨。

（有删改）

重返乡下

陈忠实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一些吃食，回到祖居的乡村老屋。站在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小院里，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小的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间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不尽的内蕴。

南窗前丁香的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回到屋里，架在大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沏上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利的寒风里，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我竟然泪眼模糊起来。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提。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鸶，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回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箩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锨一锨抛向箩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箩萝筛两边分流了。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箩筛。他在他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箩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兑的。我们就像是社会大坐标的两极，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转眼间五月来了，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连一块巴掌大的裸露土地都看不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瞬间创造出神奇来。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垅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

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柳树，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得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屡圣洁的温柔，我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直到某一天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丝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见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厚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嘘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我在读到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苛的龌龊惹烦了，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当然，每有一篇小说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是原下这两年，是我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摘自陈忠实《白鹿原上》，有删改）

纪念（节选）

孙犁

住在定县的还乡队回村复辟。为了保卫农民的斗争果实，我们队伍开来了。

一清早，我又到小鸭家去放哨。她家紧靠村南大堤，堤外面就是通火车站的大路。她家只有两间土坯北房，出房门就是一块小菜园，园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柳树。这些年，每逢情况紧张的时候，我就爬到柳树上去监视敌人的来路。这柳树是我的岗位，又是我多年的朋友。

柳树的叶子黄了，小菜园里满是整整齐齐的大白菜。小鸭的娘刚刚起来，正在嘱咐小鸭，等门楼醒了给他穿好衣服。随后她就忽地一声把门开开，嘴里叼着用红铜丝扭成的卡子，两手梳理着长长的头发，一看见我，就笑着说：“呀！又是老纪同志，快到屋里暖和暖和。”

“你好吧，大嫂！”我说，“今年斗争，得到了什么果实？”

她把头发卡好，抬手指着家前面的园子说：“分了这三亩园子。它在大恶霸陈宝三手里待了十年，现在又回来了。地多了，明年咱要好好种！叫恶霸们看看，是他们种得好，还是咱穷人种得好！”

她回手关上门说：“纪同志，咱们回来再说话吧，我赶集去！”说完转身走了。我望着她那壮实的身子和那比男子还要快的脚步！

不一会儿，老远传来了母亲喊小鸭的声音。母亲回来了，提着一个大柳罐，满脸红光，头发上浮着一层土。她说：“鸭，我在集上买了几十斤山药。我们娘儿俩去把它抬回来。”

正赶上我要下岗，小鸭就说：“叫纪同志和我抬去！”

我和小鸭把山药抬回来。我这么高她那么小，我紧紧拉着筐系，不让筐滑到她肩上去。她一路走着笑着，到了家里，她娘留我吃饭，我在她家屋里坐了一坐。屋里比夏天整齐多了，新安上一架织布机，炕上铺着新席，母亲说，都是用斗争款买的。门楼那家伙却不言不语地摘下他自己造的木枪来。那枪做得很不高明，只是一根弯榆木棍，系上了一条红布条子。我只能夸好，小鸭在一旁笑了，母亲也笑着说：“纪同志，你知道他是什么心思吗？夏天，你在这里不是答应给他一支枪吗？后来你就走了。他整天磨翻你记性坏，赌气自己做了一支，这是拿出来叫你看看，羞臊你哩！”

我赶紧说：“这怨我记性坏，回头我们做一支！”

母亲这时才红着脸说：“纪同志，有个事和你商量商量，俺家他爹，出去了这就九年了，老也没个音讯，你费心给打听打听！”

我说：“这好办，我们去封信打听打听。大嫂，不要结记，队伍开远了，交通又不方便，接不到信是常有的事。我也是八九年没和家里通信了。”

“纪同志不是东北人吗？有人说俺家他爹也跟着吕司令开到东北去了。”

“很有可能，那里来信不容易。”我说着告别了出来，想着一定要给小鸭的爹写封信，告诉他：他的孩子长大了，这样聪明；老婆进步了，这样能干；家里的生活变好了，一切是这么可羡慕，值得尊敬。他该是多么愉快！

晚上，我又到小鸭家放哨，小鸭听见动静就跑出来，说：“纪同志，俺爹来信了！”

“怎么这样巧，拿来我看看净写的什么？”

母亲也掩饰不住快乐的心情，把信交给我，并且把灯剔亮。我把信看了一遍，这是走了很远路程的一封信，信封磨破了，信纸也磨去了头，还带着风霜雨露的痕迹。可是，别提信上的言词是多么热情激动！我拿着信纸，好像握着一块又红又热的炭。不只小鸭的母亲吓得脸烧红了，我的心也跳起来。上面写着他在这八九年里，走遍了河北、山西、陕西，现在又开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上面写着他怎样和日本鬼子作战，现在又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战，现在已经升为营长；上面写着他们解放了东北多少万苦难的人民，那里的人民十四年经历的是什么样的苦难！上面写着他身体很好，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上面写着希望妻子进步，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和反顽的斗争；上面问到小鸭长得怎么样了……

小鸭嘻嘻笑着，指一指门楼说：“上面没提他！”

“那时他……”母亲像是要安慰门楼，说着脸红了。我明白那意思是，爹走的时候，门楼还在娘肚子里，出远门的人，恐怕是忘记临行时遗留的这块血肉了。

我回到我的岗位上去。想到我的同志们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分外兴奋。天已经黑了，星星还没出全。我把身子靠在那根大干上，把背包架在老鸹窠里，把枪抱紧，①望着堤坡那里。

夜深了，月亮升上来，照亮半个窗户。我听见门楼像大人一样呼呼地酣睡，像是小鸭翻了一个身，说：“多讨厌呀，人家越睡不着，他越打呼噜！”

“鸭，明天我们给你爹写一封信吧！”母亲问。

“叫他回来吗？”

“干么叫他回来！把家里的事情和他学说学说。写上咱家新添了三亩地。”

“对！给爹写封信，娘，我们给信缝一个布信封吧，布信封就磨不破了。”

过了一会儿，小鸭又说：“娘！我看还是叫爹回来吧，听说陈宝三的大儿子参加了还乡队，要领着人回来夺地哩！”

“不要听他们胡嚷嚷！”母亲说，“有八路军在这里，他们不敢回来。天不早了，快睡吧。”

从此就听不见母女两个的交谈，月亮也落下去。我望一望那明亮的三星，很像一张木犁，它长年在天空游动，密密层层的星星，很像是它翻起的土花、播撒的种子。

母子三个睡熟了，听他们的鼻息睡得很香甜，他们的梦境很远也很幸福。我想到战斗在我们家乡的雪地里的同志们。我觉得肩头加上了很重的东西，②我望着很远的西方。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修改于博野史家佐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