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

王安忆

    ①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②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③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

    ④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1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1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1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只能跳脚了。

    ⑤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⑥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学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我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⑦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让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⑧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

    ⑨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每周上3次英语课。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写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选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有删改）

怪人宁财神

    宁财神的乐天知命

    宁财神喜欢将自己的成名归结为运气。在接受凤凰网访谈时，他说，“我相信宿命，对未知的事情有点恐惧，我觉得还是好的。”

    宁财神本名陈万宁，1975年出生。

    宁财神早已成名。上世纪末，他与李寻欢(原名路金波)、邢育森被誉为“中国网络文学三驾马车”，是中国第一代网络写手。“那个时候很多媒体关注，做活动、采访，但很快会消失掉。”

    2006年1月，《武林外传》在央视热播，编剧宁财神再次为众人瞩目。伴随《武林外传》而来的诸多掌声，宁财神这次看得更为坦然，“别说我，就科波拉起起落落都多少年。我觉得所有闪光灯都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不彻底搞清楚，人会崩溃。”

    一路幸福走来

    金融学毕业的宁财神曾从事过期货工作，而后多次转行。他说“选择职业什么的，基本上是以兴趣为准，喜欢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即使谈起最困难的经历，宁财神依然描述得很轻松，“我没钱，但是我有很多时间想未来要干什么，至少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醒来后就把手头的CD摆摊卖两张，然后放放风筝，到胡同转一转，拍拍照片”。

    “我们每天清醒的时间大概15个小时，其中至少10个小时在工作，如果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不高兴的了。”宁财神说。

    写作不仅给宁财神快乐，还为他带来一位老婆。宁财神与老婆程娇娥相识是因为《都市男女》，宁财神对喜欢该剧的程娇娥说：“那是我写的。”在创作《武林外传》过程中，“每次写完一部分，我就先给她看。如果她笑了，我就通过，如果她不笑，那我就推翻重写。”宁财神曾说，“没有老婆，便没有《武林外传》．”

    婚姻让宁财神变得更为成熟。“原来只需要为自己负责，现在需要为全家人负责。”作品也随之有了生活的影子，“一旦价值观改变，写的东西也会变，至少剧中人对人生、婚姻、爱情的态度会跟着变。”

    宁财神的梦想就是“一直维持现状”。

    做自己

    宁财神不喜欢频频在电视上露面，甚至一直有意回避这一点，害怕被更多的人认出。“我基本上很明智，很少上电视，光是照片或者平面媒体，一般没问题，别人随时就忘，除非是戏的宣传，才可能上电视，但也不会做全程，可能就是稍微露个头。上电视多了，其实是受伤害的。”

    在宁财神看来，名利基本上会消失，所以他更愿意做属于自己的东西。“名誉是别人给的，他能给你，也会迅速拿走。”

    “哪天写不动，就转行。”宁财神说。

    作为一个有213万粉丝的博主，宁财神称并不想迎合别人。他的理由是，“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如果迎合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迎合别人了。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普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都得喝毒牛奶，受各种苦楚，每个人境遇一模一样，没有谁比谁更好。”

    即使对成为别人偶像他也抱有一定的审慎。他认为偶像就是别人指望你来做出榜样，指望你挥斥方遒，而宁财神更愿意“在车往前开的时候，推一把，但是要自己去开车，算了，有很多责任，第一没有那个能力，第二负不起那个责任。”

    宁财神说自己并不算特立独行，“很随大流。所有人都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有个性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有个性，都差不多。”

    记者：王朔算是你的偶像吗？

    宁财神：偶像，当然是偶像。

    记者：为什么那么喜欢他？

    宁财神：王朔这人很豁达，很尖锐，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只不过大家有时被他的文字迷惑，觉得他玩世不恭，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现在的很多社会问题，他在20年前写的文章中就基本全说透了。

    记者：你会向他学习哪些方面？

    宁财神：我觉得学不来。学他的语感可以，也能模仿得比较像，但智慧是自己对生活的反思和看法，能看多深，是靠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模仿不了。智慧是一个宝贵的东西，无法复制，而且很难传授。自己的感悟就是智慧，传给别人，别人拿到的只是经验而已。

    记者：他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宁财神：可能潜移默化改变了我看人和看事的态度，有很多，一言难尽。跟他接触，或者看他的文章，至少内心深处知道自己要做个正经人。

    记者：你心中的“正经人”应该是什么样？

    宁财神：正经做事，正经对人。尽可能做到对周围的人公平、仗义，尽可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认真做自己的事情。

    记者：王朔曾不愿意看你的剧本，这件事有没有影响他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宁财神：为什么会影响？不好就是不好。每个作者都有自尊，都心虚，就算马尔克斯，年轻时写得不好他也毛，谁能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写得好。

——摘自“凤凰网”

    刚从浙皖交界处的青黛山水间归来，旬日之隔，又来到历史上先后属于燕国和幽州的冀北山地。云雾缭绕、苍翠欲滴的南方的秀美，被一种深沉雄健的气势所替代，仿佛头顶上干爽而明亮的阳光。忽然想到了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一句诗“为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觉得理解又加深了一层。生活于江南水乡常州的诗人，期望向北地粗犷荒蛮的大自然汲取力量，为原本缠绵清丽的诗风注入一种刚劲的气息。

    生发出这些感受时，我正站在一个名为板厂峪长城文化小镇的地方，属于秦皇岛海滨区北部山区，距离市中心约三十公里。

    站在村口开阔处，把目光向远方递送出去。这里是燕山山脉的东端南缘，山势险峻，层层山峦远近环抱，天空高远晴朗，浮云缭绕。村北险峻绵延的山脊上，古长城依了山势起伏曲折，相距不远就有一座烽燧，兀立于一处处陡峭的峰巅之上，一直伸延到视野之外。是十月下旬，满山浓密蓊郁的绿色中，点缀了片片簇簇的红叶，便有了生动的层次感，仿佛一块色彩斑斓的调色板。

    村口处，矗立着一块“板厂峪明长城砖窑遗址”大理石石碑。明代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穿越此地的崇山峻岭，向西蜿蜒而去。四百五十年前的明代隆庆年间，抗倭英雄戚继光被明廷任命为蓟镇总兵官。从山海关到北京昌平绵延两百公里的长城，都在他的防守范围之内。在他的主持下，对这一带原来的石筑长城进行加砖修复，并增修砖制敌楼五十座，共约十五公里长。这是秦皇岛境内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区域，城墙、敌楼、墙台、关城、烽火台连绵迤逦，首尾相顾，气势雄浑。

    战争和苦难已经进入史书，成为记忆和传说。长城御敌的实用功能早已丧失殆尽，而成为审美观照的目标，历史认知的参照。承平日久，难免让人觉得天经地义，其实这样的状态却曾经是多少代的人们梦寐以求而不能如愿的。是哪一位西方人说过的，“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隙”，未免残酷，却是不争的事实。所幸的是，我们这几代人诞生和成长于和平的时代，得以充分享受生活的安详和美好。

    第二天的行程，也仿佛是这种感悟的一个补充，一种延伸。

    早餐后从住处宾馆出发，不久途经昌黎县城。昌黎枕山依海，地名寄寓了“黎庶昌盛”之意。这里据称是唐代大诗人韩愈的祖籍地，韩愈字昌黎，因此县城里一条主要街道就被命名为“韩愈大道”。沿着这条道路行驶，自车窗外望，城北绵延不断的山脉便是碣石山，一座被写入了《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的古山。山并不是特别高，但不乏巍峨峻峭的气势。和南方的山地被绿色彻底遮蔽不见一丝罅隙不同，甚至和板厂峪长城一带山上草木丰茂蒙络也不同，碣石山上裸露着大片的青白色岩石，形状奇特，或瘦骨嶙峋，或平展如砥，或陡峭如斧砍刀劈，或横斜如展翅欲飞。隔着老远，分明就有一种鲜明的质感传递过来，似乎触摸到了一个人的坚硬的骨节。

    这座山为人知闻，远在长城建造之前。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经过此地，写下了名篇《观沧海》，抒发了一代豪杰的壮怀。诗中状物十分生动：“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其词作《浪淘沙·北戴河》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说的正是此事。汉魏以后，碣石逐渐演变成为诗词中的一个意象，象征迢遥的北方荒寒之地，像唐诗名篇《春江花月夜》中的句子：“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此刻，望着不远处静默矗立的五峰山，这个沉睡多年的想法又苏醒了，而且似乎忽然间获得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既然对于大自然的美有着强烈的感知，自然也就会以美的诸多要素，如完善、和谐、均衡等等，来衡量和要求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不管他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点，但相互间却是具有着内在逻辑的贯通性。社会生活中那些残酷、丑恶、纷乱的方面，从本质上讲，也都是和美的基本原则相悖逆的。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他们所选择的事业，是因为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是人类的彻底解放，是美在一切领域的充分发展和绽放。置身于真实的山水自然之间，这种原本容易玄奥浮泛的感悟，却似乎具备了一种坚实可感的质地，仿佛周边伸手即可触及的形状各异的山石。

    两天的行程中，行经的地方，见闻的事物，就时间的维度而言，恰好形成了某种对立又互补的关系——历史和现实，战争与和平，毁坏和建设，贫穷和富足，苦难和幸福，等等。它们的组合，分明正是生活的整体性的一个隐喻。想到我们置身其中的正是后一种，内心深处不由得会升起一种深长的满足。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也是在那首《浪淘沙·北戴河》中，毛泽东主席这样吟咏。此刻，在正午时分的阳光照射下，眼前连绵的碣石山群峰上的白云，散发出玉石般润泽的光亮，和青白色的山石相互映衬。近处，秋风从绿野间吹拂而来，身旁的葡萄树叶发出急促的窸窣之声，而葡萄的甘甜气息，也一下子变得愈发浓郁了。

（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11月17日，有删改）

梨花白

刘建超

    梨花白在老街唱红时，年方十六岁。

    梨花白六岁开始跟着师傅学艺，拜在梅派名师门下。在老街首次登台时，正值梨花满天，一院春色，师傅便给她起了个艺名梨花白。

    梨花白登台唱的是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梨花白扮相俊秀，嗓音甜润，念白、唱腔、舞蹈、水袖，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都深谙梅派风韵，把老街人听得如醉如痴。

    梨花白走出戏楼已是午夜，一轮弯月苍白地挂在丽京门的檐角，青石板路泛着幽幽的冷光。一辆车轻轻地来到她的面前，拉车的是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

    老街人歇息的早，天黑收店，吃饭睡觉。半夜里是不会有啥生意的，尤其是个拉车的。

    “这么晚了，还没有收工？”

    小伙子憨憨地笑笑：“我是在等你，天黑，路上怕不安全。”

    梨花白好生感动。说了句：“去怡心胡同。”

    车子在青石板路上轻快地颠簸起来。

    老街的戏园子在城外两里地。从丽京门到戏园子，一色的青石板路。青石板路在戏班子唱戏时才热闹一下，沿街两边卖各种小营生的摊贩忙碌着，多半是些卖小吃、水果的。在这里可以吃到纯正的不翻汤、浆面条、绿豆丸子汤。戏散人静，青石板路便又恢复了冷清。

    车子在青石板路上微微颠簸，却很舒适。许是太累了，梨花白在轻微的颠簸中闭上眼睛睡了。拉车的小伙子放慢了脚步，双手攥紧车把，让车子走得更平稳些。怡心胡同到了，小伙子不忍心叫醒梨花白，车子拐过头又跑了回去。梨花白醒来，看见小伙子气喘吁吁，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

    梨花白连忙表示歉意，小伙子乐呵呵地说：“没事，我爱听你唱戏。只要你有戏，多晚我都等你。我姓程，你叫我程子就中。”

    程子真的每次都等着拉梨花白，并且说啥都不收钱。梨花白说急了，程子就呵呵笑，说：“那中，啥时候你给我唱出戏就中了，我爱听《贵妃醉酒》。”

    一个雨夜，程子送梨花白回家，发现胡同门口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程子也就没走，躲在一个屋檐下。

    梨花白住的二层木楼上果然传出了动静。程子飞一般蹿过去，跑上二楼，推开了门。几个汉子满嘴酒气，梨花白单薄的身子缩在床角发抖。

    几个痞子对程子来搅和他们的好事极其恼怒，三五下就把程子打翻在地。程子满脸是血，依然倔强地站起来。

    痞子头儿说：“看来你真是想逞能了。那我成全你，今天我要不了女的就要你。你是干啥的？”

    “拉车的。”

    “靠腿脚吃饭啊。那好吧，今天我废了你的腿，就放过这个小妞。”

    “咋都中，你们别欺负女娃。不然，就是打死我，我也拽个垫背的。”

    痞子掏出了刮刀，程子的一双脚筋被他们生生挑断。

    虽然那几个痞子后来被法办了，但是，程子只能坐轮椅了。

    程子学了剪裁手艺，在丽京门下开了“贵妃醉裁缝店”。每天接送梨花白的是她师兄洛半城。老街人都说梨花白和她师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就是等不到他们结合的消息。

    动乱的年月，剧团由造反派接管，梨花白被当成资产阶级的黑苗子遭受批斗，发配到街道去扫大街。

    程子转着轮椅，找到“靠边站”的洛半城，说：“我听着剧团里演李铁梅的那主嗓子不中，不洪亮。英雄李铁梅声音不洪亮咋能鼓舞咱老街人们。你和剧团头头说说，可以让梨花白伴唱，这也是接受改造，接受教育嘛。”

    剧团头头觉得革命群众说得有理，就把梨花白抽回团里，在幕后为演李铁梅的演员伴唱。老街人知道后，都去听梨花白唱戏，听戏的人多了，剧团头头挺高兴。

    中秋时节，梨花白发烧，嗓子不佳，她和剧团头头请假。头头瞪着三角眼不允许——中秋节快到了，要过革命化的中秋节，死了都要唱。

    结果梨花白在唱“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时，倒了嗓子。剧团头头说梨花白故意破坏，还是想着那些才子佳人。在戏园子的土台子上，不但批斗打骂梨花白，还要她把“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唱一百遍。

    梨花白直唱得气若游丝，昏死过去。从医院出来，梨花白彻底失音，别说唱戏，说话都如蚊子嗡嗡。洛半城气愤难平，把剧团头头狠狠揍了一通，从此不再唱戏。

    一个艺人，不能唱戏，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梨花白来到了洛河边。圆月朗朗，秋水依依。梨花白的脚刚刚踏进河水，却听到洛河桥上传来《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竟然是程子。梨花白哭倒在程子怀中。

    动乱过后，梨花白又回到剧团，担任艺术指导。她退休后常常推着程子去广场听大家聚会唱戏，两人真的是发如梨花。

    又是一个中秋夜。老街戏园子那座土台子上，梨花白和洛半城着装重彩，冰冷的月光下，演着《贵妃醉酒》。

    台下没有观众，静静的场子里，只有一部空空的轮椅。

（选自《市井人物·出门是江湖》）

疯狂的苇荡

张西祥

    刘木犁怎么就疯了呢？我问邻居，问村长。这个走路斜着一只膀子，在人流中一插一插像犁地的人，居然掂起猎枪去追他亲孙子，疯得分不清前头跑的是兔子还是孙子。村长说：“这事恐怕还要从苇荡说起。”苇荡我知道，就是村北那片大水洼子，方圆上千亩。村长嘱咐说：“苇荡那地方你可别去了，木犁一直都掂着土铳躲在苇棵里，说不定从哪里冒出来给你一枪，集镇上几个打渔打鸟的，都被他撵得像孙子，胆小的跑到家还大病一场。”我似信非信说：“这家伙年轻时以打猎为生我知道，怎么如今疯得连人和野物一起打了？”村长说：“怪就怪在如今他不打野物，只打人，不管是谁走近苇荡，他冷不丁就给你一枪。”“那他藏在苇棵里吃什么，喝什么？成仙了？”村长说：“他儿子每隔三五天背去半蛇皮袋冷馒头，像喂狗，朝滩涂上一撂，调头就跑。”从村长的嘴里我知道，木犁疯的原因很简单，木犁是想做一回真正的爷爷。这辈子拖着一躯残身子，木犁自觉得丈夫没做好，父亲也没做好，女人丢下他和儿子回黄土垄了，孙子要上学了却没钱。乡长那回在镇头上的大鸿宴应酬，说要给苇荡找个专门守护员保护野生动物。没想到这话爬进木犁的耳朵。木犁志在必得，揣上干粮赶到乡政府准备背水一战加上软磨硬磨。乡长说：“此人可以考虑。一，形象不好的人知耻而后勇，优点在于敬业，好使；二，便宜，要是雇个像样的，好赖也得七八百，这样的人给他个二百文就打发了，先试着用两个月再说。”

    木犁守苇荡头一个月，果然拿到二百元，孙子也果然有了新书包、文具盒和走进校门的新衣服。那是木犁浑身脱了一层皮换来的——就在做看守的第四个晚上，木犁拼死命抓住几个张网偷水鸟的贼，几个贼也轻而易举抓住了木犁。直到木犁被乱拳轰击得鼻青脸肿，木犁的两只手依然像铁钩，紧紧钩住人家要去见乡长，人家随即提起腿把他的头杵进湖里喂水。村长说木犁就是这样受刺激的，也不知搭错了哪根神经，一头扎进深不可测的苇荡再也不露面。可是你见不到木犁，木犁却能看见你，只要有人走近苇荡，木犁不分良莠“咚”地就是一土铳，霰弹在苇叶上留下“唰”的暴风疾雨声，来人即便侥幸逃得了性命，也自觉被打穿了几根神经。好生生有鱼有野味的苇荡，却藏着火药桶，时不时要人的命，四方那些靠着苇荡找钱，靠野味打牙祭的贼胚子最先嚷嚷起来，众多电话接连打到乡长的办公桌上。乡长拖着不管，集镇派出所的压力就大了，于是端着真家伙的三个警员威武雄壮地呵斥，举着家伙凌厉尽致比划，就是听不见枪响；疯子不仅先声夺人开了第一枪，还抱起土铳没头没脑冲上来，结果可想而知。没想到这一番折腾还带来正面效应，疯子的骁勇被四方乡邻渲染出传奇色彩，苇荡也就此安宁下来。在苇荡安宁的大半年里，有人看见消失多年的琵鹭和天鹅又来筑巢生养。

    我再次回乡时，贸然听说木犁死了。村长在说到木犁死时，是吞吞吐吐的，总不肯说原因。我连灌了他几杯，村长就硬着舌头说：“木犁死的事只有俺和木犁的儿子知道，木犁的儿子那天又去撂冷馒头，猛发现前几天撂在滩涂上的馒头原封没动。儿子似有预感，找到用芦苇搭的窝棚子，爹是直挺挺躺在一把干草上，早凉了。儿子觉得事情重大，哭两声猛地转身就跑。”儿子是在村外的田头上遇见村长的，村长说：“如今你爹好赖也算半个吃官饭的人了，走，这事俺得给乡长汇报。”乡长一听，说：“这下可咋办？以后苇荡谁看守？”木犁儿子说：“这也是俺要向乡长汇报的，你看俺能不能接爹的班？”乡长神情古怪地说：“你不行，你怎能守得住？”见木犁的儿子好求歹求，乡长忽然想起说，“你要真想接班也成，不过你得瞒着所有人，不能说你爹死了。关于你爹的后事，就由村长和你这做儿子的隐蔽着料理吧。”村长和木犁的儿子回到苇荡深处，埋完木犁，木犁的儿子一屁股坐下来，才彻头彻尾大哭了一场。

    那之后，木犁的儿子在看守苇荡时，惬意而轻松，每隔三五天只去苇荡走一趟，背着蛇皮袋说是给爹送馒头，谁也不知袋子里装的是不是馒头，回来还不耽误做田上的活。于是每隔三五天，就听见苇荡的深处响一枪，二层小楼上就有人看见长发垂腰的木犁。在木犁上方的蓝天上，水鸟儿在翻飞，青云在游走，一番泰平景象。

    我狐疑地问村长：“你是在忽悠我吧？我在村头上碰见木犁的儿子时，那小子分明一个板刷头，那苇荡里长发垂腰的是谁？木犁的鬼魂么？”村长醉眼朦胧诡谲一笑，凑近小声说：“在苇荡深处的窝棚里，木犁留有一顶假发套，是用驴尾巴做成的……”。

（选自2016年2月《短篇小说》）

我的悲哀的面孔

[德]海因里希·伯尔

我站在港口看海鸥的时候，我的悲哀的面孔引起在这个区巡逻的一名警察的注意。

我注视着鸥群，此刻我最向往的，莫过于一块面包，把它掰成碎块，来喂海鸥。可是，我同它们一样饥饿，一样疲乏。不过，我心中虽然悲楚，却仍感到快乐，因为站在那儿，放眼群鸥，默默饮悲，确乎美不可言。

突然，一只警官的手搭在我的肩上，一个声音说道：“跟我走！”同时，这只手使劲扳我的肩膀。我稳稳站定，甩掉那只手，镇静地说：“你发疯了。”

“同志。”一直还看不见的那个人对我说，“你当心点。”

“先生。”我答道。

“这里没有什么先生。”他怒气冲天地喝到，“我们都是同志。”

此时，他跨前一步，站到我身旁，从侧面打量我，严肃得像一头牛。

“什么道理……”我要和他理论理论。

“理由很充分，”他说，“你的悲哀的面孔。”

我笑了。

“你别笑！”他当真发火了。方才我还以为，没有小偷或逃犯好让他逮捕，他也许因此而感到百无聊赖。可是，此刻我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要逮捕我。

“跟我走……！”

“为什么？”我镇静地问。

一不留神，我的左腕已经被套上一条细铁链。就在这一瞬间，我知道，我又完蛋了。

“为什么？”我又问道。

“有条法令要你高高兴兴的。”

“我蛮高兴么！”我喊叫起来。

“你的悲哀的面孔……”他摇了摇头。

“这条法律可是新的呀！”我说。

“它已经存在三十六个小时了，你必定知道，所有法律都是在宣布之后二十四小时生效的。”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条法律。”

“逃避惩罚是徒劳的。这条法律是前天颁布的，通过所有的扩音器播送。所有的报刊上都发表了。帝国全境一切街道、公路上，统统撒了传单。”

他牵着我走了。此刻，我才感到天气寒冷，才感到委实饥饿难当。想起自己一身污垢，没刮胡子，衣衫褴褛，才想起有法律规定：人人都要干干净净，胡子刮得光光的，露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模样。我被推到他前面走着，像一个被坐实了盗窃罪而被抓走的稻草人似的。街道空荡荡，到警察局的路不远，我已料到他们很快又会找理由逮捕我，不过话虽如此，但仍然心情沉重。

我一路走，一路看到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无不贴上那种欢乐表情，因为有命令要显示欢乐。

我们很快到了警局。此时汽笛长鸣，鸣笛表示离下班还有十分钟，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按照当时国家元首提出的“幸福与肥皂”的口号，每个人下班前都必须洗澡十分钟。

我们穿过警局空空荡荡的过道，接着，一扇门自动打开，因为在此期间，门卫已向里头通报我们来了。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太平盛世，秩序井然，人人努力在白天洗完规定的一磅肥皂。因而一个被捕者的到来，便是一件大事。

我们走进一间房间，静悄悄的。我感到，我的脸越发消瘦了。我又累又饿，那种悲哀的幸福感的最后痕迹此时烟消云散，因为，我知道，我完蛋了。

数秒钟之后，一个穿一身预审员的浅褐色制服的高个子，一声不吭地走进来坐了下来，两眼紧盯着我。

“职业？”

“普通同志。”

“被捕前干什么？”

“囚犯。”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什么时候？从哪里放出来的？”

“昨天，十二号监狱，十三号牢房。”

“当时的罪行？”

“高兴的面孔。”

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讲明白！”预审员说。

“当时，”我说，“我的高兴的面孔引起一位警察的注意，那天命令全国要悲哀。是首长去世的日子。”

“刑期多久？”

“五年。”

“表现？”

“不好。”

“原因？”

“服劳役太少。”

预审员站起身子，狠狠地给了我一拳，走出了房间。接着是审讯员，审讯官，初审法官，终审法官，他们一一进来，一一打我，又一一走出房间。最后，由于我的悲哀的面孔，他们判我十年徒刑，这回的情形，同先前由于我的高兴的面孔判我五年徒刑如出一辙。

如果在“幸福与肥皂”的口号下，我能熬过此后的十年。我真得想办法什么面孔也别再要了……

(潘子立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