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

李智福

    ①庄子与孟子同是战国中期人，同为思想巨擘，他们对“物之齐否”持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庄子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的观点，孟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命题。形式上，“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歧见之大，归本于哲人对世道人生不同的关怀方式和迥异的观照态度。

    ②庄子不是将万物强定为一尊，而是以承认“万物之不齐”为前提的，这种“齐”意味着承认一切存在皆有合法性、合理性。章太炎说：“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正是此意。庄子因“不齐”而走向的“齐”，是一种平等的眼光和宽容的胸怀，对差异的包容，对弱势群体、 少数群体、独异个体的尊重，这与《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近似。同时，当他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时，齐万物，一生死，生命也从高下区分的利益焦灼中悬解了出来。另外，庄子认为“齐物”的初始图景是人类未开化时的“至德之世”，那个时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对“至德之世”的呼唤渗透着浓浓的诗人之乡愁意识和哲人之批判精神，警醒着人类不可妄自尊大，时时需要反省。

    ③孟子没有像庄子那样悉心去论证“物之齐否”，而是用一句常识之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对提倡“君臣并耕”的农家学派展开批评。当时，农家学派之许行从楚国到滕国传道，宋国的陈相、陈辛兄弟闻风而来，尽弃前学，从师许行。陈相将许行之学转告孟子，孟子深不以为然，乃从社会分化、商品交换、劳心与劳力分工等角度论证了这种“君民同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荒唐的。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④孟子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恰恰是反对对天下万物整齐划一，比而同之。天下之物的价值本应有大小多少之分，因此不可以“同价”贾之，如若以“同价”来买不同之物，必然会造成良莠不齐，以次充好。若这种“比而同之”的思想上升至社会政治领域就必然会造成天下大乱。在孟子看来，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由“劳心者”与“劳力者”两个阶层组成的社会。“劳心者”从事治理、组织和教化之事，是“食税者”，古代圣贤如后稷、尧、禹等都属于这类人；“劳力者”从事生产劳动，包括耕作、做工和经商，他们要“上税”，为“劳心者”提供衣食之资。可见，孟子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一常识之语目的在于证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⑤庄子持“万物一齐”，孟子持“物之不齐”，二者不可同，不能同，不必同，亦无高下之分。在那个战乱频仍、世道窳败的战国之世，他们发现的是不同的症结，因此对“君臣佐使”的调配，亦大不同。唯其不同，才证明了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人在中国思想史上实现了互诤互补。以孟子对人性之善的信念补庄子的自然天性论，以免人性的沉沦、堕落和虚无；以庄子“万物一齐”之自在的、诗意的、艺术的觉悟精神补孟子哲学所许诺人生之过于沉重的负担、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人生的异化、僵化、道学化。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07月27日第16版，有删改）

    《人民文学》杂志把我的两篇文章放在“非虚构”栏目，无意间使其获得了一种命名和意义。但是，它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非虚构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也即“真实”在文学中的合法性问题。

    就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到，韦勒克所反对的“现实”和“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是指物理意义的现实和真实。“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物理真实，但这还不是文学。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 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 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和你的作品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更具介入性、影响力和批判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故事，当以虚构文学面目出现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读出趣味、人性和某种幽深的意蕴；但当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一趣味和人性叙述就更具现实感和迫近感，它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

    非虚构文学，作为近几年才在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概念，总是容易被和虚构文学对立起来谈。作家一方面被吸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引起的关注要大于虚构性文学，并且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朴素且深远的品质； 另一方面又有所疑惑，认为它与文学的本质，即虚构性，不相符合。但我认为，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条，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的真实》）

    聚落考古在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概括性意义，在文明起源研究中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不过文明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工程，大型聚落和城市只是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一个结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聚落和城市可以理解成文明体的表层结构，是文明的结果与呈现。支持表层结构进步与改变的，是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因素的发展——特别是导致集约化生产出现的关键性技术因素的突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基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建立在其上的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因此，技术因素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提供了原生动力，是文明起源的内因。技术因素、基础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可以理解成驱动文明这辆马车前行的两轮，相互支持，互为表里。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视野看，决定不同区域文明特质的常常是那些文明体的表层结构，而驱动文明马车前行的技术因素在不同文明体中通过交流存在明显互动性，存在着趋同现象。

    和其他事物的发生发展和成熟一样，夏文明体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开始以来，西方文明因素向中原地区汇集的步伐加快，使这里演变成文化的接触与交融的漩涡地带。整个公元前3千纪的下半叶数百年间，中原文明已经孕育了深层的变革，至2千纪初前后，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3千纪下半叶西方文化因素向中原频繁汇集，更多学者不断举出南方以水稻种植文化的北传和对黄河流域农业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来进行说明：源于中国境外更多的文化因素这一时期传至中原，对中原文明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所起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引起中原地区的社会变化更为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所以近来有学者立足于青铜技术的西东向传播的史实，用“青铜革命”来概括这一时期社会的变化。

    青铜技术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每一件青铜器都需要找矿、开矿、选矿、熔炼、设计、锻造和铸造等系列工序，如果是合金，一件铜器的产生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这无疑需要严密有效的基础社会组织才能实现。其次是小麦，小麦是一种高产农作物，中原地区夏代或略早突然开始普遍种植的小麦，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小麦是需要灌溉的农作物，因此它的大面积种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统对水源进行分配与调节。国际学术界曾站在水利资源分配的角度，探究过西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文明出现的动因。可以推测相应的水利灌溉与水源管理知识体系的应用，与中原夏代文明机制的不断成熟必然存在内在关系。牛羊类动物牲畜传入中原内地对中原早期文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牛羊人工畜养传入中原内地后，大大改变了当地传统的以猪肉为主的肉食结构，丰富了人类的营养，增强了人类体质。

（摘编自刘学堂、李文瑛《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

    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传感器、算法和数据。但是，数据本身深受制度影响。如果制度能够充分保护人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人们的表达就会比较充分。但是，一旦人们知道他的隐私权不受保护，表达就会留有余地或者会自我保护。于是大量数据是得不到的，即使能得到也是不真实的。于是，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场景得到的数据可以大不相同。

    侵犯隐私权的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政府，一类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大公司。我们知道美国联邦政府出于反恐的需要从谷歌和苹果拿数据，但这两家公司坚决抵制。如果站在反恐的一面，你会认为这两家公司没有道理，但是它们坚持的是最基本原则，关系到全社会对使用数据和信息的态度。只有保护隐私，整个社会的运作才是正常的。2018年3月下自媒体披露，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在2016年通过脸书盗窃和滥用五千多万个人的数据，有效地帮助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成功竞选，这一丑闻揭示大数据、人工智能是把双刃剑，可以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大数据的发展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是有利于社会的，取决于谁在用，用在什么地方，用来做什么，怎么用，等等。现在欧盟国家正在试图起诉并限制谷歌和脸书，原因就是担心这种垄断性质的企业拿到数据之后，会不会造成重大负面后果。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深受制度的制约。人工智能可以走多远，也严重受到制度的制约。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起新一轮大规模的自动化，比如无人工厂、无人车队、无人飞机队。但是，它们会不会在社会中普遍出现？这不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当它出现之后，会淘汰一大批企业，有大量的人会失业。比尔·盖茨曾经做过有关讨论，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向机器人征税。他说把每一个机器人当成一个人，你雇用了机器人，机器人就需要付所得税，用所得税补贴给失业工人。作为一个原则，他是对的。不补贴失业者，自动化一定会引起社会冲突，导致社会混乱。

    可见，自动化不一定能改进社会福利，而且可能破坏社会福利。大量的人失业，严重的贫富不均，这种不平等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而这种不平等是因为在技术发展之后，制度没有相应地跟上。

    另一方面，制度影响国家的基础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任何对科学研究和教学自由的限制都会压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收集会受到约束或扭曲，科学探索包括人工智能的研究也都会受到约束。基础学科发展会受到阻碍。总之，制度影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又影响制度。当人工智能普遍应用之后，全社会的生产方式会发生变化，资源配置也会发生变化，这反过来会影响制度。人工智能会影响全社会的效率，影响产业结构，由此影响制度。因此，任何国家，如果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落后，也会导致它的制度跟着更落后。

（摘编自许成钢《人工智能、工业革命与制度》）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律》中也有许多具体的惩罚规定。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

    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以少府为例，工师为手工业作坊的负责人，集技术与管理于一身，还传授技艺，监督工匠操作、产品质量检验等。检查产品质量，要求“必功致为上。”（《吕氏春秋·孟冬纪》）。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思想的空间

    ①思想需要空间，这是我在多年阅读以后忽然领悟的道理。尽管孔夫子早已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叔本华也教导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但背名言是一回事，明晰其中的道理又是一回事。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感到了为信息所驱使、所淹没的苦恼；读也读不完的书，看也看不完的报，使我们整天手不释卷，疲于奔命，依然欠下一屁股书债。望着日渐膨胀的书柜，总有几分莫名的惭愧和惆怅。虽说有些书本来是为了收藏的，但藏而不读的书正如存而不用的钞票，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浪费呢？

    ②我们时时为此苦恼着。

    ③作为思想的载体，信息是无形的财富，是战略的资源。□

    ④如今的时代号称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是在信息不甚发达的中国，每天也有两千多份报纸、上百种图书在印刷机上滚动，单是长篇小说，据说就已达日产两部的速度。不要说读，哪怕翻一翻，恐怕也要加快速度才行。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更是如凶猛的怪兽，时时考验着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更不要说小小寰宇正日益成为地球村，密密麻麻的因特网，打鱼似地将我们一网打尽，使我们只能在既广大又狭小的空间里挣扎。久而久之，我们不再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而成为一只地道的网虫。

    ⑤信息时代造就了批量的信息傻瓜。他们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在电视机前打瞌睡、在报纸缝里觅趣闻，是这一代“文化人”常见的姿态。他们看起来倒也刻苦，但有点像伊索笔下那只犹豫不决的驴子；从一堆草料跑到另一堆草料，不知究竟先吃哪一堆更好。不同的是，那只可怜的驴子死在选择的不确定上，而我们多半要死在无力消化上。或者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没有被信息撑死，但精神早已丧失，与死去又有多少差别呢？

    ⑥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对1300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有40%以上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调查人员认为，目前收集不少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据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测算，许多企业花费昂贵代价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只有7%真正派上了用场。仅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就要浪费3000万个工作日，折算下来，相当于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据统计，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的信息生产总和。汹涌而来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信息上瘾与信息过剩现象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提供机会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一法国信息专家罗斯奈呼吁，要像节制午餐一样进行“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它的俘虏。

    ⑧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套用一句：未经思考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人从今年4月22日开始发起“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迅速得到31个州的美国医生协会、小学校长协会、教师联盟等团体的广泛声援。我以为，不仅电视可以拒绝，过多的低质量的报纸可以拒绝，甚至大量泛滥的普通书籍也完全可以拒绝。吾生有涯，而学也无涯，怎能让思想和生命在低俗的阅读中消解和浪费？没有思想，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未来。给思想留下空间，就是给创造留下空间，就是给我们的未来留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