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与教育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学会联合开展了青年创业者调查。调查显示，受访的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80.8%），他们从最终的全日制学校毕业时多为21～25岁（60%）。在这一群体中，仅有9%选择了在校期间创业或者一毕业就创业，且这些在校创业者多为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历。值得关注的是，接近一半（46.8%）的创业者在毕业4～9年后才进行首次创业。超过半数（55%）的创业者把创业动机归于发现了适合的商机，比如有好的创业项目或有好的政策机遇，另有22%左右的创业者创业是想自己当老板或想出来闯荡一番。

    受访者普遍认为，创业时机的选择很重要，创业前还应有一些相关工作经验，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应先就业后创业；对创业者来说，在名校学到的东西也很重要，特别是高学历或理工科的创业者，非常认可专业知识对创业的推动作用；在创业后如果不继续学习，创业者比普通上班族更容易被市场淘汰。

附图：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中国个体私营经济与就业关系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大学生创业的进一步鼓励以及工商注册等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全国高校毕业生创办私营企业数量迅速增加，而缺乏启动资金是高校毕业生创业面对的首要难题。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刘蓉华针对一些学生落入信贷陷阱的现象，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增强大学生的信用意识并普及信贷知识，保护大学生远离非法网络借贷平台。她建议将大学生使用网络金融借贷纳入央行的个人征信系统，从校园开始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

（摘编自中国工商报网《完善信用体系  助力创业创新》）

材料三：

中国青年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您认为政策效果会知何？

杨德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以休学创业来说，学生在创办、经营企业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回到学校，我认为这是一大进步，因为它使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是对学生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种保护。我曾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进行过一项研究，在对多种因素进行控制后发现，能给人们提供更多选择的制度，会使处于其中的人们更愿意去创业，创业效果也会更好。允许休学创业等许多新政策就属于这类性质的制度，肯定能够鼓励一部分人去创业。当然，在具体落实上，会有一个磨合和调整的阶段。

（摘自2017年4月6日《中国青年报》）

材料四：

    陈博群是安徽师范大学2013级空乘专业的大四学生，他发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鼓励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这令他为之振奋。他在校期间经历了数次创业。在这个最好的创业时代，陈博群仍面临着很多挑战。大二那年，他创办了服务合肥市大学城师生的送餐网络平台“点小二”，但不久就以失败告终。

    陈博群此前的不少创业伙伴在毕业后选择就业。他们发现，自己找工作比同龄人要得心应手，实习期也表现得更好。

    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已经通过创业获得成长。从报税到企业运营，从和人打交道到发掘市场需求，他们都已在创业期间实践过了。

（摘编自新华网《大学生创业，过程比结果更重要》，2017年3月16日）

云中村

    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

    两匹马走在前面，山风吹拂，马上鬃毛翻卷。弓着腰向上的阿巴跟在两匹马后面，他鼻梁高耸，宽大的鼻翼翕动，他闻到了牲口汗水腥膻的味道。阿巴已经有四年多没有闻到这令人安心的味道了。

    地震爆发前的几分钟，几秒钟，他就被这种味道包围着站在天空下，那是攀爬更高山道的时候。累了，他站在山道拐弯处休息。他用手叉住腰，望向深深的峡谷，望向峡谷底部的岷江，再抬头仰望上方的雪山。雪山上方停着又亮又白的云团。汗水淋漓的马也停下来，它们身上浓烈的腥膻味聚拢过来，包围了他。

    后来，阿巴知道，地震爆发的时间是下年2点28分04秒。他熟悉的世界和生活就在那一瞬间彻底崩塌。

    灾后，他和云中村其他幸存的人去往政府安排灾民的另一个地方。离开大山，去往一个平原上的村庄。当云中村人落脚在另一个世界——那个平原上的村庄，那些气味一天天消散，最后就永远消失无踪了。

    现在，离开四年多后，阿巴回来了。

    临行前，阿巴去了从云中村移民来的每一户人家。每一户人家都住着政府统一修建的安置房。他在每户人家坐一阵子，并不说话。

    每户人家都说，阿巴来了。

    他们打开炉灶，天然气火苗蓝幽幽的，呼呼作响。

    他说，我要回去了，你们捎点东西给那里的人吧。

    是的，每家每户都有在“那里”的人，在那个毁弃的云中村，每家人都有人在“那里”。没有哪家人没有在地震中失去亲人。气氛立即变得悲伤了。他们找出酒、糖果、上小学或幼儿园的孩子的一幅画、新生儿的一张照片。拿照片的两户人家原本是四户人家，是由四个破碎的家庭重新组建的两户人家。他们各生了一个儿子。孩子吃着捐助的奶粉长大，裹着捐助的尿不湿长大。他们说，娃娃不是生在云中村的，但还是云中村人，就拿照片回去吧，给他们的哥哥看看，给他们的姐姐看看。阿巴很惭愧，他不该又来揭开正在愈合的伤口，让这些伤口又流出血来，他说，对不起，我让大家伤心了。乡亲们流着泪，说，请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有乡亲用额头抵着阿巴的额头，乡亲的泪水流进了阿巴的嘴里，阿巴尝到了盐的味道，悲伤的味道。

    他一户一户一家一家收集东西，装满了整整一个褡裢。

    阿巴在移民村的老板——家具厂的李老板，得知阿巴要回云中村，就把他拉到村口饭馆喝了一顿酒。饭馆是三户移民合伙开的。以家的山货为招牌，野菜、蘑菇、牦牛肉、藏香猪肉。李老板把手一挥，说，今天不喝店里的青稞酒，喝五粮液。阿巴说，你一直对我们很好。李老板说的也是干部常说的话，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他还把一沓钱塞在阿巴口袋里，一点心意，一点心意。阿巴把李老板塞给自己的钱掏出来，说，大家都难，我不能要你的钱。

    老子是汉族老大哥，你必须拿着！家具厂要死要活，也不在这点钱上，拿着!

    阿巴说，我岁数比你大，你怎么是老大哥?

    我说的不是我们两个人，我说的是两个民族。

    阿巴离开那天，整个移民村都出动了。那天，阿巴表情严肃，气度威严。他脱下家具厂的蓝色エ装，穿上了藏袍。哔叽呢的灰面料，闪闪发光的云龙纹的锦缎镶边，软皮靴子叽咕作响。

    有人要流泪，阿巴说，不许悲伤。

    有人想说惜别的话，阿巴说，不许舍不得。

    那我们用什么送阿巴回家?

    用歌唱，用祈祷，用祈祷歌唱，让道路笔直，让灵魂清静，

    于是，一村人都在汽车站唱起歌来。一村人聚在一起，他们的歌声在汽车站的屋顶下飘荡，他们在水泥站台上摇晃着身体，就像被风吹动的森林一样。歌唱像是林在风中深沉的喧哗，岩石在听，苔藓在听，鸟停在树上，鹿站在山冈，灵魂在这一切之上，在歌声之上。

    地震发生在5月，救灾的解放军走了，知道解放军要走，好多人都哭了。彭措家断了腿的孩子是两个战士背下山去的。孩子的父亲去替这两个战士补磨破了的鞋，去替所有的解放军补鞋，带着最结实的牛筋线，最柔状的小羊皮，琼吉家的人在废墟下埋得最深，解放军用三天时间才刨出来。他家的老奶奶看到解故军，就说菩萨，菩萨。老奶奶一见到解放军就拉着那些刨过泥的手，搬过石头的手，把发臭的尸体从废墟底下刨出来的手，一个劲儿亲吻。

    老奶奶在解放军官兵那里得到一个称号——“吻手阿妈”。解放军不肯吃灾民的东西，不肯喝灾民的茶，老百姓只能吻他们的手。

    正陷于遐想的阿巴突然听到了鸟叫声，阿巴听出来是村前石碉上的红嘴鸦群在鸣叫。黄昏降临，以石碉为巢的红嘴鸦开始进行每天例行的归巢仪式，它们绕着云中村，绕着石碉盘旋鸣叫。这群红嘴鸦还跟几年前一样，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不只是几年前，而是几十年来，这群红嘴鸦就是这样，永运在石碉上栖息，永远不多也不少。

    阿巴想，生命以鸟的方式存在，真好。

（节选自阿来《云中记》）

一支队伍路过乔家屯

乔迁

队伍来到乔家屯的时候，正是年根，眼瞅着就要过年了。这天，天色刚刚泛白，屯子还笼罩在一片灰白之中。乔家屯的乔老六最先看到队伍，应该说是碰到的。他一大早被尿憋醒，急忙爬起来，迷迷糊糊地蹿出屋就往房后的树趟子跑。一钻进树趟子便一头撞在了一个人身上。乔老六头也没抬哪囔了一句，话音未落，他的肩膀便被牢牢抓住了。

他挣扎了一下，没挣开，骂了一句：“瞎闹啥！”抬头一瞧，立马清醒了，面前黑压压耸着一群人，个个手里都拿着家伙什儿，能打响的那种。他虽没摸过，但是见过，百八十里地外的拉哈镇他去过，有扛枪站岗的。

乔老六差点儿没把尿整到裤兜子里，神色紧张地看着这群带枪的人。

抓着他肩膀的人口气和蔼地问了他一句：“你是这屯子的？”

乔老六忙点下头。

那人就笑了一下说：“兄弟，你别怕，我们是抗联，屯子里来没来外人？”

乔老六赶紧摇头，磕巴着说了一句：“我们这地偏，没人来。”

那人便说：“我姓王，是队长。你能带我去见一下屯子里主事的人吗？”

王队长说话的语气一直和蔼可亲，乔老六便不那么紧张了。他苦着脸说：“能让我把尿先撒了吗？快憋不住了。”

王队长笑了笑，拿开了手。

走出树趟子，乔老六说：“我带你们去找我四哥，他是主事的，我们屯儿大事小情都由他做主。”

王队长回头对队伍说：“你们在这里等着。”

这会儿，乔家屯主事乔金贵已经起来了。他每天起得都很早，琢磨着该做的活儿，派谁干着合适。乔老六把王队长带到他面前时，他怔了一下，目光盯在了王队长挎的盒子枪上。

乔老六说：“四哥，他说他是抗联的。”

王队长就上前一步，冲乔金贵伸出手说：“你好，我姓王……”乔老六突然在后面一把抱住了王队长，急切地冲乔金贵喊道：“四哥，快，拿绳子！他们人老多了，都在房后的树趟子里呢，他是头儿。”

王队长既没动，也没挣扎，微笑着说：“我们是咱穷苦百姓的队伍……”

乔老六叫道：“别蒙人了，拉哈镇我去过，警察贴着告示说你们抗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谁要是发现你们，报告了有赏钱，抓住赏钱更多呢。”

王队长说：“那些警察都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专门帮日本人祸害咱老百姓的。”

乔老六喊道：“我们这从来没来过队伍，谁知道哪个好哪个坏的！”

“松开！”乔金贵冲乔老六喝道。

“四哥……乔老六不撒手。

“松开！”乔金贵厉声喝道，口气不容置疑。

乔老六迟疑着慢慢地松开了手，目光紧紧盯着王队长的手，怕王队长伸手去摸枪。

乔金贵冲王队长一抱拳：“来的都是客！不知贵客有何吩咐？”

王队长忙道：“我们要去火烧沟，昨天晚上八成是走错了路，跑到了这里，能否找个认路的给带个路？”

乔金贵没吭声。

乔老六看王队长被松开后并没掏枪，依旧和蔼亲切地说话，心中颇有好感，便说道：“我认识路，我带你们去。”

乔金贵迟疑了一会儿，点了下头。

王队长说：“能否再给弄点儿吃的，一天一宿没吃东西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两块钱，递给乔金贵说：“只有这些了，日后一定来补上。”

乔金贵面容抽动了一下，摆手说道：“不用！王队长去把队伍带进来吧，我立刻安排人做饭。饭菜不好，但是热乎，管饱。”

王队长连声感谢，转身去带队伍。

队伍吃饱后，要走，王队长跟乔金贵告辞，一个战士过来，牵着一匹健壮的大黑马，对王队长说：“队长，咱们用一下老乡的这匹马吧，伤员走得太慢了。”王队长立刻喝道：“不行！抬着伤员走。”

那个战士无奈地松开了马缰绳。

乔金贵喊乔老六：“你带他们走小路，送到就回来。把大黑马牵上，驮着伤员走。”乔老六转身要走，乔金贵说道：“带上干粮和水。”

乔老六说：“不用，送到后，我骑大黑马有个把小时就回来了，大黑马跑得快。”

乔金贵眼一瞪说：“带上！”

乔老六只好进屋去拿了干粮和水。

贴近晌午的时候，乔老六便回来了。乔老六跳下大黑马时，乔金贵说了一句：“骑回来了？”乔老六边拴马边对乔金贵说：“不骑回来我还能再牵着走回来！非得让我带干粮，我都说了大黑马跑得快，晌午饭都没耽误的。给，王队长非得让我交给你的。”乔老六伸过来的手里是乔金贵没要的那两块钱。

乔金贵嘴唇抖动了好几下，伸手摸着大黑马的脖子，哽咽着说了一句：“这支队伍，能行！”

这时，远远的屯子里依稀传来爆竹声，一声高，一声低……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9年第6期，有删改）

材料一：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在理论上之所以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功利主义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它把总量作为判断的依据。即它只考虑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愿望这一总量，却不考虑这一总量在个人之间如何分配。就如人们面前摆着一个大蛋糕，如果平均分配是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但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平均分配的准则，那些老弱病残幼，是无法保障他们的需求的。简言之，功利主义的目的过于简单化，它只是一味地强调要保护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却可以为了这所谓的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或者侵害少数人的幸福。于是，罗尔斯提出，正义对于如何治理和维护社会秩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的理论一再强调的是要抛弃和废止那些会带来不正义的东西。只要在我们生活的体制下存在不正义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必须被体制抛弃，被人民抛弃，即使是那些维护统治阶级绝对权威和利益的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这才是人民所希望和追求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在关于正义的两条原则中，罗尔斯十分重视对人的尊重，这不仅体现了西方社会中对人权的保护，也从心理上符合人们的预期和向往，因此，人们很容易、愿意接受它。罗尔斯一直在引导和论证的正义就是社会的正义，并且他承认这种社会正义是存在差别的，即他的社会正义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尽管这样的正义带有一定的形式性，但是它的前提是确立了人的权利平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物质利益，因此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其强调的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体现。

（摘编自王伟《浅析罗尔斯正义观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二：

从古希腊到现代，从古至今，正义观念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柏拉图与罗尔斯作为古今两大正义观的代表，他们的思想自然存在差别。

柏拉图与罗尔斯二人因时代背景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正义思想，二者的本质区别是古代正义观与现代正义观的区别。柏拉图的正义观要求人们自律自省，罗尔斯的正义观则倾向于正义制度的约束。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伦理因素占主导，影响社会政治，指导社会生活。柏拉图提出的等级秩序与哲学王等观点，本质上都是社会对个人道德的制约，而不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约束个人。近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对个人约束的效用已明显弱化，单用伦理道德约束个人已变得十分困难，人们转向探求一条终极正义之路，追求真正正义的规章制度。罗尔斯的正义观与以往的正义观不同之处在于聚焦正义制度本身，并以此为前提，以责任与义务为个人的道德约束。

柏拉图认为雅典的民主制主张大众参政，一定程度上对政治发展产生了毁灭性影响。由此，柏拉图认为社会正义的本质是“做好各自分内的事”，少数精通真正哲学的人应当担任统治者，而大多数人则居于被统治的境遇，这种观点与如今的正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自然是“反民主”的。罗尔斯的正义观念突出平等参与政治权利的重要性，提出政治参与无论形式还是实质皆为平等，且受法律保护，正义的社会不再由少数人把控。这一观点可谓极力拥护民主，也与其“自由”“平等”的正义观相呼应。

柏拉图正义观主要矛盾为“全能正义”的实现，全能正义包括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城邦正义通过各阶层的人各司其职得以实现，个人正义则在个人心灵达到善时实现。罗尔斯正义观主要矛盾为正义社会的实现，他认为应解决分配正义问题，若能解决这一问题，公民生活在正义的社会将自然而然产生正义感。因此，国家正义的实现不能直接引出个人正义。

（摘编自《古今正义观之变——柏拉图与罗尔斯正义观比较研究》）

材料一：

孔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历来被视作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初声。“君子”人格的极成，不仅仅是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修己以敬”），而且必须贯达在“安人”与“安百姓”的政治实践之中。孔子特别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尤病诸！”表达了对“修己以安百姓”的审慎态度。对此，孔子回答子贡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时的一段话——“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可为佐证。“仁”与“圣”的分际，表明孔子心驰神往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的原因，与其说是执政者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自我牺牲精神或超凡入圣的道德品格，不如说是他们能够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施政原则。

孟子的内圣外王建立在性善论与民本论的基础之上。表面上看，由“不忍人之心”向“不忍人之政”的扩充，即“内圣”极成“外王”的过程。但是，深究起来却并非如此简单。在回答齐宣王询问“齐桓晋文之事”时，孟子对“保民而王”有详尽的论述。他认为，若想达成“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的外王效果，需要在实施各项政策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并将此心贯注在“制民之产”的经济制度、“薄赋养民”的福利措施、“由养而教”的政治原则之中。孟子的理想世界包括内外两面——内而根于仁心，外而发为仁政。不可否认，“道德”在孟子思想中有着超乎“利”“力”的优先地位，但若因此认为孟子的政治领域即道德领域的延伸，却是曲解了孟子，因为他在肯定“道德”的同时，仍然坚持“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也就是说，孟子并没有否认“先王之法”和圣人的“规矩准绳”，他强调的是在此基础之上再“继之以不忍人之心”。

与孔子相较而言，孟子标举的“内圣”似乎更加容易达致。在其与齐宣王的对答中，宣王多次强调“寡人有疾”，表示由于自身缺陷难以施行仁政的主张。孟子并没有对“好货”“好色”“好勇”之“疾”予以严斥，而是强调要“与民同之”。可见，孟子强调的是政治主体必须发动内在的“不忍人之心”这种驱策力，在具体的为政过程中关注社会大众的福祉，尽力谋求“外王”的实现之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忍人之心”并不等于内圣道德的完满体现，它是“内圣”与“外王”两个相互涵摄范畴的共同基点。

(摘编自黄建跃《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三个维度》)

材料二：

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它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

“天人合一”无非是要求人如何做人，达到超凡入圣。儒佛都讲超凡入圣，道教到宋明以后也讲超凡入圣，儒、释、道都讲超凡入圣，所以圣人是中国人格境界最高的人。由于中国哲学认为圣人是最高人格，是最有道德、最有学问的人，从传统哲学看，这种人最适宜做王，因此就有内圣外王之道。近代的一些学者，很多人认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或中国学术的根本，梁启超读《庄子·天下》时就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一语最早出现在此篇，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学术的根本。

我想，中国哲学的长处与短处都表现在此。中国哲学的长处是非常强调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应该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因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但是内圣之学能不能推出外王之道来呢？我想是不行的。如果“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必定走向泛道德主义。儒家学说从某个角度来看，具有非常浓厚的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因此，从中国哲学的过去可以看出一点来，把道德政治化，另一方面把政治道德化。把道德政治化，从中国历史看，往往美化了现实的政治；把政治道德化，使道德屈从于政治。

我想，内圣外王之道并不见得是中国学术的精华。内圣是很重要的，把中国传统哲学定在内圣上，非常恰当。由此推出外王之道，可能非常错误，这就导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缺乏法治，它所考虑的是统治者的品德是否特别高、特别好。依靠这一点，我认为内圣和外王应该包含不同的内容，它应该是两套，不可能是一套。

因此，我把儒学定位在内圣之学上，儒学对现代的意义是内圣之学。我们应把内圣和外王分开，圣王都是假想的，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没有圣王，只有王圣，就是统治者把自己认作圣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原因就在于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为什么要使儒学发挥所有的功用呢？只要能发挥应有的功用就可以了。当然，对道家也该如此。现在的误解是，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民主观念，事实上中国古代只有“民本”思想，那不是现代的民主。

（摘编自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