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 《思维与智慧》）

                                                                                        战争【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 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3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怕见学生的老师

孙凡利

    马友全县长是个怀旧的人。马县长读书时，班主任侯得良对他特别好，后来他高升了，还回母校看过侯老师。最近，马县长听说侯老师退休了，去了槐花中学做后勤，正好教师节快到了，他就想过去看看。

    秘书得知马县长的想法，私下联系了槐花中学的杨校长。杨校长听说马县长要来，一口气说了几个“欢迎”，说侯得良每天都在学校，随时恭候马县长大驾光临。

    教师节这天，秘书告诉马县长：“今天去看侯老师吧，杨校长正在恭候。”秘书说，这次没提前通知侯老师,免得他像前次一样腼腆“请假”，让马县长白跑一趟。随后，马县长一行人坐上汽车，悄声向槐花乡开去。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杨校长不时给秘书发来信息，说侯老师一直在岗， 让马县长大可放心。

    很快，汽车就开进了槐花中学。杨校长早早地等在那儿，等马县长下了车，他上前握住了马县长的手，寒暄后，三个人顺着过道来到教学楼后，杨校长指着面前的一排平房说：“这排是后勤办公室，侯老师在第三个门。”马县长瞅了一眼，第三个门正开着，看来，侯老师在。

    一行人来到办公室门口，杨校长喊了声：“老侯，看谁来了？”不过，屋里没有人应声。杨校长一步跨进屋里，扫视了一遍，侯老师并不在。看桌子上的茶杯还冒着热气，想必侯老师临时出去了。既然门都没关，看来没走远。

    办公室条件简陋，杨校长觉着在这里等不太方便，就请马县长到校长室等，大家坐下来喝起了茶。

    大约五分钟后，有人给杨校长打电话，说侯老师办公室上了锁。杨校长惊呆了，自己一直盯着侯老师，也就刚才陪马县长去校长室的工夫，侯老师就溜了？

    杨校长一边擦汗一边向马县长说出实情。马县长很惊讶，但还是冷静地说：“没想到侯老师还是怕见人。”杨校长盯着马县长：“怕见人？不对呀，侯老师平时挺外向的！”这么一说，马县长的表情不自然起来。县长微服私访吃了闭门羹，说起来真是没面子。

    突然，杨校长好像想起了什么，对马县长说：“我们可以查一下摄像头，看看侯老师去哪里了，学校的监控可是全方位无死角。”

    杨校长赶紧打开监控设备，调出侯老师办公室附近一个摄像头的监控录像，马县长也凑在电脑旁边。大家从屏幕上看到：就在刚才，侯老师进了办公室；没出几分钟，马县长赶到；大家刚走，办公室的房门，就被人从里边给关上了。

    侯老师没走，就在办公室！杨校长忍不住说：“太不像话了！”马县长却说：“我没说错吧，侯老师怕见人。”既然侯老师在办公室，那就去吧。马县长再次来到侯老师办公室门口，敲起了门。

    马县长在门外说道：“侯老师，我是马友全，您的学生，来看您了。我知道您在屋里呢。”

    好一会儿，屋里才传出声音：“你自己进来吧。” 杨校长气得在心里默念：说他胖，他还喘上了。

    马县长答应了侯老师，侯老师这才把房门打开一道缝，说：“进来吧。”马县长让大家在外边稍等，自己一闪身进了办公室。

    师生相见，分外亲切，两个人的手握了好一会儿才放开。马县长发现，侯老师身后贴墙的橱子，门半敞着，瞅了一眼，明显有被人坐过的痕迹，他忍不住说道：“老师，您刚才……”

    侯老师点点头：“对，刚才我实在走不脱，就藏进了橱子，心想等你们走了再出来，没想到你们又杀回来了。”马县长知道侯老师腼腆，可也不至于这样吧？侯老师看出马县长的疑惑，主动说道：“我知道你心里装着老师，无论去哪里工作都想着报师恩。之前，你也回母校看过我好几次，可我是真心怕见你，铁了心要躲着你！”

    这番话说得马县长脸色青一块红一块的，半天才说：“莫不成我是大老虎？”

    “那倒不至于，不过，你可能感觉不到，”侯老师接着说，“前几年，你回母校看望老师，都要让我陪你满校园转。最后，还少不了照一张合影。”

    说到这里，侯老师扶了扶自己的腰：“每次照合影，你在一旁坐着休息，让老师站着演练队形。最可气的是，拍照时，你们领导坐在前排，老师却在后排站着。你名义上是来看望老师，我看呀，就是来为自己争一个尊师的美名。你坐到了县长的位子，却如此沽名钓誉，唉……”侯老师摇着头，又摸了摸自己的膝盖，说：“我的腰和膝盖现在都有毛病，不能长时间站着，所以，没办法，只好躲着你……”

    马县长的脸彻底红了，额头也出了汗，他站在侯老师面前，低着头沉思了半天，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没一会儿，门打开了，大家“呼啦”一下围过来，马县长却摆摆手，说：“取消今天学校安排的所有活动，我和侯老师说说悄悄话。”

（有删改）

小步舞

[法]莫泊桑

    大灾大难不会使我悲伤，我亲眼目睹过战争，人类的残酷暴行令我们发出恐惧和愤怒的呐喊，但绝不会令我们像看到某些让人感伤的小事那样背上起鸡皮疙瘩，有那么两三件事至今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它们像针扎似的，在我的内心深处留下又细又长的创伤，我就给您讲讲其中的一件吧！

    那时我还年轻，有点多愁善感，不太喜欢喧闹。我最喜爱的享受之一，就是早上独自一人在卢森堡公园的苗圃里散步。

    这是一座似乎被人遗忘的上个世纪的花园，一座像老妇人的温柔微笑一样依然美丽的花园，绿篱隔出一条条狭窄、规整的小径，显得非常幽静。在这迷人的小树林里，有一个角落完全被蜜蜂占据。他们的小窝坐落在木板上，朝着太阳打开顶针大的小门。走在小路上，随时都能看到嗡嗡叫的金黄色的蜜蜂，它们是这片和平地带真正的主人，清幽小径上真正的漫步者。

    我不久就发现，经常到这里来的不止我一人，我有时也会迎面遇上一个小老头儿。

    他穿一双带银扣的皮鞋、一条带遮门襟的短套裤和一件棕褐色的长礼服，戴一顶肠绒毛宽檐的怪诞的灰礼帽，想必是太古年代的古董。

    他长得很瘦，几乎是皮包骨头；他爱做鬼脸，也常常微笑。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根金镶头的华丽的手杖，这手杖对他来说一定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这老人起初让我感到怪怪的，后来却引起我莫大的兴趣。

    一个早晨，他以为周围没人，便做起一连串奇怪的动作来：先是几个小步跳跃，继而行了个屈膝礼，接着用他那细长的腿来了个还算利落的击脚跳，然后开始优雅的旋转，把他那木偶似的身体扭来绞去，动人而又可笑地向空中频频点头致意，他是在跳舞呀！

    跳完舞，他又继续散起步来。

    我注意到，他每天上午都要重复一遍这套动作。

    我想和他谈一谈，于是有一天，再向他致礼以后，我开口说：“今天天气真好啊，先生。”

    他也鞠了个躬：“是呀，先生，真是和从前的天气一样。”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已经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他的身世。在国王路易十五时代，他曾是歌剧院的舞蹈教师。他那根漂亮的手杖就是德•克莱蒙伯爵送的一件礼物。一跟他说起舞蹈，他就絮叨个没完没了。

    有一天，他很知心地跟我说：“先生，我的妻子叫拉·卡斯特利。如果您乐意，我可以介绍您认识她，不过她要到下午才上这儿来。这个花园，就是我们的欢乐，我们的生命，过去给我们留下的只有这个了，如果没有它，我们简直就不能再活下去。我妻子和我，我们整个下午都是在这儿过的。只是我上午就来，因为我起得早。”

    我一吃完上午饭就立刻回到公园，不一会儿，我就远远望见我的朋友，彬彬有礼地让一位穿黑衣服的矮小的老妇人挽着胳膊。她就是拉•卡斯特利，曾经深受那整个风流时代宠爱的伟大舞蹈家。

    我们在一张石头长凳上坐下，那是五月。阵阵花香在洁净的小径上飘溢；温暖的太阳透过树叶在我们身上洒下大片大片的亮光。拉•卡斯特利的黑色连衣裙仿佛整个儿浸润在春晖里。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小步舞是怎么回事，好吗？”我对老舞蹈师说。

    他意外地打了个哆嗦。

    “先生，它是舞蹈中的皇后，王后们的舞蹈。您懂吗？自从没了国王，也就没有了小步舞。”

    他开始用夸张的文体发表起对小步舞的赞词来。可惜我一点也没听懂。

    突然，他朝一直保持沉默和严肃的老伴转过身去：

    “艾丽丝，让我们跳给这位看看什么是小步舞，你乐意吗？”

    于是我看见了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

    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像孩子似的装腔作势，弯腰施礼，活像两个跳舞的小木偶，只是驱动这对木偶的机械，已经有点儿损害了。

    我望着他们，一股难以言表的感伤激动着我的灵魂。我仿佛看到一次既可悲又可笑的幽灵现身，看到一个时代已经过时的幻影。

    他们突然停了下来，面对面伫立了几秒钟，忽然出人意料地相拥着哭起来。

    三天以后，我动身去外省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当我两年后重返巴黎的时候，那片苗圃已被铲平。没有了心爱的过去时代的花园，没有它旧时的气息和小树林的通幽曲径，他们怎样了呢？

    对他们的回忆一直萦绕着我，像一道伤痕留在我的心头。

（张英伦译，有删改）

大账簿

丰子恺

    我幼年时，有一次坐了船到乡间去扫墓。正靠在船窗口出神，手中拿着的不倒翁一刹那间形影俱杳。我看看自己的空手，又看看窗下的层出不穷的波浪，再向船后面的茫茫白水怅望了一会，心中黯然地起了疑惑与悲哀。我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究竟如何，又悲哀这永远不可知的命运。它也许随了波浪流去，搁住在岸滩上，落入于某村童的手中；也许被鱼网打去，从此做了渔船上的不倒翁；又或永远沉沦在幽暗的河底，岁久化为泥土，世间从此不再见这个不倒翁。我晓得这不倒翁现在一定有个下落，将来也一定有个结罘，然而谁能知道这不可知的命运呢？终于我想：将来我长大起来，总有一天能知道这究竟，能解除这疑惑与悲哀。

    后来我果然长大起来。然而疑惑与悲哀，反而随了年纪的长大而增多增深了。我赴郊外散步，偶然折取一根树枝，后来抛弃在田间的时候，总要对它回顾好几次：“我不知几时得再见它？它此后的结果不知究竟如何？我永远不得再见它了!它的后事永远不可知了!”有时已经走了几步，又回转身去，重新拾起，郑重地道个诀别，然后硬着头皮抛弃它，再向前走。明明晓得这些是惜不胜惜的琐事，然而悲哀与疑惑确实地充塞在我的心头

    吃饭的时候，一颗饭粒从碗中翻落在我的衣襟上。我顾视这颗饭粒，又惹起一大篇的疑惑与悲哀来：不知哪一天哪一个农夫在哪一处田里种下一批稻，就中有一株稻穗上结着这粒谷；这粒谷又不知经过了谁的刈、谁的磨、谁的舂、谁的粜，而到了我们家，而落在我的衣襟。这种疑问都可以有确实的答案；然而除了这颗饭粒自己，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袋里摸出一把铜板，分明个个有复杂而悠长的历史。它们之中，有的曾为街头的乞丐哀愿的目的物，有的曾为劳动者血汗的代价，有的曾经参与在盗贼的赃物中，有的曾经安眠在富翁的大腹边。这些铜板倘会说话，我一定要尊它们为上客，恭听它们历述其漫游的故事。但它们都像死也不肯招供的犯人，心中分明秘藏着是非曲直，然而不肯泄漏它们的秘密。

    现在我已行年三十，那种疑惑与悲哀在我胸中，分量日渐增多；但刺激日渐淡薄了。因为我参考大众的态度，看他们似乎全然不想起这类的事，饭吃在肚里，钱进入袋里，就天下太平，梦也不做一个。这在生活上的确大有实益，我就拼命以大众为师，学习他们的幸福。学到现在，只是那种疑惑与悲哀的刺激淡薄了一点，然其分量仍是日渐增多。我每逢辞去一个旅馆，无论其房间何等坏，临去时总要低徊一下，想起“我有否再住这房间的一日？”又慨叹“这是永远的诀别了!”。每逢下火车，无论这旅行何等劳苦，临走时总要发生一种特殊的感想：“我有否再和这人同座的一日？恐怕是对他永诀了!”但这等感想的出现非常短促而又模糊，像飞乌的黑影在池上掠过一般。我究竟已有了学习的工夫了。然而一旦不见了老师，而离群索居的时候，我的故态依然。现在正是：春风送进一片白桃花的瓣来，落在我的稿纸上。这分明是从桃树上吹下来的，然而有谁知道它生在哪一枝头的哪一朵花上呢？窗前白雪一般的无数花瓣，分明各有其故枝与故萼，谁能一一调查其出处，使它们重归呢？

    我仿佛看见一册极大的大账簿，簿中详细记载着宇宙间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于是我从来的疑惑与悲哀，都可解除了。不倒翁的下落，手杖的结果，一一都有记录饭粒与铜板的来历，一一都可查究；旅馆与火车对我的因缘，早已注定在项下：片片白桃花瓣的故萼，都确凿可考。连我所屡次叹为永不可知的沙堆的沙粒的数目，也确实地记载着，下面又注明哪几粒沙是我昨天曾经用手掬起看过的。

    凡我在三十年中所见、所闻、所为的一切事物，都有极详细的记载与考证；其所占的地位只有书页的一角，全书的无穷大分之一我确信宇宙间一定有这册大账薄。于是我的疑惑与悲哀全部解除了。

    一九二九年清明过了写于石湾

（有删改）

雨夜小站
柳青

春雨唰唰地下着。透过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小街两边的店铺已经点起了灯火。由于春汛，渭河的渡口暂时取消了最后一次摆渡，旅客们都陆陆续续进了这个旅馆或那个旅馆，只剩年轻的庄稼人梁生宝，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一条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破席棚底下。

来这里买稻种的生宝，碰到一个难题。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连睡大炕也要两角钱。他从家乡起身时，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心想：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眼前唰唰的春雨却把他搁在了这个小站。

“把他的！到哪里过一夜呢？”

站在这异乡的陌生小街上，生宝的心却回到渭河下游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是多么困难啊！起身时收集稻种钱，难着哩！其他互助组的庄稼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也是作为组长的他先垫着。生宝心里明白：他带来了多少钱，要买多少稻种，还有运费和来回的车票。他怎能贪图睡得舒服，多花一角钱呢？

从前，汤河上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郭县地面有种叫“百日黄”的急稻子，秋天割倒稻子来得及种麦，夏天割倒麦能赶上泡地插秧；只要有肥料，一年可以稻麦两熟。

任老四曾经溅着唾沫星子感激地对他说：“宝娃子！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娃们就有馍吃了嘛！”

“就说稻地麦一亩只收二百斤吧！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哩！生宝同志！”这是区委王书记开会时拿眼睛盯着生宝说的。生宝明白：那是希望和信赖的眼光……

“我哪怕就在这席棚底下蹲一夜哩，也要省下这两角钱！”生宝对自己说。度过了讨饭的童年生活，十三岁就给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青年时代又在秦岭荒山里混日子，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作“困难”！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可他知道继父梁三不这么想……

一九二九年，生宝跟着他妈夹在衣衫褴褛的人群中，逃难到下堡村，是继父梁三的草棚屋收留了他们。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了，再后来租不到地，连父亲留下的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可自从草棚屋里有了生宝母子，曾经被命运打倒的梁三，又开始创立起家业来，他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可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榆树已经比碗口粗了，家业依旧没创起来。

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梁三家分得十来亩稻地，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突然就有莫名其妙的精力，见天天不亮就开始忙乱起来，但对于生宝也渐渐生出许多不满。

看见郭振山家盖瓦房，他心里气：“你把俺生宝拉进党里头做啥嘛？你弟兄三个外头有人干事，屋里有人种地，你们积极得起啊！可俺家里的地怎弄哩？”

听说生宝担任互助组组长，他冲到老婆跟前抱怨：“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成天不着家，啥时才能创立咱自个儿的家业？”

这次买稻种，老汉照旧不高兴：“谁见过汤河上割毕稻子种麦来？等碰破了脑壳后，你才知道铁是铁，石头是石头。”

想到这，生宝觉得有必要回去后认真地跟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啥不同。爷俩使足了劲种地，的确年年粮食有余，然后有力量买地。可像任老四家那样的，劳力软，娃多，离开互助组就搞不好生产，就得年年卖地。那十年八年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他爷俩名下了！

想到能改变继父的想法，生宝满脸堆起笑容，他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碗汤面，然后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在那些七凑八凑来的人民币中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

踏着土街上的泥泞，生宝从饭铺跑到车站票房。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全部情况；划第二根洋火，选定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把麻袋在地上铺开来。头枕着过行李的磅秤底盘，生宝和衣睡下了。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

票房外头，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是凉的，可生宝心中是热的……

（节选自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有删改）

【注】互助组：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为解决各自劳动力、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而建立的劳动互帮互助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