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  服

陈忠实

    夜已深，天很黑，田野悄悄静静，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散开了。南葫芦攥着一柄钢叉，死死盯着那个贼。那贼正蹲在菜园地里。南葫芦晰渐看分明了，那是南红卫。高中毕业生，把书念到狗肚里去了。你在南村扯旗造反，整南恒的二爸……南恒今年当了队长，有你好受的，等着！

    只见南红卫拔了一堆葱正往外转移。南葫芦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举着钢又。南红卫一惊，接着摆出一副随便咋办的架势。

    南葫芦把钢叉收回，呵斥说：“走!见队长！”倒霉透咧!南红卫边走边想。队长南恒是我的对头。看你南恒怎么揉搓我吧。“文革”中，我整了南恒二爸又怎么样呢？南恒二爸在“四清”运动中，把我南红卫的老子整得还不惨吗？那年正好我高中毕业，考大学分数够了，政审通不过。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队长南恒惊醒了。他披上布衫，出来开门。问：“啥事？”

    “光彩事！”是葫芦得意的调门。南恒明白了：南红卫偷了南葫芦承包的大葱。

    黑暗中，这十二张嘴也辩不倒的南村文化最高的农民站在那里，把脸摆到另一边，任南葫芦挖损。

    “哈呀！葫芦叔﹣﹣”南恒习惯地用食指顶顶鼻头，笑了，“红卫是我派去的……”

    “你说啥？”南葫芦打断他的话。

    “我派他去拔葱的。”南恒肯定地说。

    “你……”南葫芦张着嘴，合不拢了。

    “我想看你到底负不负责任。”南恒仍然平静地说，简直跟真的一样。

    “噢！这……”南葫芦一下泄了气。南红卫转过脸，发出两声尴尬的笑声。

    三人散后的好一会儿，南恒又听到有人敲门。南恒拉开门闩，一眼瞅见门口站着南红卫，问：“你还没睡？”

    “睡不着……”

    “好，咱俩扯扯。”南恒热情地说。于是俩人走在街巷里。

    “刚才那事，你下一步……准备咋办呢？”

    “没有下一步。”村巷里只有他俩的脚步声。

    田野里比村巷里亮多了，清凉的带着湿漉漉的水气的夜风，吹得人心胸里好舒畅，河滩里水鸟单调的叫声，更显出田野的寂静。两人在大路边坐下。

    “你为啥不整我呢？”南红卫突然转过头问。

    “我不想整任何人，我今年当队长，能不能把南村的事办好，是另一回事。”

    “你刚一上台，把你堂哥整惨了，”南红卫说，“对我咋这么客气？”

    “我堂哥挪用公款，不能不整！你呢？我想拉你进队委会，把你的面皮扒光了，就不好用了。”

    “把我拉进你的班子？你是怯那些‘四清’运动中挨了整的人，是不是？”南红卫反问。

    “对！”南恒承认了。

    南红卫得意起来：“我早就看穿了你。”

    “你先别得意，”南恒说，“你只说对了一半。”

    “那一半是啥？”南红卫问。

    “你有文化，有本事，对村里有用处。”南恒说，“你当队长那几年，村里烂了，穷了，也有当时社会的原因。你有几件事办得好，比如办秦川牛场、办砖场……”

    “甭提了！”南红卫叹了口气，“一样也没成。”

    “不成的原因，关键在你只依靠你的那一股势力，把另外几股势力当敌人。”南恒说。

    南红卫沉吟丰晌，不得不承认。

    “你宁可南村继续烂下去，也不能容忍我南恒当队长！”南恒毫不回避。

    既然谈开了，就索性说个明白。“痛快！我承认。”南红卫激动地站起来，“我今晚来找你，就是想听你说句实话。”

    南恒也站起来，“不整你，就是这原因。”

    “我这号人……吃软不吃硬，”南红卫表白说，“其实，真正厉害的，是老弟你这号人！”

    “甭钩心斗角了！老哥！”南恒也诚恳地说，“斗了十几年了，斗得大家碗里一天比一天稀！”

    “南村不是没能人！”南红卫说，“却把本事花到钩心斗角上去了。”

    南恒扶一下眼镜，高兴地叫起来：“这才是一句实扎扎的话。再往下说呀！”

    “完了。”南红卫说，“我睡不着。你包庇我，比罚我更叫人羞愧。我找你就是想说这句话……”

    “好了，不说这事，”南恒说，“告诉你吧，我准备重办秦川牛繁殖场，这是独门生意。你准备一下，县里物资交流会就要开了，你去给咱物色几头纯种秦川牛回来。”

    “那没问题！”南红卫说，“我研究过秦川牛！”

    “咱俩可要共事了……”南恒说。

    “要共事就共到底……”南红卫说。

    繁星在不知不觉中隐匿起来了，湛蓝的天幕上，只有几颗很大的星儿，发着红蜡头似的光，晨风轻轻掠过田野，黎明了。

（有删减）

【注】“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开展的教育运动。初期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幸存者

    熬到第三个饥饿的夜晚，诺尼把眼睛盯在那条狗身上。在这座漂流的冰岛上，除了高耸的冰山之外，没有任何的血肉——就剩他们两个了。

    在那次撞击中，诺尼失去了他的雪橇、食物、皮衣，甚至他的尖刀。他只救起了心爱的猎犬——尼奴克。如今，一人一狗被困在冰岛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对方。

    诺尼以往对尼奴克的宠爱绝对是真实的，真实得如同此刻的饥饿、夜晚的寒冷以及那只受伤的脚上咬啮着的痛苦。然而家乡的人在荒年不也屠杀他们的狗来果腹吗？不是吗？他们甚至想都不想一下就做了。

    他告诉自己，当饥饿到了尽头一定要觅食，“我们二者之中注定要有一个被对方残杀，”诺尼想，“所以……”

    他无法徒手捕杀那只狗。尼奴克的凶悍有力远胜于他。此刻，他急需一件武器。

    他脱下手套，把腿上的绷带拆下来。几个星期前，他伤了自己的腿，用一些绳索和三片铁板绑成了绷带。

    他跪在地上，把一片铁板插入冰地的细缝里，并且使劲地用另一片铁板在上面磨擦。

    尼奴克聚精会神地看着他。诺尼仿佛能感觉到那炯炯的眼神正放出愈发炽烈的光芒。

    他继续工作，并且企图使自己忘记它的目的。那片铁板现在已经有一面的刃了，并且越磨越锋利。太阳升起时他刚好完成了工作。

    诺尼将那新磨的尖刀从冰地里拔出来，用拇指抚拭着刀刃。太阳光从刀面反射过来，几乎使他一时眼花目眩。诺尼把自己完全变得残酷起来，“到这儿来，尼奴克！”他轻轻地叫着。

    狗疑惑地看着他。“过来，快！”他唤着。

    尼奴克走近了一点。诺尼在它的眼神中看到恐惧。从它沉滞的喘息和蹒跚、笨重的脚步可以得知它的饥饿和痛楚。他的内心开始哭泣了。他痛恨自己，但又不得不狠下心来。

    尼奴克越来越近了，保持着它的警戒。诺尼感到喉间一股浓重的呼吸，他看出它那两只眼睛好似两股痛苦哀怨的井泉。

    现在，就是现在！快攻击它！

    诺尼跪倒在地上的身体因一阵激烈的哽咽而颤抖着。他突然唾骂起那把尖刀，疯狂地把它往远处掷去。他空着双手，颠踬地向狗爬去，终于倒在雪地里。

    狗发出凶狞的咆哮，环绕着他的身体走动。诺尼现在充满了恐惧。

    掷出那把刀子之后，他已没有任何防备。诺尼现在虚弱得毫无力气反抗。他的性命就好像悬在尼奴克面前的一块肉，而它的眼中充满了饥饿。

    狗绕着他徘徊，并且开始从后面匍匐前进，诺尼现在听到那饥饿的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吞咽唾液的声音。

    他闭上眼睛，祈求着这次的攻击不要太痛苦，他感觉到它的爪子踏上他的腿，尼奴克渐热的喘息逼近他的脖子，一股强烈的气流聚集在他的喉头。然后，他感觉到一条热热的舌头在轻轻地舔着他。

    诺尼睁开眼睛，怀疑地注视着尼奴克。他伸出一只手臂把它和自己紧紧地抱在一起，悲伤地开始呜咽……

    一小时之后，一架飞机从南方起飞，上面一位年轻的驾驶员沿着海岸巡逻，他往下注视着那片漂流的浮冰，在冰山的正上方盘旋，此时，他看到一道刺眼的闪光。

    那是阳光在某件物体上反射的光芒。他的好奇心渐渐升起，他降低了高度，沿着冰山盘旋。此时，他发现冰山的阴影之中一堆黑色的影子，从形状上来看似乎是人类，仿佛那影子有时还分成两个。他把飞机降落在水边，开始巡查，发现了那两个影子，一个人和一只狗。那个男人已经昏迷不醒，但确信还活着，那只狗呜呜地在一旁哀鸣，已经虚弱得不能移动了。

    至于那道引起驾驶员注意的光芒，就是那把磨得雪亮的尖刀。它挺直地插在不远的雪地上，在风中微微地颤动着……

木匠

刘亮程①

    赵木匠家弟兄五个，以前都是木匠，现在剩下他一个干木匠活儿。菜籽沟村的老木匠活儿只剩下一件：做棺材。这个活儿一个木匠就够做了，做多少都有数，只少不多。村里七十岁以上的，一人一个，六十岁以上的也一人一个，算好的。也有人一直活到八九十岁，木匠先走了，干不上他的活儿，这个不知道赵木匠想过没有。也有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住，但人没了都会接回来。

    赵木匠的工棚里，堆了够做几十个寿房的厚松木板，一个寿房五块板，所谓三长两短。我在里面看了好一阵，想选几块做书院的板桌，又觉得不合适，那些板子在赵木匠心里早有了下家，哪五块给哪个人，都定了。做一个寿房多少钱，也都定了，不会有多大出入的。

    村里的老人或许不知道赵木匠心里定的事。有时哪家儿子看着老父亲气儿不够可能活不过冬天，就早早地给赵木匠搁下些定金，让把寿房的料备好，到时候很快能装出来。更多时候是赵木匠自己做主，把他想到的那些老人的寿房都定制了。早晚都是他的活儿，人家不急他急，他得趁自己有气力时把活儿先做了，万一几个人凑一起走了，他又没个打下手的，那就麻烦了。

    赵木匠心里定了的事，旁人不知道，鬼会知道。鬼半夜里忙活着抬板子，三长两短盖房子，给每人盖一间，盖到天亮前拆了板子抬回原处。我不能买老木匠和鬼都动过心思的板子，看几眼，倒退着出来，临出门弯个腰，算请罪了。

    我们的大书架和板桌、木桥，原打算请赵木匠做的，问了下工钱，也不贵，但最后请了英格堡乡打工的外地木匠。也是想着赵木匠二十年来只做寿房，他把菜籽沟的门窗、立柜、橱柜、八仙桌还有木车都做完了，一个老木匠时代的活儿，都叫他干完，我不忍再往他手里递活儿。另一个我就是考虑他脑子里下料、掏卯、刨可能都想的是打寿房的事，我不能让他把这个活儿干成那个活儿。

    赵木匠到我们书院串过几次门，他跟我们说着话，眼睛盯着院子里成堆的木头木板，他一定看出这摊木活儿的工程量。

    他没问我们要干啥。我也没给他说我们要干啥。赵木匠耳朵背，我怕跟他说不清，我说这个，他听成那个，所以啥都不说。赵木匠是个明白人，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一个木匠一旦干了那个活儿，也就不合适干别的活儿了。对木匠来说，干到可以干那个活儿，就简单了，所有以前学的花样都不用了，心里只有三长两短的尺寸和选板的厚道。赵木匠是厚道人，我看他备的松木板，一大柞厚，看了踏实。

    我们来菜籽沟的头一年，村里走了三个人，外面来的小车一下子摆满村道，仿佛走掉的人都回来了。

    冬天的时候我不在村里，方如泉说菜籽沟办了两个葬礼和十几家婚礼，礼钱送了好几千。我交代过，只要村里有宴席，不管婚丧嫁娶，知道了就去随个份子。

    村委会姚书记说他一年下来随礼要上万，哪家有事情都请他，他都得去。姚书记一点不心疼随了这么多礼。他的儿子这两年就结婚，送出去再多，一把子全捞回来。

    村里出去的孩子，在城里安了家，结婚也都回村里操办，老人在村里，养肥的羊、喂胖的猪在村里，会做流水席的大厨子在村里。再有，家人大半辈子里给人家随的礼账也在村里，要不回村里操办酒席，送出去的礼就永远收不回来了。

    也是我们到菜籽沟的这一年，英格堡乡出生了两个孩子。我听到这个数字心里一片荒凉，几千人的乡，一年才生了两个孩子，明年也许是一个，后年也许一个孩子都不出生，到那时候，整个英格堡、菜籽沟，只有去的，没有来的。

相关链接：①刘亮程：作家，新疆沙湾县人。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他说“不管朝哪儿走，这里的村庄景象都能够唤醒我的记忆，那些破土墙、烂猪圈，睡到半夜忽然醒来听到一声狗吠，感觉这个世界还是你的。”

永远的巴金

王蒙

    在这个星空之夜，巴金走了。

    如果设想一下近百年来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应该是巴金的《家》。

    而等到我自己迷于阅读的时候，我宁愿读《灭亡》和《新生》，因为这两本书里写了革命，哪怕是幻想中的革命，写了牺牲，写了被压迫者的苦难和统治者的罪恶。我也读过巴金写的与译的《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还有《寒夜》《憩园》等等，我深深感到了巴金的热烈的情思，哪怕这种情是用无望的寒冷色调来表现的。甚至在他晚年以后，他写什么都是那样的充沛、细密、水滴石穿，火灼心肺。巴金的书永远像火炬一样地燃烧，巴金的心永远为青春、为爱、为人民而淌血。

    作为一个作家他太老实，太朴实无华，对不起，我要说是太呆气啦。

    他在关于《家》的文字中一次又一次地书写：青春是美丽的。所以他特别痛恨那些戕害青年、压迫人性、敌视文学艺术、维护封建道统的顽固派。他看到了太多的不应该不幸的人却遭到了不幸，他心中充满了郁积的感情。

    巴金的作品其实一向直言不讳，拥护什么，同情什么，反对什么，都清晰强烈。一个爱国主义，一个人道主义，是他终身的信仰——这是他在迎接第五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说的。他甚至于讲得有点极端，因为在另一个场合他曾经说自己不是文学家，他拿起笔来只是为了呼唤光明与驱逐黑暗。他喜欢在高尔基的作品中描写过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有一个英雄叫丹柯，他为了率领人们走出黑暗的树林，掏出了自己的心脏，作为火炬，照亮了夜路。所以他一辈子说是要把心交给读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用心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写作，来做人的人。所以提起历史教训来他永远是念念于心，他太了解历史的代价了，他不希望看到历史的曲折重演。在他的倡议下，世界一流的现代文学馆终于建成了，这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丰碑，也永远是巴金老人的纪念馆。没有巴金就没有现代文学馆。他还想纪念与记住一些远为沉重的东西，那样的记忆已经凝固在他的晚年巨著《随想录》里，把记忆和反思镌刻在人们的心底了。

    “我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但是我并不悲观，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在他年老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说。他像老母鸡一样地用自己的翅膀庇护着年轻人。他与女儿李小林主编的《收获》本身就是勤于耕耘、勇于创新、尊重传统、推举新秀的园地。“要多写，要多写一点……”他一次又一次地对我说。在他还能行动的时候，每次我去看望他，他老人家总要边叮嘱边站立着……走出房门相送，而当我紧张劝阻的时候，他与女儿小林都解释说他也需要活动活动。我们握手，他的手常常冰凉，小林说他的习惯是体温维持较低，然而他的心永远火烫。他不怎么笑，有时候想说两句笑话，如说到张洁的一篇荒诞讽刺小说，但是他的神情仍然认真而且苦涩、无奈。他总是那样诚实、谦虚、质朴、无私。他永远踏踏实实地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提倡讲真话提倡了一生，却遭到过诋毁，曰：“真话不等于真理”，倒像是假话更接近真理。现在，这种雄辩的嚼舌已经不怎么行时了，巴金的矗立是真诚的真实的与真挚的文学对于假大空伪文学的胜出。

    想一想他，我们刚刚有一点懈怠轻狂，迅速变成了汗流浃背。

（有删节）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

    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儿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雕的蝴蝶、鲤鱼，让那要出嫁的女孩看得目不转睛，真害怕那蝴蝶飞了，那鲤鱼游走了。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能让他修饰成鲤鱼的眼睛。树死了，木匠却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这十里八乡要做的那些精细别致的木工活儿，离开他还真的做不好。他木工的作品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品，结实耐看！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我在一边，就像看精彩的舞台表演，好过瘾。

    但是，这个木匠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粗糙的小活儿，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儿。他宁可憋在家里弄那些丑木头玩，磨、刨、钻、刻，忙得自得其乐，也不愿意接那些粗活干。而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我从郑州回去，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吧，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我有些生气。

    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没听人说，他是懒木匠?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说那懒的木匠：“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非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要是他特别喜欢做的木工活儿，即使别人给他钱少，他也愿意干。”我说：“这人，好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做生意赚钱的致富经历。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木匠活儿手艺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呢?我忽然明白了：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只是孤独。

    去年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

    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我问他：“你在哪儿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元呢。”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活儿不想做。”

（选自《小说月刊》第3期，略有改动）

心底最挂念的人

吴念真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们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笨蛋！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