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

（俄）契诃夫

    记得还是在做中学五年级或六年级学生的时候，我和爷爷到顿河区罗斯托夫去。那是八月里的一天，天气闷热，令人烦闷不堪。由于热、干燥，以及把尘雾吹到我们身上的热风，眼睛困得睁不开，嘴巴发干；不想看，不想说，不想思索，当那睡意朦胧的车夫乌克兰人卡尔波扬鞭打马，鞭子甩到我的制帽上的时候，我既不抗议，也不出声，只是从半睡中清醒过来，无精打采地瞥一眼远处透过烟尘能看到的村庄。我们停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大村庄巴赫契——萨拉赫爷爷熟识的富裕的亚美尼亚人家里——喂马。

    在这个亚美尼亚人的房间里，没有漆过油漆的木墙啦，家具啦，红褐色的地板啦，都散发出一股被太阳晒过的干木料的气味。无论你往哪儿看，到处是苍蝇、苍蝇、苍蝇……爷爷和亚美尼亚人正在谈论放牧啦，牧场啦，羊群啦……听着他们俩嘟嘟囔囔的谈话声，我开始对草原、太阳、苍蝇等产生了怨恨的情绪。

    亚美尼亚人不紧不慢地走进门厅，喊叫道：“玛霞!过来斟茶!你到哪儿去啦？玛霞!”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走进屋子，穿一身普通的花布连衣裙，戴着白头巾。她洗碗、斟茶的时候，背对着我站着，我只看见她腰身纤细，光着脚丫，裸露的小后脚跟被下垂的长裤脚盖住了。

    主人请我过去喝茶。我坐到桌旁，姑娘给我斟了一杯茶，我看见她的脸，忽然感到，仿佛有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灵，把一天来的种种苦闷和灰尘通通吹散了。我看见了一张在青天白日下或梦里神游时从未见过的俏丽无比而神韵非常的脸。正如理解闪电一样，我一下子便意识到了：我面前站着个美女。

    我敢起誓，玛莎，或照她父亲的叫法，玛霞，是真正的美女，但我不能证明这一点。往往有这种情况，大家都看晚霞，人人都说晚霞真美，但究竟美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出。

    并非只我一个人发现那亚美尼亚姑娘美。我爷爷是个快80岁的老人，为人古板，对女性和自然美一向漠不关心，现在却温存地看着玛霞足有一分钟，随即问道：“这是你的女儿吗，阿维特·那扎雷奇？”

    “女儿！这是我女儿……”主人回答说。

    “多好看的闺女呀！”爷爷称赞说。

    亚美尼亚姑娘的这种美，艺术家或许会称作古典的或端庄的吧。也正是通过对这样的美的观察，天晓得是怎么回事，才会使人深信：您见到的容貌是端正的。头发、眼睛、鼻子、嘴、脖子、胸脯以及青春肌体的每一个动作，都交织在一起，融会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旋律，在这旋律中大自然的音韵不差一个音符。您完全觉得，一个理想的美女就应该有玛霞那样笔直而略微凸起的鼻子，那样大大的黑眼睛，又黑又长的睫毛，那样令人神魂颠倒的目光，她那黑黑的卷发和眉毛，就像翠绿的芦苇依恋静静的小溪，飘拂在温柔而白嫩的额头和面颊上。您看着她，不由自主地便会产生一种愿望，即跟玛霞说点什么，说点极愉快、真诚、美丽得跟她本人一样美丽的话。

    对这种美，我的感受却很怪。玛霞在我心中激起的不是欲望，不是欣喜，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愉快却痛苦的忧伤。这忧伤飘忽不定，朦朦胧胧，像一场梦。不知什么缘故，我为我自己，为我爷爷，为那亚美尼亚人感到惋惜，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们几个人都失去了对生活来说很重要、很必要的东西。爷爷也忧愁起来。他已不再谈起牧场和羊群，而是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地望着玛霞。

    喝完茶，爷爷躺下午睡了，我走出屋子，坐在台阶上。我坐的台阶被晒得滚烫；太阳把我的头、胸、背晒得火辣辣的，可我并不以为怎样，我只觉得我身后的门厅里和房间里有一双赤脚踩在木制的地板上发出窸窣的声音。收拾完茶具，玛霞跑下台阶，我身边像有一股轻风吹过，然后她又像鸟儿一样跑进了一间被熏黑的小房里（大概是厨房），从那里飘出了烤羊肉的香味和亚美尼亚人的说话声。她在黑暗的门道里消失了，不大工夫玛霞在门口露面了，厨房的热气弄得她满脸通红，她肩膀上扛着一大块黑面包；面包很重，她便优美地拱起腰身，穿过院子跑到打谷场，跳过篱笆，钻进残麦秸金色的云雾，消失在大车后边。

    她极其美丽的身影越是经常在我眼前闪现，我便越感到忧伤。我为自己、为她、为乌克兰人感到遗憾，她每次穿过谷壳的云雾向大车跑去的时候，乌克兰人总要满怀惆怅地目送她。或许这是我对美丽的嫉妒吧，或许我为这女孩不属于我，也永远不属于我，对于她是个陌生者而感到遗憾吧，或许我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或许我的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天才知道！

    两三个钟头之后，我们坐上大车，走出院子。我们坐在车上，都一声不响，仿佛在互相怄气似的。远远地可以看到罗斯托夫和那希切万了，一直默默不语的卡尔波突然回头看了看，说道：“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女孩真讨人喜欢！”他朝着马背抽了一鞭子。

（有删节）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寒冷也是一种温暖

迟子建

    年是新的，也是旧的。因为不管多么生气勃勃的日子，你过着的时候，它就在不经意间成了老日子了。

    在北方，一年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在寒冷时刻，让人觉得新年是打着响亮的喷嚏登场的，又是带着受了风寒的咳嗽声离去的，但在这喷嚏和咳嗽声之间，还是夹杂着春风温柔的吟唱，夹杂着夏雨滋润万物的淅沥之音和秋日田野上农人们收获的笑声。沾染了这样气韵的北方人的日子，定然是有阴霾也有阳光，有辛酸也有快乐。

    故乡是我每年必须要住一段时日的地方。在那里，生活显得格外有韵致。八月，我回到那里。每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打开窗，看青山，呼吸着从山野间吹拂来的清新空气。吃过早饭，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作，或者看书。累了的时候，随便靠在哪里都可以打个盹，养养神。大约是心里松弛的缘故吧，我在故乡很少失眠。每日黄昏，我会准时去妈妈那里吃晚饭。我怕狗，而小城街上游荡着的威猛的狗很多，所以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手中往往要攥块石头。妈妈知道我怕狗，常常在这个时刻来接我回家。家中的菜园到了这时节就是一个蔬菜超市，生有妖娆花纹的油豆角、水晶一样透明的鸡心柿子、紫莹莹的茄子、泛着蜡一样光泽的尖椒，全都到了成熟期，不过这些绿色蔬菜只是晚餐桌上的配角，主角呢，是农人们自己宰杀的猪，是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野生鱼类。这样的晚餐，又怎能不让人对生活顿生感念之情呢？吃过晚饭，天快黑了，我也许会在花圃上剪上几枝花：粉色的地瓜花、金黄色的步步高或是白色的扫帚梅，带回我的居室，把它们插入瓶中，摆在书桌上。夜深了，我进入了梦乡，可来自家园的鲜花却亮堂地怒放着，仿佛想把黑夜照亮。

    如果不是因为十月份要赴港，我一定要在故乡住到飞雪来临时。我去香港两次，唯有这次时间最长，整整一个月。浸会大学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作家进行文学交流，主题是“大自然和写作”。为此浸会大学组织了一些亲近大自然的活动，如去西湾爬山，去大屿山的小岛看渔民的生活。香港的十月仍然炽热，阳光把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运动是惹人上瘾的，逢到没有活动的日子，我便穿着一身运动装出门了。去海边，去钻石山的禅院。有一天下午，走出地铁站后，觉得困倦难当，就到对面的公园睡觉去了。别看街上车水马龙的，公园里游人极少。我躺在回廊的长椅上，枕着旅行包，听着鸟鸣，闻着花香，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向西了，我听见有人在喊“迟——迟——”，原来是爱尔兰女诗人希斯金，她正坐在与我相邻的椅子上看书呢。我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在国外，蜷在公园长椅上睡觉的，基本都是乞丐。

    在香港，我每天晚上跟妈妈通个电话。她一跟我说故乡下雪的时候，我就向她炫耀香港的扶桑、杜鹃开得多么鲜艳，树多么绿。但时间久了，尤其进入十一月份之后，我忽然对香港的绿感到疲乏了，那不凋的绿看上去是那么苍凉、陈旧！我想念雪花，想念寒冷了。当参加座谈被问起对香港的印象时，我说我可怜这里的“绿”，我喜欢故乡四季分明的气候，想念寒冷。他们一定在想：寒冷有什么好想念的？而他们又怎能知道，寒冷也是一种温暖啊！

    十一月上旬，我返回哈尔滨。当我终于迎来了对我而言的第一场雪时，兴奋极了。我下楼，在飞雪中走了一个小时。能够回到冬天，回到寒冷中，真好。

    年底，我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是艾芜先生的儿子儿媳为我签名寄来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南行记》和《艾芜选集》，他们知道我喜欢先生的书，特意在书的扉页盖了一枚艾芜先生未出名时的木头印章。这枚小小的印章，像一扇落满晚霞的窗，看上去是那么灿烂。新近出版的艾芜先生的两本书，他们都没有要稿费，只是委托新华书店发行，这让我感慨万千。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垃圾一样的作品，通过炒作等手段，可以获得极大的发行量，而艾芜先生这样具有深厚文学品质的大家作品，却遭到冷落。这真是个让人心凉的时代！不过，只要艾芜先生的作品存在，哪怕它处于“寒冷”一隅，也让人觉得亲切。这样的“寒冷”，又怎能不是一种温暖呢！

投宿

崔丙刚

    刚走到半路就遇上了铺天盖地的大风雪。

    “这狗日的天气！”刘槐第二回进山买羊又遇上了突变的天气。这一次运气更坏，风十里雪十里，走了好久也没见着能遮风挡雪的地方。天已擦黑，刘槐自己冷得骨头冒寒气不打紧，可不能叫刚买的二十几只羊给活活冻死啊！幸好转过一道山梁就听到了沉闷的狗叫，看见了昏黄的灯光。刘槐依稀记得这个村子叫花沟，村里有个他认识的人叫杨树。

    去年六月，刘槐第一次进山买羊就遇到了雷暴天。电闪雷鸣中，他找到一处山崖下的石塘避雨。进去看时，石塘下已有一个光着膀子的人正使劲拧自己淋湿的衣服。天色本就阴沉，石塘下光线更暗。羊群把他们东西隔开，那个人的模样看不真切。刘槐说：“这狗日的天气。”那人也说：“这天气，狗日的。”两人彼此都不再说话，耳边听到的只有“轰轰”的雷声，羊群的“咩咩”声和雨打岩石的“啪啪”声。

    六月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雨就停了。那人说：“大哥，我先走了啊。”刘槐说:“大哥，哪村的？贵姓啊？”那人说：“山里人命贱，可不敢言贵，我叫杨树，我是——”话到这里猛地响了一个炸雷，引得羊群一阵躁动。刘槐听到耳朵里的是“花沟”两个字。刘槐说：“你是杨树，我是槐树，我叫刘槐。我命也贱，是个牲口贩子。”杨树说：“下回再来，到我家去歇脚，村口一打听就知道。”

    这之后，两人没再见面。

    不想在这风雪之夜，杨树成了刘槐的救命稻草。刘槐敲开村口第一家院门，对开门的老妇人说：“跟婶子打听下，杨树家离这还远不？”老人迟疑片刻说：“这就是他家。”刘槐长舒一口气：“婶子，我是杨树的朋友。大雪封山天寒地冻我只有投奔这来了。”

    老人茫然地看着这从天而降的人和羊群说：“你是树儿的朋友？”刘槐说是啊，把去年6月的事讲了一遍。老人说：“赶紧进院吧，把羊赶进南边的厦屋，里面有花生蔓、山药蔓。”

    刘槐把羊安顿好才进屋。屋里摆设简单，一张方桌，两把椅子，一爿土炕。炕上被窝里伸出圆滚滚一颗小脑袋，黑眼睛亮亮地张望着陌生的客人。

    老人说：“你先暖和暖和，我给你做饭。”刘槐说：“有你们剩下的我吃口就行。”老人说：“那可不行，等树儿回来该埋怨我怠慢了他的朋友。”两碗面条下肚，刘槐身上渐渐有了暖意，冻僵的肌肉才渐渐活泛起来。刘槐擦擦嘴说：“我最爱吃面条了，婶子的面吃着香甜。”老人说：“树儿在家的时候也爱吃我做的面，他说外面的面全是机器轧的吃着没有人情味。”刘槐说：“天下当娘的做的饭都香。杨树去哪儿了？”老人说：“两口子在深圳，远着呢。”

    屋外的风更大了，吹得窗户纸哗啦啦直响。刘槐说：“两口子也不经常回来吧？”老人说：“回来，经常回来。我听树儿说，城里再好也没有咱的一垄地，没有咱的一片瓦，没有咱的一颗草。”又摸摸炕上孩子的头说，“等我动弹不了了，你也去找你的爹娘去。”孩子伸手指着墙上的相框说：“爹娘在那里边。”刘槐通过相框里的照片第一次看清了杨树的模样，脸庞清瘦却长得浓眉大眼；再看看杨树媳妇，长得也是眉清目秀的。刘槐说：“婶子，好福气，有这么好的儿子儿媳，这么好的孙子。”

    睡觉的时候，老人已经把另一间屋里的火炕烧得热热的，还在炕上铺上了崭新的被褥说：“昨天刚晒过，就怕他们突然回来，被褥盖着潮。”也许是太累了，那一夜刘槐睡得格外踏实格外香甜。梦里听见往灶膛里添柴的声音，又梦见自己的老娘了，老娘的头发白得像雪。

    天明的时候，老人说：“做梦了吧，听见你喊娘了。”

    风停了，雪也停了。阳光暖暖的照着这个平平常常的小院。院子里，孩子和羊在追逐着，嬉戏着。孩子对老人说：“奶奶我要羊。”老人说：“你爹快回来了，你爹买。”

    三月，刘槐又赶着羊从村外经过，远远看见杨树家灰色的屋顶灰色的围墙。院墙外的一棵桃树开得正浓，望去像一片红云。

    “刘槐——刘槐——”他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有几分熟悉，可是那人走到跟前刘槐却不认识。那人说：“远远的我就看见是你，怎么不认识了啊，槐树把杨树忘了吧。我是和你一起避雨的杨树啊。”这声音绝对是杨树差不了，可是这面容和他见到的照片却分明是两个人。

    刘槐说：“杨树啊，杨树，去年冬天下雪，我怎么找到那家去了啊？”他用手一指，“就那一家。”杨树说：“这是大花沟，我是小花沟的，再前边那个村子才是。我叫杨树，大树的树，人家叫杨术，算术的术。”刘槐说：“难怪人家说儿子在深圳呢。”杨树说：“前几年，杨术他们两口子是去深圳了不假，可是听说媳妇跟别人跑了，杨术也生死不明没了音信。留下一老一少怪可怜的。”两个人并肩坐在山头上，静静的谁也不再说话。风轻轻地吹着，痒痒的像母亲的手。刘槐站起身，用鞭子套住了两只个头最大的山羊对杨树说：“把这两只羊给他们送去，肚里都有羔了。”

    杨树说：“去了我怎么说？”

    刘槐说：“就说是她儿子买的。”

（选自《华文原创小说》，有删改）

山音

秦碧薇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外公谢世的次日，雾霭沉沉，下着密如针脚的雨。

    我对外公印象不深，依稀记得是个文弱的老人。也只偶尔听母亲谈起，说外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在外求学十余载，漂泊十余载，兜兜转转又回到山里。膝下的子女都走出大山，他却执意守在山脚的泥土房里，当了大半辈子的教书先生。没料到，一场乍暖还寒的三月冷雨，竟让他与这三尺讲台永别了。

    山里的世界静极了，没有丝毫外界的声音，而那些留守山中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老师，与外面的世界相牵的线，就这么生生断了。

    “山里人现在越来越少，你外公啊，一人教了几座山头的小孩，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几个。”前来给外公下葬的一位大伯对我说，末了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真可惜啊，那些小孩都挺喜欢他的。喏，那边就有一个他的学生。”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好对上一双惶惑不安的眼睛。那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头发扎得松松垮垮，身形也偏瘦小，上身一件衬衣洗得发白。她定定地看向我，板着脸，双唇紧抿，①幼兽般的眼睛漆黑发亮 ， 左手却紧抓着前面老人的衣摆。

    我凑过去问她：“你家在哪？”她抬头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不说话，朝山上一片在雨中凝固的苍翠努了努嘴。“你爸妈呢？”我注意到她的脸迅速蒙上了一层寒霜，眼皮也耷拉下来。她张了张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半晌才失落地开口：“他们去外面打工了。”“那你跟谁过？”

    “弟弟妹妹，还有奶奶。”之后我也不知该怎样搭话，便默默走开了，因为我猛然发现，虽然只差了三四岁，但我们之间已然如被巨斧劈开了一道鸿沟，我与她的距离，就像各自眼中的风景般遥远。山也跟着沉默，不发出什么声响。

    在她的奶奶走后，她突然叫住了我。“你外公教过我，我很喜欢他。”

    “他教我们认字、算术，还给我们念诗、唱歌。他还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作夔州。”

    “你看到我们头顶的天空了吗？他说这是夔州特有的天空，他说这种天空是苍色的。”

    渐渐地，我跟她熟稔起来。我发现她非常喜欢看书，时常看见她捧着翻旧的课本，在风里站成一株瘦削的酢浆草，融进绿得化不开的山中。

    雨声渐疏，在某个午后，阳光居然冒了个角，从天际漏了丝丝缕缕下来。我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搬了把凳子和她在院子里打发时间，清洁润泽的空气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为一种享受。我不由得感叹道：“还是山里好啊！”

    她不能相信地望向我，脸颊激动得有些发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生活，一人在山中，仅仅一人，不能做什么，只能听流水的声音，风从林间穿行的声音，鸟鸣的声音，石子滚落的声音。”远山浅淡，与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一条极细的线，是她抿起的嘴唇。她凝望那阵奔跑的风，似乎想将它捕捉。又转而凝望后山的竹浪松涛，像凝望一个梦中的幻影。“而现在我不能读书了，除了大山，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她的话语似被水浸透，我转过头，看见她②眼里的泪花像在走钢丝，摇摇欲坠。

    她侧过身去不想说话了。

    深绿铺满整座山林，光斑繁密。细细的芒草摇晃，若在轻吟。她口中“苍色”的天空，从静水深渊中升起，万里无云。大地在我脚下隐隐颤动着，传出声响，混杂着风、树叶、草木、鸟鸣，是一支破碎的竹笛、一把断弦的琵琶，一声一声，都好像一种呜咽。

    而这声声呜咽在某一天顺着彤云出岫，搭上山鸢的翅膀，竟一路传到了远方，又托四月的山花捎回了一个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

    我离开那天，她执意要来送我。

    她步履轻捷，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踏着我的影子。她语调平仄分明，在四下无人的山中响彻。她说：“我听说再过几个星期，学校就有人来修理了，有新学校，就有老师，就可以上学了。”

    “真的？”

    “真的！”

    而我撞入她③黑桑葚般明亮的眼睛 ， 宛若跌进鸦青色的深谷。“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耳畔有什么呼啸而过。

    是山音。

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东君

    ①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 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超过长安街.

    ②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很少从上面下来.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22天 或24天，每天工作8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7点40分接班，下午3点40分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3点40分接班，半夜11点40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 天半夜11点40分接班，至凌晨7点40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 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呢？他只吐出两字：少睡。

    ③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驾驶室内，如果没事可做，他会偷偷写点诗，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

    ④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20多年来，只有一回因 为工厂放假，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回到工厂。他长年待在笼子般的吊车内，就仿 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走高飞。

    ⑤20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吊车司机，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试图 逆袭的老吊车司机。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文学讨论会上谈到“入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

    ⑥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 时常让我汗颜。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⑦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因为胃病，他病休，每月仅开1000多块钱工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 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提着笔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严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 吧

    ⑧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