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就在跟前

沈祖连

    乔迁新居，一家人喜气洋洋。最高兴的莫过于母亲了，她进入客厅，进入卧室，进入厨房，最后来到阳台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阳台，几乎成了母亲的最大心愿，她要在阳台上养几盆花，要在阳台上安一张躺椅，每天能充分地享受阳光，而最实际的是可以在自己的阳台上晾晒衣服，这是老人最最期待的。

    给我找根竹子。”母亲发话了。

    大姐说，“就交给他吧。”

    大姐夫不很乐意，但还是毅然受命：不接受行吗，丈母娘的要求，妻子的命令。再说，不就是一根竹子吗？

    可接受下来，大姐夫才知道自己的荒唐：要在老家，要根竹子，提刀上山，便可手到拿来。可在这大都市里，去哪里找？可怜的大姐夫，骑着自行车，跑了市场，跑了生产资料公司，跑了土产公司，一无所获。

    午时归来，大姐问他要到没有。大姐夫说：

    “还没。我想，用根不锈钢管不是更好吗？”

    “真没用。阿妈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一根竹子，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那我下午继续找吧。”

    大姐夫登上楼顶，看到前街有建设工地，正在拆着脚手架，大姐夫心里一高兴，立时跑了过去。一根根卸下来的正是他所要找的竹子。

    大姐夫来到了门口，找到了门卫，递上一根烟，说，“师傅，卖根竹子给我好吗，多少钱呀？”

    “卖竹？我这里不卖竹。”

    “就是那些拆下来的……”

    “那是脚手架用的，不卖。”

    “可我急着用，不瞒你说，我的丈母娘……”

    “不用说了，我明白，你丈母娘要一根晾衣服……”

    “正是。”

    “可我不能卖呀。要不你去找工长吧，”门卫指着里边的一个汉子说，“就是那个戴着黄帽子的。”

    大姐夫来到了黄帽子跟前，叫了声：“工长，你好。”

    “什么事？”

    “我想跟你买根竹子。”

    “没有竹子卖。”

    “这是脚手架，还要搬到其他工地去用。”

    “我只要一根，次一点的也行。你就收回成本费吧。”

    “这可没有先例啊。”

    “看在我们男人的面上。通融一下吧。”

    “可是，我不能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扛着一根竹走出去呀。这么吧，你去找我们主任吧。他在办公室。”

    大姐夫在工长的指点下，见到了主任。

    主任是个脸皮白皙的汉子，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可不想一听到大姐夫说要买他的一根竹子时，却是一副不耐烦：“去去去，买竹子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碰了一鼻子的灰，大姐夫从工地出来，望着一地的竹子，却是一脸的茫然。这样回去，丈母娘问起，怎么是好？

    他在街角点燃了根烟，吸了一口，大脑皮层一下子跳出了个人：老同学李青不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任职吗？并且听说已经是个不大不小的部门头头了，好，就找他，不就是一根竹子吗？难道会不给老同学点面子？

    到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说是不在家，得晚上才回来。好吧，晚上就晚上，等等吧。

    心里有了点底，大姐夫便昂然地回来了。不过他还是不太敢见丈母娘。

    大姐问：“怎么，还没找到？”

    “有眉目了。”

    “我的天，跑了一天，才有眉目，能告诉我，怎么个眉目吗？”

    “阿英你别说这根竹子，手续还挺复杂的，不过总算找到了建筑公司的一个老同学了，他今晚回来，我估计明早吧，明早准能要到。”

    “什么呀？为了一根竹子，还得托人情，你这人情也用得太廉价了吧。”

    这时，二姐夫骑着摩托车回来了，一听大姐在指责大姐夫，便说，“不就是根竹子吗，也值不了多少钱，大姐夫你说你在哪发现了，告诉我，我去搞掂。”

    “不远，在前街工地上就有。只是……

    “你是说那些刚拆下来的吗？好。”

    二姐夫说着掉转车头，不到5分钟工夫，便扛着一根竹子回来了。

    大姐夫尴尬地问，“怎么我去不卖，你去就卖了？”

    “不就是一根竹子吗？用什么卖不卖的，我扛起就走。”

    “那要是让人抓住了呢？”

    “那就让罚吧，一根破竹能值什么钱的。不过谁管？”

（选自《21世纪微型小说排行榜》，有删改）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笫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膩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別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一一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岀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尊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半日刊）第一卷，有删改）

树木

（瑞士）赫尔曼·黑塞^①

    ①树木对我来说，一直是言辞最恳切感人的传教士。当它们结成部落和家庭，形成森林和树丛而生活时，我尊敬它们。当它们只身独立时，我更尊敬它们。它们好似孤独者，它们不像由于某种弱点而遁世的隐士，而像伟大而落落寡合的人们，如贝多芬和尼采。世界在它们的树梢上喧嚣，它们的根扎在无垠的大地之中，以它们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成为独一无二的自我：实现它们自己的、寓于它们之中的法则，充实它们自己的形象，并表现自己。再没有比一棵美的、粗大的树更神圣、更堪称楷模的了。当一棵树被锯倒并把它的赤裸裸的致死的伤口暴露在阳光下时，你就可以在它的墓碑上、在它的树桩的浅色圆截面上读到它的完整历史。在年轮和各种畸形的枝干上，忠实地记录了所有的争斗，所有的苦痛，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幸福与繁荣；记录了瘦削的年头，茂盛的岁月，经受过的打击，被挺过去的风暴。每个农家少年都知道，最坚硬、最贵重的木材年轮最密。在高山上，在不断遭遇险情的条件下，会生长出最坚不可摧、最粗壮有力、最堪称措模的树干。

    ②树木是圣物。谁能同它们交谈，谁能倾听它们的语言，谁就能获悉真理。它们不宣讲学说，它们不注意细枝末节，只宣讲生命的原始法则。

    ③一棵树说：在我身上隐藏一个核心，一个火花，一个念头，我是来自永恒生命的生命。永恒的母亲只生我一次，这是一次性的尝试，我的形态和我的肌肤上的脉络是一次性的，我的树梢上叶子的最微小的动静，我的树干上最微小的疤痕，都是一次性的。我的职责是，赋予永恒以显著的一次性的形态，并从这形态中显示永恒。

    ④一棵树说：我的力量是信任。我对我的父亲们一无所知，我对每年从我身上产生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也一无所知。我一生除了为这传种的秘密以外，再无别的操心事。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相信我的使命是神圣的。由于这种信任我活着。

    ⑤当我们不幸的时候，不能再好生忍受这种生活的时候，一棵树会对我们说：平静！平静！瞧着我！生活不容易，生活也不可怕。你害怕，因为你走的路引你离开了母亲和家乡。但是，每一步，每一日，都引你重新向母亲走去。家乡不是在这里或那里，家乡在你心中，或者说，无处是家乡。

    ⑥当我倾听树木在晚风中沙沙作响的时候，对流浪的眷念撕着我的心。你如果静静地、久久地倾听，对流浪的眷念也会显示出它的核心和含意，它不是从表面上看去那样，是一种要逃离痛苦的愿望。它是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对新的生活的思念。它领你回家。每条道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诞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坟墓都是母亲。

    ⑦当我们对自己具有这种孩子的想法感到恐惧时，晚间的树就这样沙沙作响。树木有长久的想法，呼吸深长的、宁静的想法，正如它们有着比我们更长的生命。只要我们不去听它们的说话，它们就比我们更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学会倾听树木讲话，那么，恰恰是我们的想法的短促、敏捷和孩子似的匆忙，赢得了无可比拟的欢欣。谁学会了倾听树木讲话，谁就不再想成为一棵树。除了他自身以外，他别无所求。他自身就是家乡，就是幸福。

【注】①赫尔曼·黑塞（1877—1962）：瑞士作家。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位终生漂泊、孤独、隐逸的诗人，代表作有流浪小说《荒原狼》等。

苏七块

冯骥才

    苏大幅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踝，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结齿，眸子赛①灯，下巴颤儿一塔山羊须，浸了油赛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戳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功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各色②。苏大夫有个各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绝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作“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

    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拖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了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他说他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哼呦哼呦叫疼。谁料苏大夫听都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门后，绕到前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了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手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龇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架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的药面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去。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选自《俗世奇人》）

【注释】①赛：天津地方土语，有“好像”或“似”之意。②各色：方言，意思是特殊，与众不同。

    材料一：

    《咬文嚼字》编辑部12月2日发布“2019年十大流行语”，“文明互鉴”“区块链”“硬核”“融梗”“XX千万条，XX第一条”“柠檬精”“996”“我太难/南”“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霸凌主义”等流行语入选。

榜首的“文明互鉴”出自习近平主席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主张的内涵不断丰富，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全球共鸣，彰显了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中央确定“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不仅让“区块链”成为信息技术领城的热词，也让其走进大众视野，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硬核”的彪悍、“融梗”的边界和“霸凌主义”的思维和行径，都令人沉吟再三。

（摘编自《年度十大流行语标注社会脉动》）

    材料二：

    材料三：

《语言文字周报》执行主编杨林成表示，流行语评选应当秉持五大基本原则。一是群众性原则。年度“十大流行语”应具有原创性，能展现大众的语言创造力，年度使用的热度较高，是不同语境、不同群体的人都在用的，比如“盘它(他)”。二是持续性原则。没有真正流行开来的事件性热词热语不收，比如“你是什么垃圾”，只在2019年6月底上海即将开始实施垃圾分类管理的时候热过，其后湮没无闻，就不应该收录。三是趣味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必须具有一定的语文智慧，包含一定的辞趣，还应该带有一定的情感、情绪，在风格上应该轻松活泼、幽默诙谐、自嘲解嘲，读来让人会心一笑，辞趣寡淡的一般不收录。四是规范性原则。流行语评选不能只考虑流行度，入选的条目要有利于健康的语文生态建设，源于谐音的热词不收，这样的“谐音”不利于汉语的规范、健康发展。比如，“你怎么这个亚子”“让我康康”等；缩写拼音的字母词一般不收，比如，“OMG”“瑞思拜(respect)”等。五是正面性原则。入选的条目在内涵上应该能反映当年民众或某一群体的某种心态，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镜像。

(摘编自《年度流行语评选必须传递正能量》)

    材料四：

年度流行语是一个以年为跨度的社会观察哨。换上历史的广角镜头，流行语的变迁展现出时代的变与不变。以科学技术领域为例，从几年前的“互联网+”“引力波”，到时下的“5G”“区块链”，日新月异的革新不断拓展着生产生活的疆域。从“两弹一星”“陈氏定理”，到“神舟飞船”“港珠澳大桥”，中国科技的历史性跨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辉煌历程的生动注脚。流行语持续更新，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国家在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铁人精神”还是“蛮拼的”态度，无论是“个体户”首吃螃蟹还是“创客”掀起创业热潮，拼搏奋斗的精神始终不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不变，这些都将汇聚起推动中国向好发展的磅礴力量。

新与旧，小与大，变与不变，道出了流行语背后的辩证法。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临近年末，很多机构相继发布了不同版本的年度热词，其选择各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流行语只能投射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并不能代表时代的全部。流行语选择愈多样、变化愈快速，越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进步的多样性，越说明中国具有发展的无限可能。

(摘编自《流行语中的时代活力》)

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