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聂荣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为副总参谋长。当时由于向前同志身体抱恙，因此，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开始就由我代管，到1950年初，我即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管，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

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还经常碰到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财务开支、物资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财政部门很不健全，每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或预算，究竟这一年要用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只能是靠国家财经委员会随时根据经济情况和前方的需要来拨款。因为刚刚胜利，国内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仗还在打，我们是边打边建，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所以打那么大的战争，财政、物资各方面都要组织好、协调好，这要费很大的精力。

在这方面，大小问题我都是首先去找恩来同志的。恩来同志日理万机，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确实不愧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好参谋长。为了支援战争和军队建设，恩来同志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当然，实际执行还是要我们下手干，政府管不了那么具体。当时政府部门也是很精干的，不像现在分工这样细。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由于我在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1952年9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还有高血压、心脏病。1953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有删改)

材料一：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8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战士们在一旁手里握着枪，眼睛紧盯着川里，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此刻谁都心里痒痒的，恨不得一下扑过去，将敌人彻底消灭。但是，这次是联合行动，必须听从统一指挥。我知道，现在两边山沟里，数百挺轻、重机枪都等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见到万马奔腾、千军雷霆之势。这时，我习惯地转过头去，看看后边阵地。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刹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在缴获的文件中，我们看到了蒋介石的密电，电报称：

“……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命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摘编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

材料二：

(二)

“永丰战役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取敌人碉堡两个，缴机枪两挺，打退敌人数次反扑，坚持到天明。我军进城消灭了敌人。”

这是立功证书对张富清1948年11月参加永丰战役的记载。

发生在陕西蒲城的永丰之战，是配合淮海战役的一次重要战役。战况异常惨烈，“一夜之间换了八个连长”。

对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95岁的张富清仍历历在目。

张富清所在的连是永丰战役突击连。张富清又是突击连的突击班成员。27日夜，他和两名战友匍匐前进，扒着墙砖缝隙攀上城墙。张富清第一个跳下城墙，与围上来的敌人激战。

“我一转身，看见敌人将我围住了，就端起冲锋枪扫射，一下子打死七八个。”张富清说，交火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消灭眼前的敌人后，手一摸，发现满脸都是血。原来，子弹擦着头顶飞过，把一块头皮掀了起来……

“打死七八个敌人后，我逼近碉堡，用刺刀在城墙底下刨了个洞，把我带的八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着了手榴弹，炸毁了碉堡……”

(六)

在张富清简陋的家中，珍藏着一个打满了补丁的搪瓷缸。

一面是熠熠生辉的天安门、展翅飞翔的和平鸽，一面写着：赠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保卫和平。孙玉兰说，这是丈夫最心爱的物件。

从1954年起，这个搪瓷缸就是张富清生活的一部分。如今，补了又补，不能再用，张富清就把它认真保存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一家搬到现在仍居住的建行宿舍。30多年过去，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已翻修一新，老两口的家还是老样子。

斑驳的墙壁，褪色的家具……虽然朴素，这个家整洁而充满生气。阳台上整齐地养着一排绿植，像是一队整装待发的战士。

面色红润，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我们面前的张富清，仿佛不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近几年，他仍然坚持自己下楼买菜，有时还下厨给老伴炒几个菜。透过窗户，常常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1985年离休后，张富清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他特别爱看《半月谈》。

卧室的写字台上，一本2016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被他翻阅得封皮泛白。

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做着标记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这不正是共产党员张富清一生的写照吗？

(九)

3月2日，部队派员专程到来凤，探望老战士张富清。

是夜，平素内敛沉默的儿子张健全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眼含热泪，他写下深情的记录——

部队来人了

老兵心中掀起波澜

面对军装上的军徽

老兵用一条独腿坚强站立

缓缓举起右手

庄严地行上军礼

……

(摘编自唐卫彬、杨依军、谭元斌《英雄无言——95岁老党员张富清的本色人生》)

材料三：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谈到，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八个字底蕴深厚，意涵丰厚，值得深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境界，“有我”与“无我”，可以用来品评诗词境界，也可以作为衡量做人境界的标准。

先秦儒家有关于“无我”的论述。《论语·子罕》中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法则天地，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这是儒家修身的目的。天地最大的德行是“无私”，正如《礼记·孔子闲居》所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又如《论语·宪问》中所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能只想着自己的一己私利，在修为上要“大其心”“志于道”。诗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的就是典型的儒家“无我”思想。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大公无私、乐于奉献，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心中有民、一切为民”。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完全融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之中，把满腔激情完全投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中去，“我”已化在滚滚时代大潮之中。“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既是“有我”的姿态，也是“无我”的境界。

(摘编自肖伟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共产党人最高人生境界》)

材料一

候鸟通常在一个地方产卵、育雏，然后到另一个地方越冬。有时从山的南坡飞到北坡，而后返回；有时远涉重洋，但也毫不畏惧。

鸿雁是中国常见的候鸟，《吕氏春秋》这样记载鸿雁按时迁徙的现象：“孟秋之月鸿雁北，孟春之月鸿雁来。”令人费解的是，候鸟迁徙时有着准确地辨别方向的能力，如燕子每年春归时总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它去年搭的窝。唐代诗人韦庄曾有诗云：“去岁辞巢别近邻，今来空讶草堂新。花开对语应相问，不是村中旧主人。”一百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潜心研究这个问题，

有人猜想，候鸟能通过身体中类似钟表的感觉器官，在天空飞行中计算太阳的位置，不断地调整自身与太阳的角度，确定自己飞行的方向和路线。也有人认为，候鸟是天生的“气象学家”，它们能够在飞行中“自觉”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顺利到达目的地。还有人认为，候鸟对地球磁场的变化十分敏感，能够依据地磁场辨别方向，

1953年，德国科学家提出了地图罗盘理论。他们认为，候鸟体内拥有一套完善的磁导航系统，可以实时敏锐地感知当前位置的磁场性质及其非常细微的变化，可以把某一地点的地磁场强度和磁倾角看作是“路标”，候鸟经过或在那里停留时，这个磁信息路标会被大脑记录下来，而飞行中实时感觉到的磁力方向可以指引它们前往这一路标地点，这无异于揣了个精准的“指南针”。飞行经验丰富的成年鸟将一个个路标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方向等信息组合在一起，相当于绘制了一张完整精细的“地图”。

大量行为学实验从各个方面印证了地图罗盘理论的正确性。有科学家在赤道附近制造了一个假磁极，成功诱骗了迁徙中的花园莺飞向错误的方向。还有一批研究人员在撒哈拉沙漠中设置了若干地磁路标，在此放飞的夜莺连续5天都没能飞出沙漠。也有科学家在鸽子头部放置了一个可控的电磁线圈，他们发现，可以通过改变线圈的电磁场来控制鸽子飞行的方向……

由此可以推断，鸟类能将来自视觉、听觉和磁感觉的方向信息综合起来加以分析整理，最终对前行的方向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然，要全面解开候鸟迁徙中获得方位信息的疑问，尚待时日。

(取材于李德、朱晓璐、王江云的相关文章)

材料

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牛津大学、德国奥登堡大学的教授们组成的团队，通过蛋白纯化和控制环境的行为学实验研究发现，迁徙鸟类的隐花色素4a蛋白比非迁徙鸟类的隐花色素4a蛋白的磁场敏感性更强，揭示了由该蛋白介导的磁感应机理。相关研究成果于2021 年6月23日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于《自然》杂志。

候鸟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中存在一种对蓝光非常敏感的蛋白——隐花色素4a蛋白，它被认为是很多候鸟感知磁场的关键物质。隐花色素4a蛋白由527个氨基酸组成，其中的4个色氨酸组成的电子传递链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光线照射到候鸟眼睛时，与隐花色素4a蛋白紧密结合的一个FAD分子吸收蓝光能量，进入激发态，促使FAD 从所处环境中获得一个氢离子变成FADH，产生一个空的电子轨道。此时，电子传递开启，FADH^-会从4个色氨酸组成的电子传递链中夺取一个电子来填充空出的轨道，最终形成FADH和一个失去电子的色氨酸。

到这里仍然处于生物化学领域，接下来最玄妙的部分涉及量子力学。

在量子力学中，电子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具有自旋的内在性质，自旋的指向可以通过操作来改变。当几个粒子彼此相互作用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则可视作一个整体，即使将这些粒子分开，它们也可以无视距离相互感应，这一现象被称作“量子纠缠”。

得到电子的FADH与失去电子的色氨酸变成了两个自由基，曾经在一起的电子依旧保持量子纠缠，原先自旋时处于单态的电子对转变成三重态，自旋单态和三重态之间微妙的平衡性对地球磁场的强度和角度非常敏感。电子的自旋会产生磁矩，当与磁场作用的时候，自旋不同的电子就会和磁场呈现出相同和相反的排列，导致两个电子的能态出现轻微的差异。

鸟类转动头部的时候，与地球磁场的相对角度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它们眼睛中处于量子纠缠中的许多对电子的自旋状态。如果处于单态，生化反应回到起点，FADH变回FAD，色氨酸收回电子，对应的感光细胞显示为正常亮度。如果处于三重态，FADH不变回FAD，色氨酸仍然处于自由基状态，二者保持纠缠态，对应的感光细胞显示为高亮。那么鸟类转动头部的时候，相当于对周边的地球磁场进行扫描，它们所“看到”的景象会随之改变，不同的方向对应的“光亮强度”差别很大，因而能够准确进行辨别，最终找到迁徙的方向。

在我国科学家看来，磁感应和生物导航原理的阐明，可能引发物理学新模型的提出和生物学新机理的发现，甚至将推动新一代的仿生导航仪和定位仪以及生物磁控技术的全面发展。

(取材于赵天昊、韩扬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沙尘暴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一直存在。只是进入到人类历史时期“人类世”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

千百万年来沙尘的持续堆积，孕育了我国的黄土高原，这里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地方。

在黄土高原，地下厚达数百米的黄土、红土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何时而来？

我国黄土和第四纪研究的先驱、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刘东生院士将黄土定义为“风力搬运、未经次生扰动的粉砂质土状堆积物”。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郭正堂院士更是形象地将沙尘暴的源区——荒漠比作黄土的“母亲”、强劲的风力比作黄土的“父亲”。关于沙尘暴的前世，第四纪科学家们在黄土高原上的黄土——红土地层中，找到了至少2200万年以来风成“沙尘”连续不断堆积的证据，尽管在260万年前，黄土高原似乎更应该被称为“红土高原”（如今看到的彼时形成的红土地层要比黄土地层更加“发红”）。

更奇妙的是，在冰期（寒冷时期）和间冰期（温暖时期）交替出现的第四纪（260万年前至今），黄土高原在冰期时发育黄土层，在间冰期发育古土壤层。前者的粉尘堆积较厚，后者的粉尘堆积较薄。这似乎指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粉尘输送的多寡，即沙尘暴发生的多少。丁仲礼院士更是在不同地点的黄土地层中发现自西北向东南粉尘颗粒由粗变细等自然韵律，从而指示了古代沙尘的来源方向及其风力情况。可以说，黄土高原见证了沙尘暴的前世今生。

与此同时，那些古老的地质历史时期的沙尘暴，除了飘落在陆地上的粉尘，更有甚者可以漂洋过海，堆积在北太平洋的海底、甚至到北美大陆。科学家们通过对深海沉积物和北美黄土的追根溯源，业已证实这些粉尘部分来自于亚洲内陆。通过类似的研究，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家重建了千百万年以来全球的气候变化特征……

网络上曾有一种声音：“三北”防护林为何挡不住沙尘暴？

实际上，”三北”防护林不应该为沙尘暴频发“背锅”：其一，在我国，相对于沙尘暴广阔的源区，“三北”防护林的植被面积较小，在春季这段时间阻挡沙尘暴的作用就有限。其二，冷空气和大风影响范围垂直方向主要是在千米以上高空，20～30米高的防护林可阻挡住部分地表的较粗的颗粒物，但远不能挡住被大风带上高空的较细的颗粒物。“三北”防护林作为一项综合性重大生态工程，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草原沙化防治和退牧还草工程等，对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间接也改善了下垫面的自然条件，但“三北”防护林并不是“治疗”沙尘暴的“专用药”和“特效药”。我国的防护林建设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春季沙尘暴天气也无法避免，如果没有防护林呢？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沙尘暴无国界，境外沙尘暴灾害随时有可能进入我国，周边国家（中亚一路、蒙古一路）沙尘暴的威胁始终存在，荒漠化防治需要全球治理。天然沙漠、沙化和荒漠化土地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既然人类不可能消灭沙漠，也就无法消灭沙尘暴。沙尘暴不能消灭，但土地沙化可防可治，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荒漠化防治是减少沙尘暴频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

（摘编自卢琦、崔桂鹏《飞沙里入大海前世今生问何方》）

材料二：

强风是沙尘暴形成的基本动力条件，只有在强风作用下，沙尘才能实现远距离传输。每年秋冬季节，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亚欧大陆降温速度要远超海洋，这使得亚洲内陆的高纬度地区（蒙古国以及北地区）上空会形成一个影响数千千米，顺时针旋转高压气旋，也即蒙古——西伯利亚冷高压。高压气旋形成后会向南方暖低压地区移动，冷暖气团交汇，大气环流开始变得不稳定，易于引发我国北方秋季的沙尘天气。进入冬季后，冷气团完全控制我国北方，南方距离沙源较远，因此我国冬季虽然有强烈、寒冷的北风，但却几乎不会出现沙尘天气。进入春季后，我国南方地区先于北方升温，北上的暖气团与南下的冷气团再次相遇，我国北方上空大气环流又进入了与秋季类似的不稳定状态，为春季沙尘天气创造了风力条件。

沙粒尘土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条件。亚洲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分布着大片戈壁、沙漠。它们为我国北方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沙源”基础。再配合来自北方的强冷空气，我国沙尘天气的雏形就逐步形成了。我国沙尘暴主要有境内和境外两个沙源，境内沙源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以及靠近中蒙边境的荒漠、戈壁和沙漠。境外沙源主要是蒙古国东南部戈壁荒漠区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荒漠区。目前蒙古国72％的国土面积都已经荒漠化，在其南部有超过40万平方千米荒漠戈壁，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在其14个州中有7个州的荒漠化面积超5000平方千米，其东南部的东哈萨克斯坦州、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也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

除沙源、风力等形成条件外，人为因素是沙尘暴形成过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类的过度放牧、滥砍滥伐以及不合理的工矿交通建设等行为，会破坏地表植被，加剧土地荒漠化，为沙尘暴的形成和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沙源条件。

（摘编自安磊《沙尘暴的危害和治理路径》）

临床医学人文：困境与出路

摘要：当下，医学人文正面临着诸多困境，它无法融入临床路径和制度，剖析了造成医学人文悬空的诸多职业惯性与制度设计缺陷，极力推介丽塔•卡蓉的“叙事医学”范式，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医学人文关怀真正贴近临床，融入现代诊疗制度。

关键词：医学人文，叙事医学

2．叙事医学：医师领衔的临床人文突围

①2001年1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的丽塔•卡蓉在《内科学年报》上发表“叙事医学：形式、功能和伦理”一文，首次提出叙事医学的概念。这篇文章介绍了她个人运用叙事写作理解患者，与患者一同找寻最佳治疗方案的经历，并述说了临床叙事写作的分类与功能，认为叙事写作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神、亲和力（信任关系）和自我行为的反思，其核心是共情与反思。

②叙事医学包含一定的先锋性，对于迷信客观主义、证据主义的人来说，叙事医学是革命性的，因为叙事医学将文学（虚构）的方法与价值引入医学，挑战了实证主义的传统，拓展了以求真务实为基本诉求的坚硬的医学实证价值。构成与循证医学的互补。

③为何要引入文学（虚构）的价值？叙事医学进行了辩护。其一是虚中寓实，医学中，虚实并非孑然一身，截然对立，生命的故事有虚（虚构）有实（纪实），即使故事是虚构的，但它给我们的感动与温暖是真实的，给我们心灵的抚慰是真实的，受伤的灵魂被救赎的境遇是真实的，情感化、心灵化的医疗祈求文学的介入，人的医学大大超越了技术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半径与尺幅。其二丰富的临床意象与证据主义之间存在着“大脚小鞋”的局促，技术的医学排斥故事（虚构），也排斥了情感与灵性。因此，临床思维中仅有实证是不够的，移步到全人医学的视野中，身—心—灵，知—情—意的认知半径才更人性，必须冲决实证主义的藩篱。

④叙事医学意在寻求技术与人文互洽，将观察视域与体验视域，科学视域与人性视域，疾病关注与生命关怀统一起来，强化知—情—意（信息、知识、技术交流—情感交融—意志交映），身—心—灵（躯体—心理—灵魂）的整体互动。叙事医学将大大丰富医学人文关怀的内涵，引入情感的爱、心理的疏导、抚慰、灵性的觉悟、安顿。但人们在顺应与接纳死亡时，爱和抚慰是单薄的，需要意志与信仰的支撑。倡导情感、灵性关爱，不是临床医学求真务实信念的全面颠覆，而是生命特别时期、医疗特别节点的反思与张望，此时开启灵性空间，有益于人性的理解与导入，在心灵深处与患者相遇，同时有利于矫正技术主义、拜金主义的偏失。

⑤叙事医学剑指医学的现代性危机，随着慢性病时代的来临，现代医学（技术主义）从无所不能滑向力不从心，技术、金钱无法抵达灵性与灵魂的视域。方法学层面，还原论屡遭质疑，情感、灵性的世界无法还原，数学（统计学）崇拜的消解，质性研究的兴起，证据主义受到挑战。叙事医学还将医患冲突的反思推到新的伦理高度，医患之间必须缔结精神共同体、情感—道德共同体，而非只是利益共同体，医患之间应该入情—入理，气顺—情投，继而神依—魂安，才能坦然承受现代医学越来越大的诊疗风险与代价。

⑥叙事医学中所指的叙事方法包括精细的阅读（精读）与反思性写作，由此重新审视医学的四对基本关系：医生与患者、医生与同事（医生）、医生与社会、医生与本我（医生职业角色与非职业角色的自我）。目的是与病中的患者实现共情，同时能不断地反思（批判性思维）、优化医生的诊疗思维、实现职业自省（涉及伦理、目的性思考），以这种开放的、自我省思的姿态来建构医生的伦理与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