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小记

于　坚

①有一天读希腊神话，尤利西斯流浪一生，经历无数磨难，几十年后回到故乡，认出了童年时跟着父亲种下的树。这是一种幸福。我小时候特别崇拜我们大院里的一位爷爷，他总是很得意地告诉我们，院子里的老枇杷树是他种的，然后咧嘴一笑：那个枇杷鬼也是我放进去的。我们在黄昏里吓得四处逃开，躲到母亲的背后。有一天与黑人诗人阿发聊天，他老家在美国，他说他的家门口有一棵老柳树，他母亲去世时，老柳树也倒下死了。

②我平生第一次种树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是1964年的春天，我正上小学，有一天，学校宣布，要种树了！我们高兴着，盼望着。那天，艳阳高照，我们提着水桶，扛着比我们的个子还高的锄头，唱着歌去种树。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神圣的时刻。我有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少年时的一件大事开始了，我坚信我自己种下的树在我长成大人的时候，也会长成一棵高高的大树。我们种的是银桦树，我把种那棵树的坑挖得很深，埋下树苗，培土，浇水，最后把红领巾系在树脖子上，让它飘扬了一回。我激动而严肃，像在寺院里面对着佛像，我相信这是一件与永恒有关的事情，我的生命有了一个具体的期待，我埋下的那一小片黑暗是将来的一个丰功伟绩。树种好以后，我过几天就要提一桶水去浇，放学回家也要去看看，摇摇它，看它长结实了没有。

③几个月后的某日，忽然发现我们种的几百棵树全部被拔了出来，丢在地上，被太阳暴晒着。几辆推土机停在附近。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建筑工地，后来盖起了春城饭店。那个早晨我看见这情景的时候，脑袋嗡嗡地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这件事情，也从来没有人向我解释过这件事情。大人们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谁会向一个三年级的少年去解释什么呢？但一个少年却遭遇了世界猛力的一击。我种的树啊，我人生第一件完全是我自己干的正大光明的大事情。

④这个世界还有比我的树更强大的东西，那一天我模糊地感觉到了这点。它可以根本不与我商量，哪怕我的事属于真理，它就那么在黑暗里咔嚓一下。春城饭店的设计师也一样，他一定严肃认真，以设计百年大计的激情干了一个夏天，在我的树坑上设计了他的“树”，那是昆明上世纪60年代最早的高级饭店。但10年后，我发现那里再次成为一个巨大的坑，他的“树”也被拔掉了。

⑤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去滇池游泳，忽然发现水是臭的。我才3个月没来啊，这里已经成了臭水坑！这不是一个盆，一个洗澡堂，一个水库，这是一片海啊！那个下午我仓皇逃出滇池，回到岸上坐着发呆。我又一次感觉到那个巨大的力量，它比滇池都强大啊！我看着太阳，说不定它什么时候会被一把大刷子刷成黑的，我不以为这是神话。

⑥后来我又种过许多树，我几乎是在回家的路上就永远忘记了它们种在哪里，我不想像个守财奴或者庄园主那样把它们视为自己的财产。生命中还有无数的树等着我去种呢！种树只是生命的无数过程之一，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种树的时候你体验了某种喜悦或者悲痛。人生的意义并不在这些具体的事件中，种树只是种树这件事而已，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它将来是否会死掉，或者长成一棵大树，那是另一件事情，那是宇宙的事情。天地无德，宇宙大千不是按照人类此一时彼一时的价值观、主义、尺度、喜怒无常的情绪来安排世界的。

⑦多年前我曾经在澳大利亚的荒野漫游，看见一棵树。不知道是谁种的，那么遥远，那么自由蓬勃地生长着，那荒原上没有人，风吹过的时候，把树上的一点什么带去了远方。那些风就是荒原上的种植者，它们从来不在乎结果、意义，天地无德，因此它们的树遍布大地。

⑧而且，也许，它们就是1964年的春天种下的。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一生傲然苦不谐

在红学的道路上，沿着学术与大众接受、趣味阅读的交叉重合地带，他走出了一条奇异的人生之路，终成一代红学大家。这，有时看上去几乎是神话，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1947年，这是他在红学上扬帆起航的年代，他作为燕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得到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赏识和垂顾，他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充实了大家对曹雪芹的认识，使考证派获得文献上的新支持，得以昂然前行，因此受到胡适的推崇。再比如，2005年已是年近八十八岁的他，一年中有八部著作出版，在耳聋目盲的情境下奋笔快写，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被称为是罕见的学术“大跃进”。他，便是周汝昌。

红学之路，是风雨路，也是显学之路，二者，周汝昌先生可谓兼得。他因研究《红楼梦》而处于聚讼纷纭、是非争议的中心，也因红学而成为少见的学术畅销书作家。从1953年他的《红楼梦新证》开始，他就处于红学的论争中心。他的文献资料总被引述，但他的观点也总是飞矢追逐的靶子。周汝昌先生曾不无自嘲地说，我的衣服已经被撕得褴褛不堪，但他们却是使用我提供的材料编制了自己的盛装。

周汝昌先生认为，他在为人之怪（乖僻）上，与曹雪芹相似，都是不同俗流，也不愿意从善如流，他们都是有满腔积愤难以自诉，需要发愤著书以自遣。这种自比，使他钻入曹雪芹的心灵深处，与曹雪芹展开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对话，创作了无以收束的雄文。其实，我们不妨把周汝昌先生所有的红学著作都看作是与曹雪芹的心灵秘语，这里充满了对话的私语性。他自负与曹雪芹心灵相通，与曹雪芹所赞颂的人物一样，都是正邪两赋之人，出离于俗界凡间，一方面万人嘲谤，一方面又超于万万人之上。他曾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如此描绘曹雪芹，“倘若细究起来，雪芹是大智慧者，他那话（“愧则有余，悔则无益”）含蓄的内情恐怕还深还厚得多。那‘无益’，也许并不是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死不回头；而是这种悔者，本来丝毫没做什么错事，倒是做极高尚极善美的事——可结果呢？做错事坏事的万人都功成名就，位高禄厚，洋洋乎自得，而这个做好事的曹雪芹，却落得‘万目睚眦，众口嘲谤’，一生忍辱负垢，受尽了欺侮贬抑、诬陷伤害。”“狂于阮步兵”的曹雪芹，孤怀难鸣，周汝昌自信是他的旷世知音。

正是他感觉到“世人待他太浅薄、太恶毒”，所以“要为雪芹鸣冤”，因此，“我不幸之至——当上了‘红学家’。”周汝昌在媒体界已经成为红学泰斗，而他则说红学正是他不幸的选择。为什么不幸？“受了那些魍魉蛇蝎的那么多的明枪暗钺，可谓遍体鳞伤，若不当红学家，何至于此？”

可是他又不后悔，并且“永远不悔”！正像在大多数场合他语气坚定、铿锵有力一样，个性倔强的他向来是一副坚毅面孔，傲然不群。他认定，因为不但是“悔则无益”，而是“为了给雪芹、脂砚洗雪奇冤，受了这等人的欺侮伤害又算得什么？”

周汝昌不愿意人们称他为红学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观念超出了《红楼梦》小说的范围，“以红解红”不是他的路数。周汝昌“研红”给人的最大感受是诗性浪漫，这里抒情大于说理，心灵对话超越了形式逻辑，散论并不来自严格的层层推理。对于《红楼梦》的博闻强识，对于《红楼梦》相关文献的精研细读，使他能天马行空、左右逢源，余裕自如，触境生春！他以《红楼梦》为依托，追求的是崇情文化，一种新创的文化，一种存在于诗性创造中的文化。他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下，将一部小说和民族的历史、人生的价值、美好的信念等结合在了一起。他一直说，还有一个“真”的《红楼梦》，这个“真”的《红楼梦》存在在他的感悟里。

所以，与其称周是一位红学家，不如称他是一位诗人。其实，他更偏爱后一个名字！

诗人是个大艺术家，也时常有点儿“怪”，与世俗人不甚谐调。他总有被人误会和嘲谤的遭遇。

（摘编自韦科《一生傲然苦不谐——纪念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

阿庆基“造反”

[芬兰]本蒂·韩佩

    一条板凳安放在路旁，只要行人累了，就可坐下休息。累了!是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一个人在七十年岁月里要跨出多少步子啊——短的、长的、急的、慢的。板凳被发明和制造出正是为了

    人们能够坐它。或许这条板凳还有别的目的，因为冷饮亭就在它的旁边……

    托比亚斯·阿庆基多次感到奇怪，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人们仅仅是在散步途中想让腿脚歇上一歇时，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托比亚斯·阿庆基坐在板凳上，他的头发斑白，但精神却很矍铄，他用大拇指托着烟斗，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没过多久，越越近的歌声唤醒了他，立刻使他想起，现在是生活在动乱时期。罢工、骚乱……打吧!吵吧!有的是理由……可是这么干难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吗？如果像被拴着鼻子的小牛犊那样发疯似的挣扎，能行吗？托比亚斯·阿庆基已经七十岁了，现在世道是不是变了？也许是吧，也许人们的眼界有所不同。可是生活是不是好过些了？嗯，他们应当尽可能过得更好些。这就有足够理由去进行斗争……

    他听见一个过路人说，罢工工人在游行示威。

    游行示威吧!他——托比亚斯·阿庆基，已上了年纪，只能坐在板凳上观望。在这种时期，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实在有趣得很哪!

    游行队伍过了，人不少，除了两旁土路，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群。

    他们唱的歌中有激烈的词句：“法律骗人，政府压人。”

    “到了明天，普天之下皆兄弟……”

    游行队伍过去了，托比亚斯·阿庆基朦胧地感觉到，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愿望，向着遥远的未走去……他们在前进，先头部队消失在转弯处的建筑物后面。后那里发生了阻塞，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前进，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夏末晴朗的天空。托比亚斯·阿庆基被子弹的呼啸声惊呆了。这似乎是不应该的……然而后他还是平静下，觉得自己反正是坐在板凳上的旁观者。

    游行队伍一下子散了，犹如受到旋风袭击似的扬起了满天尘土，人们掉转头纷纷跑了。托比亚斯·阿庆基看到警察握着步枪和皮鞭，正在寻找示威的人，可是游行示威者都跑散了。这时，警察突然发现坐在板凳上发呆的托比亚斯·阿庆基。

    “你放什么哨？”警察大喝一声。

    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张了张嘴，还没得及解释自己仅仅是坐在板凳上休息的旁观者，皮鞭已抽到了他的身上。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不可解脱的困境，不禁顿时火冒三丈。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他只不过坐在板凳上……可是愤怒只是再次招致皮鞭的抽打，托比亚斯·阿庆基只得拔起僵硬的大腿一逃了之。

    但事情并没有完结，他确实陷入了解脱不了的困境。不久，他被捕了。受讯、受审，最后被带到被告席上受到了“参与造反罪”的控告。

    托比亚斯·阿庆基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仅仅是在板凳上坐一会儿而已。而这条板凳看完全是条普普通通的板凳……他对警察咆哮起，他怎么也难以接受警察的指控，他难道会热昏了头脑干下这等事!可怜虫……怎么会想得出：他是狡猾地假装坐在板凳上，企图逃过劫难，实际上是个瞭望放哨的人，或者是工运首脑……

    警察就是认定他有罪，一口咬定：你身上有紫血块，你就是参与了造反……

    托比亚斯·阿庆基搔了搔头皮，觉悟过：也许世界上从就没有为旁观者准备的板凳!

最好的顾客

（法国）亨·特罗亚

    厄泰尔普夫妇的花圈铺子恰好设在一个市民公墓的附近。店铺外陈列着三五个花圈，暗紫色的飘带在风中飘荡着，店铺内的各种花圈摆放得错落有致，在昏黄的灯光下静默不语。

    一天傍晚，快关店门的时候，厄泰尔普太太正在忙着结账，突然进来一个陌生人。他很瘦，看上去有七十来岁，显得很忧虑，一只手按住胸口，显出痛苦的表情，双目直勾勾的，撅着嘴唇，像个真正要买东西的顾客。

    厄泰尔普太太温和地招呼客人：“花圈都在这儿，您要多大价钱的？您同那位仙逝的人之间的关系？”。

    一听这话，陌生的顾客变了相，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低声说：

    “亲戚关系。”

    “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他是您的什么人？”

    顾客拉长了脸，盯着厄泰尔普太太的前额，那眼神好像是喷射而出的一股冷水。

    “无可奉告，但每一种要一个。”

    “请原谅！”厄泰尔普太太惊得透不过气来，低声说。

    “每种一个，别再哆嗦！”那人气愤地重说了一遍，“当然仅限于男性的，这很清楚，在我看来！”

    “我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您家所有的男人在一次事故中全部遇难了！”

    “一点不错！”陌生人辩白道，“但是，快一点，把那个送给伯伯的花圈放好一点，摆在这里！我坐在司机的旁边……”

    他毫无争议地付完钱，上了出租汽车，关上车门，没有打招呼，汽车就开走了。

    回到店里，她把此事的经过叙述给丈夫维克多听。

    “谁会付这么一大笔款子？”维克多说，“你开玩笑！他没让你减一点价钱，而且数量又是很多。毫无疑问，他想在近几天把家中的男性逐个干掉，或者一次灭绝。”

    厄泰尔普太太感到这真可怕，应该不惜一切避免这样的大屠杀，需要赶紧采取措施。她选择了报警。

    ……

    一年快过去了，那个不可捉摸的顾客并没表现出杀人的行为。

    忙碌了一天，厄泰尔普太太坐在店门口，想透口气。还没坐五分钟，突然看见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正走着她想要找的那个恶棍。厄泰尔普太太像打了鸡血一般，不假思索地站起来，穿过马路，跟上那人，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走进了一道走廊，她蹩在墙角，远远监视着。她见他打开了一个房门，房间里赫然摆放着那些花圈。厄泰尔普太太突然出现：

    “站着别动！你叫什么名字？”

    “莫里斯·巴罗丹。”

    “婚姻状况？”

    “未婚。”

    “年龄？”

    “七十……但是，您有什么权力问我这些？”

    “不许动！”

    “不要这样，太太，我是在自己家里，我有权……”

    “你什么权也没有。你得听我的，是我卖给你的这些花圈！”

    一听这话，莫里斯·巴罗丹用双手捂起了脸，双膝略微弯曲了下来。厄泰尔普太太看到她正击中了那人的疼处，接着说：

    “是的，当时我没有弄清你买那么多花圈的用意。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你是一个坏人，倒是想得出谋害亲人的鬼点子。我已经报告了警察……”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仍捂着脸，哽咽了起来。在厄泰尔普太太听来，这种哭泣声是十分悦耳的。

    “不应该报告警察，”他呜咽着说，“我没有害人的心，我向您发誓……”

    “我很想相信你，”她嘲弄似的驳斥道，“但是，请你解释一下，你从我这里买一整套花圈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抬起了头，苍老多皱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像被雨水打湿的破布。嘴唇在黄牙上哆嗦着，磕磕巴巴地说：“这是……这是一个秘密……我全给您说了吧……是这样，我老了……有心脏病……医生们都说我还能活几个月，也许只能活几天……简单地说，我总是想着死，想着自己的葬礼。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人也没有。因此……可以想象出我那穿街而过的柩车，没有一个花圈，没有一束鲜花，默默无闻，光秃秃，孤零零。为了避免这沮丧的结局，我给自己造出所有的亲人来。从此之后，我心安理得了，感到生活在亲人们的中间，被人爱着，心里很温暖。好像人们确实怜惜我……”

    他微微动着嘴唇，喃喃道：“我在您眼里也许是荒诞可笑的，请原谅……”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厄泰尔普太太泪流满面。

    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几个月之后，他死了。他的葬礼惊动了所有爱看热闹的人。柩车上堆满了花圈，看上去真像巍峨的高山。一条条紫色的飘带显示出一个繁茂而忠实的家族的痛苦。在花圈堆中，有一个由厄泰尔普夫妇献的特大花圈，飘带上写着一行金字：“献给我们最好的顾客。”

（有删改）

野蜂^①

（美）惠特曼

    五月是鸟儿结群歌唱和繁衍的月份，是蜜蜂的月份，是紫丁香开花的月份。我在日出后进入野外，往小河方向走去。阳光、馨香、旋律——蓝色的知更雀、草丛里的鸟群在我的四面八方啼鸣不已，好一片喧哗的天籁，那是从喉咙里唱出来的。近处啄木鸟的啄木声和远处雄鸡的啼鸣，是这片天籁的背景。两天来温暖湿润的天气，给小草染上了新的翠绿。太阳在辽阔的天空升起，又开始了一天的旅程，和煦的阳光流溢着，它沐浴着万物，亲吻着我的面颊。

    不久我便听到池塘里的蛙鸣，看到野茱萸的第一朵白花，随着是繁茂的金色的蒲公英，一大片一大片铺满了地面，还有白色的樱花和梨花。我蹒跚地走过林边，野生的紫罗兰抬起它蓝色的眼睛向我的脚点头致敬，苹果树新绽的花朵泛着玫瑰色的红晕。小麦地闪着碧玉般晶莹的绿光。暗绿色的裸麦，空气里弥漫着温暖的弹性，矮杉木缀满了褐色小巧的果实。夏天已经完全苏醒。一大群乌鸦哇哇地吵闹，落满枝头。我坐在它们附近，只听得一片震耳的喧哗。

    大千世界给了我数不尽的东西，现在还在给我。但是这两天给我最多的还是那些大个儿的蜜蜂，人们叫作“野蜂”的。当我在路上慢慢走过时，蜂群结成了阵势，陪伴着我。在我清晨、正午和日落时的散步活动中，它们都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有时竟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方式独占了我身边的风光。它们是成千上万地飞满了甬道。大个儿的蜂，活跃、疾速，带着巨大的永远时起时伏的嗡嗡声和一种奇妙的冲击力量撞来撞去，迅速地闪动着，彼此追逐着。这小小的东西给了我鲜明的新的感受。它们是否正处在交配期呢？否则，这么大的蜂群，这样的紧张和猛烈，又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一株巨大的野樱树下书写——偶然的云翳和阵阵的清风，调剂着这温暖的天气，使它凉爽可人。我在这儿坐了许久，蜂群的嗡嗡的音乐包围着我。数以百计的蜂在我的身边飞掠着、悬浮着、穿梭着——是些身穿浅黄色外衣的大个儿，胖乎乎的身子闪着光，粗短的脑袋，轻绡一样的翅膀——永远发出它们那宏大浑厚的嗡嗡的吟声。旷野、裸麦地、苹果园，这一切都以我十分渴望的方式滋养着我，令我陶醉。两天来的一切：阳光、微风、气温都那么好，真是尽善尽美。这两天我感到十分舒畅，我觉得身体好得多了，精神也宁静安详，然而一个纪念日^②快要到了，它曾给我的生命带来最沉重的损失和深切的哀悼。

    又一个完美的日子。上午七至到九点两个小时被包围在蜂阵和鸟群的音乐之中。苹果树下面，有三四只背部褐色的画眉，每一只都在快板急腔地欢欣地歌唱。那声音之美妙，真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听了两个小时，忘掉了一切，只朦胧地感到沉醉。我注意到几乎每一种鸟一年中都有自己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它们歌唱得特别动听。现在正是这褐背画眉鸟歌唱得最欢畅的时期，也正是蜜蜂声音最动听的时期。它们在这甬道内外飞舞着、嗡鸣着。我回家时，又是一大群蜜蜂跟往常一样前呼后拥陪伴着我。

    两三个礼拜过去了。在我写下这一段文字时，我正坐在小溪旁的一棵百合树下。这树有七十五米高，正在成熟时期，朝气蓬勃，一片鲜亮的翠绿——多么迷人的形体。每一根枝条，每一片树叶，都是那么尽善尽美。数以千计的野蜜蜂在这树的上上下下飞翔，在花中寻觅甜蜜的花汁。蜂群宏大连绵的吟声形成了整个世界的基调，也形成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的基调。

【注】①本文写于作者中风痊愈之后。②母亲的忌日。

记念刘和珍君（节选）

鲁迅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 ， 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当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陨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