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nk#}1{#/blank#} 、{#blank#}2{#/blank#}的说明次序，具体来说，先总说{#blank#}3{#/blank#}，再分说{#blank#}4{#/blank#}。

旦角

    年轻的时候，他是闻名遐迩的人士。每到农闲时节，四乡八里的人约在一起，组个草台班子，挨村唱梆子戏，都免不了跑到黄泥湾，邀他加盟。他那媚媚的扮相，妖妖的身段，在台上一走，就是一串碰头彩；一个水汪汪的飞眼，能淹死一堆小媳妇；一挑葱白似的兰花指，能醉倒一群小姑娘；再唱上那么几嗓子，连半老徐娘们都从里往外酥透了。

    他是有名有姓的人，但是人们都不叫，刚出道的时候，大伙儿都叫他“小白妮儿”，年岁大了，大伙儿又叫他“沙锅片子”。

    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怪名儿呢？

    原来，他好抽口大烟，后来解放了，铲除了黄赌毒，他只好从中药店买点大烟壳，用砂锅煮水喝。只有喝了这水，他才有劲儿将一副媚相足足地演到一出戏终了。无论走到哪里，他任啥不带，就提着一只砂锅，到了地儿，他任啥不干，就熬他的大烟壳。每每在戏开锣半个时辰前后，就能在戏台附近闻到一缕缕淡淡的特殊的香气。那准是砂锅片子的大烟壳熬出了好滋味。

    不管演哪一出戏，都数他的戏份足。《大祭桩》中的黄桂英，《铡美案》中的秦香莲，《打金枝》中的公主，《西厢记》中的红娘，都非他莫属。

    他还真从戏迷中拐了个姑娘，做了他的媳妇儿。他再也不用自己提沙锅、熬大烟壳了，一切有关他的杂务都被那姑娘包下来了。

    他和媳妇儿相亲相爱地过了大半辈子，媳妇儿没舍得吵他一句骂他一声，横草不让他拈，竖草不让他拿，就是时不时让他在家简单地扮上，摆弄一下身段，哼那么几句。嫁给他多少年了，媳妇看了听了他的戏，仍然眼睛放光。后来，大队演样板戏，他演李铁梅、阿庆嫂，演了几次，不让他演了。他演的李铁梅、阿庆嫂怎么看怎么不像英雄人物。他不演戏，急得吃不好睡不香。媳妇儿便让他在家里偷偷演，演给她一个人看。当然，他演的是红娘，是秦香莲。有时候，媳妇还能接几句张生、黑老包呢。

    这么好的媳妇儿，打着灯笼也难找，谁知说走就走了，事前半点儿征兆都没有。他哭天抢地，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好长时间，整天都像是没了魂的人。媳妇儿都埋了多半年了，他还时不时到坟头去哭，细听了，不是哭，却是唱，

    婆母娘你息怒站在路口，

    听儿把内情事细说从头，

    想当初李黄两家结亲眷，

    也算是门当户对配佳偶……

    媳妇走了，儿子在外面念书，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没抓没挠的。他一辈子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没料理日子的本领，一烦，连出去进来都离不了的戏也免了。过了两年，儿子高中毕业回了家，不久又娶了亲，家里总算又有了一个女人。他才可以伸开肠子过一过日月、好好唱一唱他的戏了。

    亲家母年轻时也是他的戏迷。亲家母来家了，和他有说不完的话。说得兴起，偶尔他也比划比划，让亲家母直感叹，到底是老了，老了。听了亲家母的话，他不知是忧伤还是高兴。但他每回都拼命挽留亲家母多住几天。只要过一段时间亲家母没来，他还会催儿媳回娘家去接呢。

    儿媳不愿意了，和儿子吵，你爹咋回事儿，我爹还没死呢。

    儿子笑了笑。

    儿媳又说，你爹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整天没事了哼哼唧唧的好不好，一个大老头子，男不男女不女的，算什么呀！

    儿子不笑了，叹了一口气。

    儿子还是和他谈了。从此以后，他进进出出都黑着脸，既不哼唱了，也不言语了，终于憋出一场病来。病好了，他脱了层皮似的瘦了下来。

    儿子瞒着媳妇儿，带他到省会电视台梨园春擂台赛报了名。他竟做了擂主。比赛那天，他唱了两段《西厢记》红娘唱腔，一段是：

    他二人进房去先把门上，

    门儿外战兢兢站立我红娘，

    都只为老夫人把良心昧丧，

    报不平我才陪你来到书房……

    另一段是，

    谯楼上打四梆霜露寒又凉，

    为他们婚姻事俺红娘跑断肠，

    恨死老夫人过河你拆桥梁，

    从今后再不说你治家有方……

    唱过了，看到观众和评委都给他打了全场最高分，他眼角悄悄溢出了泪花。这一辈子，能演给千千万万个戏迷看，死了也值了！

【注】旦角指的是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青衣、花旦、刀马旦、武旦、老旦、彩旦等类别。

民主世界

老舍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可是从抗战的笫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像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检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当的。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棵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偷偷地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闲着。在闲得膩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別地明显。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份、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一一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地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岀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地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地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地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地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地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尊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地能干，把这件事处理的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到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地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地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的。

（原载1945年《民心》（半日刊）第一卷，有删改）

垃圾人

谢初勤

    老余的老家在贵州山区，因为看着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老余才会举家来到沿海讨生计。说是举家，也就他夫妇俩，加上一个年刚五岁的小儿子。

    其实，老余只不过就四十出头，只是长年在地里干活，身上的“水气”早叫干渴的土地给吸完了，人，也就显得黑瘦。

    老余到了这个地方，连续找了几家厂，可是，人家刚跟他打个照面，就皱起眉头朝他直挥手。后来，老余就带着老婆、儿子，踏着他那辆只剩下三个轮胎和一只后架的车子，到处捡拾破烂。

    有一次，一家人捡了满满一车东西，老余在高兴之余，还唱起了小曲。当然，老余一高兴，老婆和儿子也跟着乐呵呵。这时，他们一家听到了头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儿子最先抬头一看，哦，好大的一个东西，银白银白的，两只翅膀大得像那些工厂的大门！那时，一家人都给眼前这种景象震住了，呆呆地盯着那个大东西远远地歇在一大片空阔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只大鸟。儿子惊骇之余，半天才说出话来。

    不。那是飞机。老余纠正着儿子的说法。那是一种只在天上飞翔的机器，所以叫作飞机。

    那，飞机是用什么做的？儿子又问。

    铁。用铁做的。老余肯定地说。

    儿子听了，点点头，大声说，是不是用我们这种铁做的？说着，他把三轮车壁的铁皮打得咣咣响。

    望着儿子这种天真执着的样子，老余开心地笑着。这小子，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经过了这一次，以后，每回路过这里，儿子总是会叫他停一停，后来，不用儿子提醒，老余到这儿都会让车子停一会儿。当然，每一回，儿子看了飞机，都会问出一些问题，比如说飞机为什么能飞，比如说飞机是吃什么长这么大的等等。对于儿子的问题，老余能答则答，有一些自己实在不懂的，他也能编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老余就是喜欢儿子这副样子，儿子能够这样问他，说明这小家伙聪明嘛，爱动脑筋嘛。因此，儿子在问他话的时候，老余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原来是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

    老余对儿子是满怀信心的，他的下一代，一定能活出个人样，而不是像他这样低三下四地去看人眼色，捡破烂收垃圾。

    过了年，他就把儿子送进了当地一家幼儿园。可是，没几天，儿子就吵着说他不去幼儿园了，一打听，老余才知道带孩子的老师都是讲本地话。儿子在那里边，听不懂，玩不成，简直就是在受罪。

    不读就不读吧。老余心里想，再过一两年吧！再过一两年就把他送回家乡念小学。一定……

    有一次，老余一家路过飞机场时，正赶上飞机起飞，儿子高兴得欢蹦乱跳，一双小脚把三轮车板踏得咣咣响。飞机过后，儿子还呆呆地盯着那个方向。老余唤了儿子一声。儿子这时转过头来，大声地对老余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说着，儿子就张开双臂，做出了一个飞机的样子。

    老余一愣，随即兴奋了，他呵呵地笑着：行啊，小子！有志气！开飞机呢。那老爸就等着享福。

    儿子又说，等我开上了飞机，我就带着你和阿妈两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个没有人捡破烂的地方，我们可以用飞机拉很多很多的破烂回来，就不用爸爸再和那些人争了。

    儿子得意扬扬地说完，以为老爸总是要像平时一样夸奖他两句。谁知，老余一听，脸色就阴得可以挤出水来。一会儿，突然高高地扬起手掌，“啪”地给那小子的屁股来上重重的一下！

    儿子没提防挨了这么一下子，他眼巴巴地望着车上的爸爸，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委屈地哭了起来。他的哭声在空旷无人的大路上传得很远，很亮……

    老余的老婆坐在车上，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她还搞不懂他们爷儿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选自《201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有删改）

华威先生

张天翼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天翼兄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天翼兄。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要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①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救亡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车上的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微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②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救亡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③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地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大家团结起来，统一起来。也只有在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