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也许有人会回答“激发想象力”或者“激励人类探索未知”。

    但科幻的作用又不仅如此。好的科幻作品，仍然聚焦于“人”。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将科幻定义为“关注科技进步对人类影响的文学分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科幻作品开始提出一系列“如果”的问题。比如，如果人类或者你本人在真实世界面临这样的境况，会如何选择？也因此，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帕梅拉·萨金特将科幻定义为“思想文学”。

    该如何避免陷入“我们会一直如此生存”的盲目乐观，或者“反正灾难终将到来”的盲日消极？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技术迅猛发展，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改变和挑战？人类疆界不断拓展，我们该何去何从……这些都是科幻探讨的重要议题。

    科幻的“硬核”，并非预言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而是帮助人们以全新角度审视自身环境和处境，警示人类在技术、文化、伦理等众多领域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另类”解决方案。而从荧幕回归现实，科幻同样提醒人们用另一种视角去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选择和挑战。

（选自《我们为什么需要科幻》新华社）

材料二：

    在中国电影史上，《流浪地球》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作品；即使在北美市场，《流浪地球》排片率也在节节攀升。《流浪地球》的成功，是中国电影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进、电影创作能力不断提升、电影行业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观众对国产科幻电影的期待已久，《流浪地球》填补了多年来观众的期待。可以说，这部电影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化征程。相比同期上映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较为轻松戏谑的戏剧类型，《流浪地球》选择背负更深沉的题材与更宏大的叙事，选择用中国智慧改造世界、拯救世界，选择对人类命运和地球未来进行深刻思考。

    很多观众看完《流浪地球》最直观的感受是：太空何其广袤，人类如此渺小。恰恰是生命的速朽与有限，为人类追求不朽提供了永恒的意义。唯其如此，科技从物质层面、哲学从精神层面为人类预期了更加具有现实可能性的未来。导演郭帆的硬科幻电影，正是建立在看似冷峻、冷酷、冷漠的科学理性基础上，对人类生命和宇宙法则进行的审慎思考。原著作者刘慈欣独特的具有东方式思考的文本，为《流浪地球》提供了宝贵的阐释空间，赋予这部作品与传统好莱坞商业科幻大片截然不同又弥足珍贵的中国科幻的精神气质。

    相较于文学作品的理性和疏离，电影《流浪地球》增加了更多现实关注，增加了人性温暖与守望相助。电影也将叙事集中在刹车时代后期和逃逸时代开始阶段，也就是“木星引力危机”。这样的改编使得电影作品在视觉景观上更加集中地呈现地下城、地球发动机、环境灾难、星际空间站和木星景观等神奇景观，从而增强了影片的视觉震撼力和穿透力。父辈牺牲和家园情愫、人类普遍的人性与中国式情感、“硬奇观”和“软感动”融合在一起，矛盾更加突出、更加集中，这是中国式科幻与好莱坞同类影片的不同之处。

    这部电影以情感救赎为核心，对小说的这部分内容进行大幅改编。在电影中，“流浪地球”的美学意象实际上变成了英雄主义式的“拯救地球”，虽然最终拯救地球的仍然是科技和理性，但理性背后推动主人公行动的是强烈的情感和意志。《流浪地球》核心特质是将极致的想象力与厚重的现实相结合，对人类发展和未来命运始终饱含着深沉的关切。电影里的家国情怀，不仅局限于一家一国，而是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拓展到更广阔的天地，与全人类甚至整个宇宙严密契合，成就了真正诞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科幻。

（选自《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突破》人民日报社）

材料三：

    4年筹备时间，100年编年史设计，2000多个特效镜头，3000张概念设计图，8000张分镜头画稿，10000多件道具制作……《流浪地球》背后的这些数字，令很多被好莱坞大片“熏陶”多年的中外观众感叹：中国电影工业竟在不经意间达到如此高度。

    文学艺术离不开生长的土壤，科幻电影也不例外。制作科幻电影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科学素养的支撑，反映的是电影工业乃至国家的综合实力。《流浪地球》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诞生在中国电影工业蓬勃发展大背景下的这部电影，还“恰巧”产生于中国科技发展目新月异的时代。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发射升空，到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再到2011年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发射成功、2017年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进入太空，中国不断向宇宙深处探索。不久前，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被世界称为“了不起的科技壮举”中国科技的迅速发展，为科幻文学和科幻电影发展提供了沃土。《纽约时报》发现了《流浪地球》与嫦娥四号着陆在时间上的“巧合”，联想到中国在太空实现里程碑式跨越的时代背景，指出“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和科幻片领域都是后来者，但现在这种局面就要改变了”。

    与令人叹为观止的情节和特效同样吸引外国观众的，还有《流浪地球》中体现的中国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故土情结和国际合作理念。很多国外影评人都注意到这部电影的“与众不同”——尤其是“不再是超级英雄拯救世界，而是人类共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理念，是对好莱坞科幻电影叙事套路的突破。将中国独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融入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与探讨，拓展了人类憧憬美好未来的视野。美国科技新闻网站“临界点”表示，随着中国进军科幻大片，期待看到这个国家如何将自己独特的声音和才能带入全球市场。

    《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刘慈欣曾说：“如果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不会成为科幻作家”。翻天覆地的变化让现在的中国充满未来感，也促进了科幻小说的繁荣。显然，这是充满现实感的未来感，它从现实中来——源自中国国力增强、经济日益繁荣的现实，源自中国科技实力、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现实。这样的未来感，随着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能够不断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和美好。

（选自《科学大观园》2019年3月上）

材料一：

    据报道，5月27日，在贵阳2018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无人驾驶、虚拟试衣镜等“黑科技”引人关注。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无人驾驶汽车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无人驾驶车辆是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最终方向，通过使用计算机、传感器和其他技术设备使车辆在没有驾驶员的主动控制和连续监测下可以安全行驶。

    当前，特斯拉、谷歌、百度等科技巨头纷纷布局无人驾驶领域。今年1月，国家发改委在公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智能汽车新车占比达到50%，到2025年新车基本实现智能化，到2035年全球无人驾驶汽车销量将达2100万辆。参考2015年全球汽车年销量突破8000万台，中国销量接近2500万台。庞大的汽车销量和消费者对科技的需求，使中国有望成为最大的无人驾驶市场。

（摘编自《中商青报网》2018年6月11日）

材料二：谷歌和百度公司无人驾驶汽车技术专利历年申请和授权情况

【注】由图可知，谷歌的无人驾驶研发技术专利多于百度，但百度发展势头迅猛，未来2—3年内可积累起可观的专利数量，有赶超谷歌的可能性。

材料三：

    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各地自动驾驶路测规定陆续出炉。2017年12月，北京市颁布国内首个自动驾驶路测规定，首批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时号牌也已对外发放。据悉，百度拿下了首批路测牌照并进行了公开测试。在今年3月，上海市也发放了第一批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时号牌，其中上汽和蔚来两家企业获得路测牌照。此外，继北京、上海后，重庆市也出台了相关的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管理细则。

    无人驾驶前景广阔，科技公司、汽车企业等都想涉足其中。目前，国内的BAT，华为等科技巨头也正积极布局无人驾驶汽车，产业格局不尽相同。而国内自主品牌车企也已展开无人驾驶领域的探索。

    综合安全风险、政策风险等因素，无人驾驶技术的商业化会遵循着低速到高速、封闭到开放的路线走。目前的无人驾驶技术不能做到完全载客运营，但在货运、封闭园区等细分领域，技术需求相对较低，无人驾驶车辆可以逐步代替传统车辆，率先实现商业化。

    继共享单车之后，共享汽车成为下一个风口行业，汽车共享的未来或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技术将使分时租赁和网约车合二为一，对网约车、分时租赁将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无人驾驶也必然会跟汽车共享联系在一起。仅从近期阶段看，与汽车共享出行合作，是推广普及无人驾驶技术的最好选择。

（摘编自《科技日报》）

材料四：

    无论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驶，上路都要依法行驶。尴尬的是，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生活，现行道路交通法规均是在“第一次汽车革命”后才实施与规范了的，都是“有人驾驶”，这让“无人驾驶”难免无所适从。

    无人驾驶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不止中国独有，全球都处于探索阶段。2016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国际道路交通公约（维也纳）》修正案，这是无人驾驶首次在法律层面得到许可。修正案规定，在全面符合联合国车辆管理条例或者驾驶员可以人工选择关闭该功能的情况下，将驾驶的职责交给车辆的自动驾驶技术，可以应用到交通运输当中。

    迄今，美国、德国、日本的无人驾驶技术研发及法律规范，也都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

（摘编自人民网《实现“无人驾驶”还有多远？》）

材料一：

    （本社讯（记者袁于飞））我国2000年建成了北斗导航实验系统，这是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告诉记者，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是一个区域系统，由三颗卫星提供区域内的定位服务。虽然只有三颗卫星，但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在海上定位也可达到二三十米的精度，它是一个双向定位系统。双向授时，可以达到20纳秒，比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授时精度要高，GPS承诺的是50纳秒。还有短报文功能，短消息可发60字，利用双向通信的特点进行调制。”刘经南说，“第一代北斗卫星系统建立以后，在大地震、泥石流等救灾过程中得到应用检验，比如汶川大地震中的救灾。在海洋渔业中也有很多用途，比如位置监控、安全救援。它可以与地面移动通信进行互联互通。北斗的船舶入网当时已经有5万多个，手机用户10万余个。”

    现在我国推广应用的是北斗二代卫星系统，它由14颗卫星组成。刘经南表示，北斗导航系统在亚太地区内导航系统标准服务的定位精度在10米左右。同时，它可以根据用户需要提高定位导航服务的精度，达3米左右。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它的短报文通信功能一次可以发送120字，并可与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进行互通。

“卫星上天，重点在于应用，我国北斗卫星系统可用性和连续性指标超99.9%。”刘经南介绍，“2012年底，第二代北斗卫星系统正式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运行4年多来，系统保持了连续运行，可用性指标实际上达到了99.99%以上，连续性达到了99.986%。”

    “我国北斗的应用非常广泛，现在主要在汽车领域大规模应用，涉及汽车制造业、汽车电子制造业、车载信息服务商，还有面向智能交通的设备制造业及服务商。北斗将来还可跟用户的车辆定位需求结合起来。”刘经南举例说，现在装载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交通运输车辆约有380万辆，这个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万量级，车辆运营状态都可以实时上传至互联网上，实现实时监测。

    “‘互联网+’时代，卫星数据在云端，用户在网上，北斗卫星系统与新兴信息网络系统跨界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刘经南表示，北斗位置服务将实现跨界融合，包括跨系统融合、跨地域融合等。

    刘经南说：“我国将重点推动‘互联网+北斗’的空间位置服务产业。比如北斗系统与蓝牙、宽带移动互联网、有线互联网、窄带物联网等融合，使北斗时空信息传输更快、位置更精确、图像更清晰、用法更巧妙。有了北斗系统，我国的无人驾驶也可能加快实现。”

（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2月16日）

材料二：

    2012年4月30日，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箭双星”，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将中国第十二，第十三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卫星顺利送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北斗二代作为我国服务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已成为代表中国的国家名片：北斗二代卫星导航系统是世界上第三个提供运行服务的卫星导航系统，可服务5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北斗系统是联合国确认的四大核心供应商之一；北斗已进入国际海事、国际民航和国际移动通信组织标准体系，国际主流的手机芯片已支持北斗功能……“稳步推进北斗系统走出去”，被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北斗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合作项目，显著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摘自《经济日报》2017年2月3日）

材料三：

    2月21日，88岁的孙家栋院士在北京燃气集团考察时表示，北斗二代应用和北斗产业化在面临着新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最佳历史机遇期，中国的北斗在北京市政公用领域的应用不断突破，为开创北斗“天上好用，地上用好”新格局做出了贡献。

    北京燃气集团总经理表示，3年多来，北京燃气集团将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引入到施工管理、运行、泄漏及防腐层检测、应急抢险等各领域和环节，极大地强化了燃气管网管理的精细度和深入度，从本质上提高了管网建设和运营的能力。

    北斗系统将于2018年率先覆盖“一带一路”国家，2020年覆盖全球。随着北斗组网的推进，下游行业应用呈现加速趋势。当前，卫星导航与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融合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北斗+”时代正在到来。

（选自人民网《孙家栋院士：北斗应用迎来最佳历史机遇期》2017年2月22日）

    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增强“四个自信”，反映了我们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文化自信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文明内涵和价值底蕴，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经验和历史成果得以在文明的层次得到总结和提升，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必将极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来源于2018/08/30《经济日报》）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长期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心中开始弥漫着一种自卑情绪。从技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似乎中国的一切都不如人，甚至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在这种自卑情绪的作用下，国人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了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扭曲人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在有些人那里还拥有广泛市场。在他们看来，西方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中国则“冒天下之大不匙”，背离了世界文明发展之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么，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选择的道路是逆流，而西方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呢？归根到底，就是文化不自信。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三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尊崇和礼敬之心，这是应该的，但文化自信并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统一过程。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根，但没有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断流。如果断流了，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断流，不能光靠祖宗过日子，更要依靠子孙后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果对自己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不自信，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自信，那么文化自信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

    （来源于2018/03/28《群众》）

    材料四

    如果将文化自信理解为一个理论命题的话，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是源头活水，也即由中华民族瑰丽灿烂的文艺经典的宝库及丰富独特的审美意识传统为其基础，以当代的文艺精品及积极高远的审美取向为其活力，以未来为数众多文艺经典的铸就及优异的民族审美生态为其目标，从中华文艺的层面来考虑，文化自信在笔者的臆测中是有着这种历史感的，但它的指向仍在于当下的文艺创作现实。我们又会看到，举凡在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具有创新性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有着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强烈自信。而我们的文化自信，正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层出不穷的文艺经典的基础之上。离开这些给国人带来历久弥新的审美享受的文艺经典，文化自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典是文艺创新的果实。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必然是有超越前人的创新因素在其中的。

（来源于2018/08/22《光明日报》）

    材料一：戏剧的最初踪影，远不是戏剧本身。探求戏剧的渊源，实际上，就是寻觅古代生活中开始隐隐显现的戏剧美的因素。一切向着文明进发的原始民族都不会与戏剧美的因素决然无缘。但是，使戏剧美的因素凝聚、提纯的条件却出现得有多有寡，有早有迟，因此各民族戏剧形成的时间也有先有后。有的民族，戏剧美由发端到凝聚成体，竟会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也有某些民族，戏剧美始终没有真正凝聚起来。

芬兰美学家希尔恩认为：戏剧，在这个词的现代意义上它必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甚至是最晚才出现的。它是艺术发展的一种结果，这可能是文化高度进步的产物，因此它被许多美学家看作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后的形式。然而，当我们面对原始部落时，应该采取一种比较低的标准。最简单的滑稽戏、哑剧和哑剧似的舞蹈常常可以在原始部族那里发现，而这些部族往往还不能创造出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从戏剧这个词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它是所有摹仿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它在书写发明之前就有了，甚至比语言本身还要古老。因为作为思想的一种外在符号，原始的戏剧行为远比词语更直接。

    （摘编自余秋雨《中国戏剧史•最初的踪影》）

    材料二：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说法不一，一说源于俳优，但这仅包含了戏剧的一些表演因素；另一说是源于具有宗教祭祀性质的巫祭祀仪式，但它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还未达成共识。中国戏曲正式形成较晚。北宋时，为了适应广大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要，各种民间技艺便纷纷从各地汇集到城市里来了。其中，对戏曲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主要有说唱性质的艺术——诸宫调，歌舞性质的艺术——大曲，扮演性质的艺术——傀儡戏、参军戏等，这三种性质的艺术样式相互吸收，才形成了戏曲的雏形阶段——宋杂剧、金院本。这些都是多种民间（或已经走向民间）的娱乐样式的杂合。北宋末南宋初，宋杂剧的一支演变为南戏，中国戏曲才发展成熟。

    （摘编自张宜昂《俯视与仰视——谈中西戏剧观众心态视角差异》）

    材料三：从中西戏剧形成可以看出，西方戏剧产生于祭祀，是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始终带有宗教色彩。宗教仪式是庄严肃穆的，参加宗教仪式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赞颂神的伟大，在观看表现神的伟绩的戏剧时，同样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时，戏剧演出处在一种精神上的高位置，观众处在一种精神上的低位置，观众的心态视角是仰视的。后来的戏剧虽然脱离了祭祀的宗教气氛，但这种仰视的心态视角却带着祭祀仪式的痕迹保留了下来。

    中国戏曲的形成过程是多种娱乐样式的综合。宗教祭祀仪式对它的形成影响并不大，相对于西方戏剧的形成渊源来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且，它对多种娱乐手段综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娱乐性加强的过程。人们去瓦肆看戏就是为了娱乐，自然在心理上处在高位置，去俯视处在低位置的戏曲。此后，戏曲走向富贵人家宴请宾朋的堂会，走向农村集市庙会的庙台，走向农村庆丰收的草台，它的观众都是怀着喜洋洋的轻松心情去俯视它。后来的戏曲中也有具有宗教意味的神仙道化剧，但它完全没有西方戏剧初期庄严神圣的宗教氛围。

    （材料来源同上）

    材料四：

注：以上数据出自2018年国人观看戏剧的相关调查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一：

    国家公祭日是国家为了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祭日。二战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推出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惨案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目前已成为国际惯例。公祭当天，国家领导人都会到场敬献花圈，并公开发表讲话。同时，公众的参与度也相当高，参加公祭的人数少则万人，多则10万人以上。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我们将以国之名义沉痛祭悼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材料二：

    记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国家公祭活动？

    张宪文①：南京大屠杀绝非南京一城一地之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受难的象征。这些遇难者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牺牲。国家设立公祭日，决不是单纯为了纪念和宣传，更不是为了累计仇恨，而是要在扼腕思考惨痛历史的同时，凝聚起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记者：中国这次用立法的形式确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宪文：为重大民族灾难设立公祭日属于国际惯例。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三大惨案之一，也是民族灾难、人类浩劫。设立国家公祭日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敬畏生命的理念，它要求人们以史为鉴，反对侵略战争，促进人类文明，维护世界和平。纪念活动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更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在国际上明文设立纪念日。

【注】①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节选自2014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第2版《以国之名祈愿和平》)

    材料三：

    （外联网2019年12月13日电）外媒关注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日媒报道仅称“南京事件”：法新社报道指出，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是当今世界上最令人忧虑的纪念日之一。

    美国华文媒体《侨报》报道：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来自各界的500余人，向8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默哀并献上白色玫瑰。

    韩联社称，中国选择在国家公祭日这天邀请文在寅进行国事访问，可能是为了在日本歪曲历史问题上，力争捍卫正义立场，实现中韩合作。

    此外，新加坡《联合早报》、美国《世界日报》、印度新德里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越来越多的外媒开始关注和报道中国的公祭活动，并重点转述中方立场。

    日本NHK新闻网、朝日新闻等虽有报道，但都将此次纪念活动称为“南京事件”，只有每日新闻社提及了“南京大屠杀”一词。

    材料四：

    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戮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在铭记历史中砥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在缅怀同胞和先烈中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从“一带一路”成为各国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节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社论——《不忘历史，矢志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