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菊天空的天

    马小菊从家里出来时，天还好好的，走到半路就下起了雨。马小菊没带雨具，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又冷又疼。她看看离药店不远了，就跑了起来，跑到药店，衣服湿了个透。这个夏天的雨格外多，像失恋女人的眼泪，落得很频繁。

    “咋这天来了？”药店老板招呼马小菊。“婆婆疼得紧。”马小菊一边用她本就湿了的袖子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回避着药店老板的眼睛。马小菊的婆婆有风湿病，一到雨天就疼得厉害。

    “向午真不是个东西，把家里的事都甩给你一个人，自个儿倒乐呵去了。”药店老板说。向午是马小菊的男人，当包工头挣了钱后就很少回家了，别人说他有了外遇。

    马小菊没理药店老板的茬，边说拿一盒膏药再拿一盒止疼片，边从温温的裤兜里往外掏钱。药店老板把找回的钱递给马小菊的时候说：“昨天二凯去省城进货看见向午了，他和一个女的在街上走着。”说完两眼盯着马小菊看，以为她会大骂向午一顿，可是马小菊似乎没什么反应，她先接过钱，然后像听别人家男人的事一样“哦”了一声。马小菊说：“要是二凯再看见向午，就跟他说他娘病了，想他。”

    马小菊说完拿上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就往外走。雨还在下着，马小菊不紧不慢地走在雨里，密密的雨点实实地打在她身上。刚才要不是药店老板提起向午，她还想在药店避避雨的，可是药店老板提起了向午，她就不能再呆下去了。

    向午是马小菊的一块心痛。刚听说向午有外心的那会，马小菊的心都碎了。她整天哭整天骂，四处向人打听向午的行踪。她还去省城找了一趟，但偌大一座省城，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就像绣花针落门前草坡地了。马小菊找了三天三夜，没找到，就回来了。

    马小菊回到家才知道，她不在家这几天，婆婆摔断了腿。马小菊好懊悔，如果不是自己离开家去找向午，婆婆就不会摔伤。马小菊抱着婆婆的伤腿，眼泪流得像筛子眼里落下的米。一些人笑话马小菊，说她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马小菊不去理。她觉得眼下没有比照顾婆婆更重要的事了，真的没有了。

    马小菊揣着药走到家时雨停了，她心想：这雨，好像就是给我下的。

    马小菊进了屋唤了几声娘，没人回应。马小菊以为婆婆睡着了，就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等她换完衣服来到婆婆房间一看，婆婆昏倒在地上，口里吐着白沫，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张向午的照片。马小菊明白了，婆婆是为了找放在抽屉里的向午的照片才摔倒的。马小菊赶忙把婆婆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马小菊去交住院押金。马小菊的钱不够，就去银行取钱。

    在去银行的路上，马小菊碰见了旺子媳妇。旺子媳妇追着撵着跟马小菊说：“我在省城看到远处一个男人，好像是向午呢。”马小菊说：“你再看见向午，跟他说他娘病了，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来。”旺子媳妇还想跟马小菊说些什么，马小菊却匆匆走了。

    经过一夜的抢救，婆婆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能否醒过来不好说。

    马小菊说：“怎么就不好说了呢？”她想起别人曾给过她一个治疑难杂症的偏方，婆婆用了这个偏方也许会好起来。她就回到家找到那个偏方，按方子里写的，找了几味药，最后就差一味冬瓜皮。马小菊知道前院吴二婶家种了冬瓜，就去吴二婶家要冬瓜皮。

    马小菊到吴二婶家还没开口说话，吴二婶就先和她说起了向午的事。吴二婶说：“小菊，我去省城儿子家，看见向午和一个女人在逛街。”马小菊说：“吴二婶，你再见到向午，跟他说他娘病得很重，快不行了，让他赶快回来。”

    婆婆喝了马小菊熬的药，仍旧没有好，最后还是去了。

    婆婆入土那天，又下了雨，很大的雨，雨声把马小菊的哭声给淹没了。

    雨季快要过去的时候，向午回来了。向午一身落魄地回来了，他被人骗了个精光后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啥？你娘不在了你还回来干啥呢？”马小菊说着，眼泪像雨滴一样落了下来。可这时窗外的雨却停了，天空响晴响晴的。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阿芳

林语堂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阿芳能为人所不能，有许多事的确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来，又像诗人赋诗，全凭雅兴。大约一星期间，阿芳打破的杯盘，总够其余佣人打破半年的全额。然而他心地又是万分光明，你责备他，他只低头思过。而且在厨房里，他也是可以称雄称帝，不觉中几位长辈的佣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许是因为大家感觉他天分之高，远在一班佣人之上。你只消听他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口气，便知道他生成是一副少爷的身份。

    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箧，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他有特赋的天才，多能鄙事，什么家具坏了，会自出心裁，一补一塞，一拉一敲，登时可以使用起来；闲时也会在花园中同小孩讲其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到底不知道是讲的小孩有趣，还是听的小孩有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佩服。自从到我家之后，他早已看准了我的英文打字机，每晨我在床上，他总在书房里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在玩弄那一部打字机。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我花了两小时修理不好。我骂他不该玩弄这个机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来，阿芳对我说：“先生，机器修理好了。”

    还有许多方面，确乎非有阿芳莫办。他能在电话上用英语、国语、上海语、安徽语、厦门语骂人。而且他哪里学来一口漂亮的英语，这只有赋予天才的上帝知道吧。只消教他一次便会。他说Waiterminit，而不像普通大学生说Wait-a-meenyoot。我劝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并愿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学费，但是他不肯去。

    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买一盒洋火，一去就是两个钟头，回来带了一只新布鞋及一只送给小孩的蝗虫，但是没有洋火。一收拾卧房，就是三小时，因为至少有一小时须喂笼乌，或者在厨房里同新老妈打诨说笑：“阿芳，你今年十八岁了，做事也得正经一点。”我的太太说。但是有什么用？还要看他摔破杯盘，把洋刀在洋炉烤焦了，秽箕放在饭台上，扫帚留在衣柜中，而本人在花园里替小孩捉蝗虫。现在我的茶碗没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预备早餐时，厨房里又是如何一阵阵“乒一一乒一一乓”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来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变成阿芳的专利。

    三星期前，我们雇了一个新来洗衣的老妈。这个老妈并不老，只二十一岁。从此厨房重地又变成嬉笑谑弄的舞台了。工作更加废弛，笑声日日增高。打扫房间已由两小时增到三小时，阿芳连我每日应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训他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结果，最后无法，我便下严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时半皮鞋不给我擦亮，放好在卧房前，定然把他辞退。我必须维持主子的身份。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佣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惧色，尤其是烧饭洗衣的老妈。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静听房外的声音。六时二十分，洗衣服的青年老妈把我皮鞋放在门前。我觉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带来的。你为什么替他带来？”

    “我正要上楼，顺便替他拿来。”那老妈恭而有礼的回答。

    “是他叫你的，还是你自己作主？”

    “他没叫我，我自己作主。”

    我知道她在撒谎 。阿芳的梦魂还在逍遥睡乡。但是这位青年老妈婉词的替阿芳辩护，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愿屈服。

【注】按：此为两年前存稿，阿芳后来与新老妈有私，串通在外行窃，入狱，今年六月出狱，至此尚未见面。

民间音乐

莫言

    四个月前，镇中心茉莉花酒店的店东兼厨师兼招待花茉莉收留了流落到马桑镇的小瞎子。自从马桑镇的人听了小瞎子吹箫，茉莉花酒店生意空前兴隆。小瞎子也施展开了他的十八般武艺，将他的洞箫、横笛、琵琶、二胡、唢呐通通从布袋里拿出来，轮番演奏，每夜都要闹腾到十二点才睡。几十个有一点音乐细胞的小伙子，就连中午休息那一点时间也要跑到茉莉花酒店来，听小瞎子讲几段乐理，讲几个譬如《阳春白雪》之类的古曲。

    镇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也不想吃过晚饭倒头就睡，他们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与享受，他们需要音乐。虽然小瞎子能够演奏的乐曲他们都已听过，但这些曲子他们百听不厌，每听一遍都使他们感叹、唏嘘不止。对此，小瞎子开始良心不安起来，演奏前，他总是满面羞愧地说：“这怎么好意思，老是这几个曲子……我的脑子空空了，我需要补充，我要去搜集新的东西……”然而，那些他的崇拜者却安慰道：“兄弟，你会的这些曲子就尽够俺们享用了，好东西百听不厌。就像花大姐卖的烧酒，俺们天天喝，从来没烦过，每一次喝都那么上劲，一口下去，浑身舒坦。你这些曲子呀，嗨嗨，就跟花大姐的烧酒一样……”当听到酒徒们把自己的音乐与花大姐的烧酒相提并论时，小瞎子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的两扇大耳朵扭动着，仿佛两个生命在痛苦地呻吟。那晚上的演奏也极不成功，拉出的曲子像掺了沙子的米饭难以入口一样难以入耳。

    九月初头，榨糖厂，帆布厂厂房建成，花茉莉准备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还托人去上海给瞎子买花呢西服黑皮鞋——这是为小瞎子晚上演奏准备的礼服。最后，她请镇上最有名的书法家写了一块“茉莉花音乐酒家”的匾额，高高地挂在了瓦檐之下。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计划说给小瞎子听。小瞎子对花茉莉的计划感到惊叹不已，认为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而听到自己将在这个安乐窝里永远充当乐师时，他的脸上出现了踌躇不快的神情。

    马桑镇的光辉前景，自然也在花茉莉的邻居——开茶馆兼卖酒菜的瘸腿方六、饭铺“掌柜”黄眼、小卖部“经理”麻子杜双三人心中激起了波澜，他们自信本事都不在花茉莉之下，而花茉莉能够如此猖獗，挤得他们生意萧条，实在是借助了小瞎子的力量。

    这天下午，三人商议停当，便跨过麻石街，走进了“茉莉花音乐酒家”。正是农忙季节，店里没有顾客。花茉莉正在灶上忙着，为晚上的营业做准备。一看到方、黄、杜到，她连忙停下活儿相迎。她一边敬烟一边问：“三位掌柜屈驾光临，小店增辉哪！不知三位老哥哥有啥吩咐！”

    “花大姐，”方六捻着老鼠胡子说，“你这四个月，可是大发了！”

    “那也比不上您呐，方掌柜！”

    “嘻嘻，花大姐挤兑人喽，俺这三家捆在一起也没有您粗呐！”

    “花大姐，”黄眼道，“您这全沾了小瞎子的光哟！”

    “此话不假。”花茉莉撇撇嘴，挑战似的说。

    “花大姐，您看是不是这样，让小瞎子在咱们四家轮流坐庄，要不，您这边丝竹一响，俺那边空了店堂。”方六说。

    “什么？哈哈哈……真是好主意，亏你们想得出，想把人从我这挖走？明告你们吧，没门！”

    “花大姐，说实话难听——这小瞎子可是咱四个人一块发现的，你不能独占花魁哪！”

    “放屁！”花茉莉柳眉倒竖，骂了一声，“想起那天晚上，你们三个人支支吾吾，一个个滑得赛过泥鳅，生怕他腌臜了你们那臭店，连个宿都不留。是我把他领回家中，热酒热饭招待。这会儿看他有用处了，又想来争，怎么好意思张你们那张臭嘴！呸！”

    “花大姐，说话别那么难听。俗话说，‘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好说好商量，撕破了脸子你也不好看。”

    “你能怎么着我姑奶奶？”

    “花大姐，你与小瞎子非亲非故，留他长住家中，有伤风化。再说，现如今是社会主义，不兴剥削劳动力，你让小瞎子为你赚钱，却分文不给他，这明明就是剥削，法律不允许……”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非亲非故？”

    “难道你真想嫁给他不成？”

    “我就是要嫁给他！我马上就去跟他登记结婚。他是我的男人，我们两口子开个夫妻店，不算剥削了吧？你们还有什么屁放？”

    “我每月出一百元雇他！”

    “我出二百！”

    “滚你们的蛋吧，一千我也不卖！”

    花茉莉干净利索地骂走了方、黄、杜，独自一人站在店堂里生气。她顾不得干活了，一把撕下围裙，推开了虚掩着的后门。

    她愣住了。

    小瞎子直挺挺地站在门外，像哲学家一样苦思冥想，明净光洁的额头上竟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

    他那两只耳朵、两只洞察秋毫之末的耳朵，在可怕地扭动着。

苦寒日子里的火盆

    李文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冬季农村我家冰冷的土屋里，一个摆放在炕中间的火盆，徐徐地散发着微弱的热量，温暖着家人。 

    ‚灰头土脸的火盆，经年磨损已辨不清它的色泽，灰不溜秋不修边幅有些邋遢，是我和母亲挖来房前土坑的黄土，掺拌碎麻绳头仿造泥盆打制而成，盆壁粗糙凹凸不平。但它厚实，耐用，稳重，有如沉静在时光里的老者，静穆地抵御四面八方入侵而来的寒冷。它散发着秋阳晒干的柴草和牛马粪燃烧后的味道，偶尔窜出一丝瘦弱的青烟，嘘寒问暖呵护着家人。

    ƒ年迈的祖母整日厮守着火盆，有如它的保护神。祖母着一袭黑色长袍，黑色网兜罩住稀疏的花发，瘦弱的脸上布满了沧桑的皱纹和老年斑，半眯着凹涩的双眼，青筋裸露枯枝般的双手总是轻轻放在火盆上吸收热量，双膝上下叠加端坐在褥子上，一如默默念经打坐修行的僧尼。祖母喜爱抽烟，一杆尺余长的烟袋伸进火盆，深深一吸，火星闪烁，烟雾缭绕中的祖母如同仙人般养精纳神。左邻右舍难耐寂寞的老姐妹爱串门凑热闹，三三两两围拢着火盆，陪同祖母长枪短炮吞云吐雾，有一搭无一搭地东拉西扯，一坐就是小半天，真应了“老太太，小媳妇儿，一个一个有福人儿，不做饭，不淘米儿，坐在炕上烤火盆儿”的民谣，寒冷寂寞的时光随着袅娜升腾的烟雾悄悄溜走。 

    „数九寒冬的夜晚，闲暇的女孩子也爱扎堆凑热闹，二姐的闺蜜们常挤在我们家。几位穿着花棉袄梳着大辫子透着青春气息的女孩围坐在火盆旁学织毛衣。胖乎乎的二丫是初学，二姐先是平针起好头，再手把手教，食指怎样上线，怎样旋转回针，不厌其烦；黑黝黝的领弟是一知半解，二姐悉心点拨，恰到好处；闪着水灵灵大眼睛的小芹拿着半成品，是来学花样技巧的，两人比比画画，各抒己见。她们唧唧嘎嘎地说着话，说毛线，说款式，说图案，说织法，也说女孩子的悄悄话，说到高兴处，哈哈大笑不止。不小心，织针掉到火盆里，线头被点燃，女孩子惊叫拍打着。一张张甜美秀娟的脸散发出胭脂之气，女孩子的心事梦想和憧憬蕴藏在簇拥的火盆里。   

    …火盆里也有孩子的乐趣。我和四姐五妹在火盆旁写作业，看画本，玩嘎拉哈、翻绳，下五道。有时火盆里埋几个土豆，在抓心挠肝的急切等待中，外焦里嫩散发着芳香的土豆，让枯寂的冬夜充满甜蜜温馨。抓一把玉米、黄豆，散落到火盆里，噗噗噗，一粒粒黄豆变色裂纹；嘭嘭嘭，一颗颗玉米笑成了爆米花，掺杂着孩子们嘻嘻哈哈的欢笑声，惊醒了寂寞的长冬，成为苦寒日子里最简单的幸福。

    †火盆也成为家中议事的中心，家庭中有许多重要事情，都是围坐在火盆旁酝酿成熟的。姐姐们长大了，有媒婆来提亲，父母与客人围坐在火炉旁，喝着茶吸着烟谈论着，媒婆眉飞色舞先是夸赞一番姐姐聪明能干，再口若悬河表扬小伙子吃苦耐劳。父亲时不时拿起小铲子弄一弄火盆，烟灭了，撮点火点燃，几经反复，姐姐的终身大事就敲定了。年关将近，家人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购买年货的琐事，火盆映照着家人的脸庞，在寒冷中散发着其乐融融的温情。 

    ‡一盆余火，散发着热量，凝聚着人心，温润着一个家庭。在那些苦寒的岁月里，在破旧的老屋里，燃烧着祖孙三代的希望、梦想和未来……

    （选自《散文百家》2018年02期，有改动）

目送

龙应台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树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揶。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肴，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有删改）

裱画徐

马犇

    淮城的装裱市场比较兴盛。淮城南门大街东边的一条巷子里，有个徐姓的裱画师。

    徐家的裱画史不短。他家祖上学裱画时，认识了淮城人边寿民，后也常给边氏裱画，与其交流，向其取经，渐渐地，他的祖上善裱、能画、工篆刻。这几样，裱画徐全盘承继了。

    边寿民，工诗，善书画，与郑板桥、金农等人齐名，尤善画芦雁，人称“边芦雁”。裱画徐的祖上当时就给裱画铺起名为“念芦斋”，以纪念徐家与边氏的友谊。

    常言道“三分书画七分裱”，不难看出，装裱之于书画作品的意义。徐家裱画有三规，不丢画，不作伪，按工艺收钱、不因作者高低调价。

    有些不太识货的人，巧得名画抑或祖上有旧藏，是最易受骗的群体。有一回，南门靠西的一户人家，带着画作，慕名而来。裱画徐仔细看了画，不动声色，又看了看来人，议好价钱，即送走来人。

    此画竟是徐渭的画，裱画徐亦善写意，尤以花卉见长。他能模仿个九分像，不懂行的人根本看不出差别。但裱画徐除了欣赏时间稍长一些，像裱普通的画作一样，平静地按工艺走。裱完后，他在卷轴旁不起眼的地方钤印，此印极小，表明是裱画徐裱的，以防日后起争议纠纷。在约定好的日子，画主交完钱取走了画。此事成了行业里的段子，用来形容裱画的人诚实。

    裱画有原裱和揭裱之分。原裱是裱初次待裱的画；揭裱是重裱已经裱过的画，揭裱最难，很少有人敢接这个活。但揭裱也给部分技艺高超却无良的人有了作伪的机会。一张宣纸可揭出几层，裱画人如存贪念，就会将老旧的名画揭成几幅，这些作品的色彩较原作淡很多，裱画人就上手补救，然后再做旧。一幅变多幅，倒卖给黑市。

    淮城藏家多，很多古画因年代久远，受潮被虫蛀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每年的梅雨季节更是火上浇油。淮城几乎所有的揭裱都会送到念芦斋，光揭裱一项，经裱画徐手的，少说也有千幅，但他没弄坏过一幅画，也从未借机作伪。就是把顾恺之、展子虔的画送到念芦斋，画主也可安心回家，按日子去取。不会出意外。

    可惜的是，裱画徐后继无人，孩子们都已迁居国外。晚年，裱画徐独自生活，雇了个人做饭，他仍坚持对外裱画。他不想在有生之年放下祖传的手艺。

    本想平静地过完一生，哪知晚年并不平静。改革开放后，淮城有几个去南方下海的人，禁不起物质诱惑，垂涎于逐渐兴盛的书画市场，而且看中了倒卖赝品这行。他们第一时间想起家乡的裱画徐，他们知道徐老爹裱画、绘画的技艺都很高超。他们或者通过私密渠道搞来原作，请裱画徐借揭裱制假；或者直接报上画名，逼着裱画徐画。

    裱画徐不从，这些人就动粗，见裱画徐想寻死，这些人就留下狠话：“不老实做，我们迟早去海外找你孩子的麻烦。”

    与他们纠缠不起，裱画徐按照要求，完成了一批赝品。这些人拿着这批赝品再次南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多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骂裱画徐早年清高不做假，晚年糊涂，晚节不保。

    不久，裱画徐生了场大病去世了。不久，这几个倒卖赝品的人被抓获。淮城人惊叹不已。

    警察通过地方报纸透露了案情。原来，裱画徐临死前给公安局寄了封信，写明事情经过，并说他的仿作在画轴夹层里都盖了一长条印，“身不由己，赝品而已”，还附上了那几个人的肖像，是裱画徐凭印象用毛笔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