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文艺作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要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怎样理解他所说的“造境”和“写境”？这里的“造”字，不是我们画家通常说的“塑造形式”中的“造”，因为绘画创作中的术语“塑造”是西来词汇，是重视客观物象的写实艺术中常用的。西方古典绘画的造型与建筑、雕刻有密切的联系，绘画和雕刻都被称作“造型艺术”（Plastic Arts）；而传统中国绘画以墨线为主要表现方法，“画法与书法有共同之处，互相映带，取长补短。”（潘天寿《谈“骨法用笔”》，载《潘天寿谈艺术》）。因此，传统中国画创作也重形似，但在其理论词汇中无“造型”说，主“写形”说。写，书写也，在平面中用与书法有关的线“写”出“形”来。所以，王国维说的“造”与“写”另有特定的含义。他说的“造境”，是指艺术家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创作，不是或很少是根据生活中的原型做如实的描写；而相反，所谓“写境”，则是艺术家基本上按照客观现实的样式进行描写，虽然少不了应有的艺术加工。很明显，王国维把“造境”视作艺术理想派表现方法的重要特征，而把“写境”看作艺术写实派的明显标志。

    不过，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很辩证，不绝对化。他认为，“造境”与“写境”，“理想”与“现实”，“ 二者颇难分别”。对这个问题，他在《人间词话》的另一处，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王国维关于“造境”与“写境”的论述，对我们全面认识绘画创造原理和客观评价不同的表现方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用这个理论来观察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历程，不难看出，一直有类似“造境”与“写境”的两种艺术倾向贯穿其中。但这两种倾向又彼此难解难分，且常互相交融。例如，传统山水画自唐宋以来，流派纷呈，虽然理论上都用笔墨写丘壑来表现意境，但对“丘壑”一词的解释却在悄然发生变化。丘壑一词，原本是客观自然，但在画论中，又有“丘壑内融”或“丘壑内营”的说法，则是指画家经过外师造化、法取古人，融化在心胸中的自然。各派山水大家同样强调丘壑、笔墨、意境的重要，但各人在追求的侧重点上，却有微妙的差异。

    20世纪我国山水画的两大高峰黄宾虹和李可染，在美学理想上虽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具体在绘画表现方法上却有不同的追求。前者在淋漓尽致地发挥笔墨浑厚华滋的美感中，表现超然的山水境界；而李可染的写生创作法，则更多地在客观现实中提炼美。两者在艺术价值上难说孰高孰低，用“异曲同工，各具风采”来形容，似乎更为恰当。

（摘编自邰大箴《论书画的造境与写境》）

汉代的“达人”

    “达人”作为社会称谓，很早就已经出现。《左传·昭公七年》记录了鲁国贵族孟僖子推崇“礼”的一段话，其中称孔子为“达人”。他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他追溯了孔子家族的光荣，又引了臧叔纥的话：“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臧叔纥认为“达人”的出现和“明德”的理念有一定关系。他的所谓“圣人”如不当世，其后代必有“达人”的说法，可以说是“达人”称谓比较早的记录。“达人”虽然不是“圣人”，却和“圣人”有某种颇相亲近的关联。

    汉代人说到“达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贾谊撰写的一篇文采特异的文章。他在《鵩鸟赋》写道：“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写作：“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可见，在当时人看来，“达人”和“通人”的意思是大体相近的，都是说通达之士。“达”就是“通”，是汉代语言文字学常识。《仪礼·士昏礼》“下达纳采”，郑玄的解释就是“达，通也”。

    东汉晚期，“达人”的出现比较密集。所谓“月旦评”形式与士人阶层对风誉的普遍追求，可能是这一现象的文化背景。后来在中国民间被看作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就被称作“达人”。《艺文类聚》卷六四引晋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对他有“达人有作，振此颓风”的高度赞美。

    汉末作为社会称谓的“达人”，通常的涵义大约是指有地位、有身份、有影响、有名望的人。一位于天文占相“无不精微”、作卦预卜“其言皆验”的方士管辂，在一位退职返乡的官员王经来访，就他卜筮的可信程度“有疑难之言”时这样说：“君侯，州里达人，何言之鄙！”由王经的身份，可以知道当时“达人”称谓的涵义。管辂这里所说的高踞于“小人”之上的“达人”的“达”，推想已经隐约有显达的意思。但是汉代“达人”称谓的“达”的涵义，并不宜与“穷”“达”的“达”完全划等号。

    大致在更晚近的时代，“达人”这种人称符号似乎又有了特别重视名誉的层次，即俗语出风头、得风光的意思。唐诗所见卢照邻、权德舆、孟郊等，都可以说依然继承了古意。然而储光羲以及卢纶等人的诗句所见对于“名”的追求，似乎体现时人对“达人”品格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达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虚荣标志，与汉代“达人”风范是有所不同的。虽然郤正《释讥》关于“达人”的文化品质也说到“身没名灭，君子所耻”，但是对于“名”的迷恋如果超越常限，自然会完全背离汉代“达人”的人生原则。

增强社会认同，加速社会融合

庄西真

    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尽快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最终构建出一个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社会体系。其中，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城市化进程。

    传统乡土社会，人们以血缘关系为轴心、以家族或宗族的形式聚集扎根在边界清晰的地域范围内，形成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与接触日益频繁。尤其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失地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新市民与城市原有市民之间由此产生更多交集。一般而言，转型适应有四种不同的结果，即同化、融合、分化和边缘化。对于转型社会的发展而言，融合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形态。社会融合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生活层面和心理层面。对于社会融合而言，最关键的应该是心理层面的融合。而要达到心理层面的融合。实现彼此之间的社会认同是基本前提。

    对于新市民而言，社会认同意味着必须明白“我是谁”，对自己的新身份、新角色要有一个基本认知，要认识到自己是属于城市的一分子，进而思考如何以主人翁的身份融入城市社会。对于原有市民而言，社会认同意味着要了解新市民的文化与习惯，并从心理上认可他们、接纳他们。就目前来看，新市民的社会认同仍然比较模糊。一方面，大部分新市民无法忘记原有身份，对新身份时常产生一定的剥离感，导致社会认同更多的是以一种“内卷化”的关系认同存在着，新市民的交往范围大多局限在原有群体之中，缺乏与外界的交往。另一方面，原有市民由于种种原因，大多仍然把新市民看作“他者”或者“局外人”，没有形成对新市民的广泛认同。

    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促进新老市民之间的交往，使他们通过彼此之间的深入了解，实现社会认同，进而加速社会融合的进程。只有新老居民彼此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才能实现彼此接纳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教育恰恰可以发挥这样一种交往平台和媒介的作用。由于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它并不会区分新老市民的身份，所以通过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可以增加新老市民之间接触的机会，增进彼此之间的互动，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进而实现彼此之间的认同，最终促进社会融合的实现。

（摘编自庄西真《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教育》）

    ①哲学家对读书的理解，往往不是关注读书的种类，或是读书的方法，而是关注读书的意义。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读书的意义，不仅要从个体的知识需要来理解，更重要的，是把读书作为人类历史性活动的实践来理解，从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需要来理解。文字和书写的发明，其重要性在于，从此人类的经验可以超越面对面的授受而广泛传递。于是，书成为记载人类经验的载体，阅读、书写成为人类经验、知识和智慧得以超世代累积、传承、增长的最重要方式。“智山慧海传薪火”，知识与智慧的薪火相传，端赖于书写的文字，于是读书成为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②中国古人早就重视读书，孔子的一生，既是教育者的一生，也是学习者的一生、读书人的一生“韦编三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孔于热爱读书、勤奋读书的生动写照。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而“濡”最广义的所指，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受到高度尊敬，是中华文明崇尚读书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色。

    ③虽然读书也曾被一些人当作求取功名、财富的阶梯，但应看到，历经几千年的文化陶养，读书已成为多数读书人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读书本身就成为目的，成为享受。中国文化史上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恐怕指的就是读书之乐吧！颜回是孔子唯一认定的“好学”的弟子，所以，至少读书是这种孔颜之“乐”的重要部分。在当代读书人中，人文学者读书大概最接近于以“无功利”的美学态度读书，也比较接近以读书为乐的古风。

    ④现代人读书无非两种，读专业之书和读非专业之书。有一种说法，提倡“好读书，不求甚解”。我以为，读非专业的书，大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读专业的书，则切不可不求甚解。用司马迁的话说，应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不同的书要求不同的读法，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读书习惯，没有固定的模式。如果读中国文化的经典，这里我推荐宋代大儒朱熹的读书诀：“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朱熹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读经典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把读书作为修养自己心性的一种活动。这虽然是古代哲学家的读书观和读书法，但同样值得今人思考。

    ⑥读书与修身有着密切关系，修身的首要一条就是读书。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存在分歧。理学认为要成圣贤既要读书又要修身，脱离读书去修身或脱离修身去读书，都不可取；而心学则认为，要成圣贤，只要修身，增进心性修养就可以了、读书是没有用的。所以，人如何才能成为圣贤，是两条办法还是一条办法，就构成了从宋代到明代思想史的主要背景。现在看来，光读书并不能一定增益你的道德品质，但如果不读书，仅仅从事心性修养，那么道德发育程度也是有限的。因为如果对社会、人以及人际关系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健全理性的基础上，就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要达到理性的自觉和明澈，就离不开读书。

    ⑥如果从中国思想史来看，读书跟“学习”亦有密切关系。中国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学习”和“读书”很早以前就成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问题，相关讨论也就变成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传统。《论语》一上来就讲“学而时习之”，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如果从伦理道德观念来讲，“仁”是最主要的，但若从整体上来讲，从后来的学术发展的争论来讲其核。观念则是“学”。虽然孔子时代的“学”是“六艺”，但也得承认，在这种人文知识的学习中，读书是一个重要方面。

    ⑦到了宋代，重视读书和学习的文化得到加强。朱子的出现把孔子的传统大大加强了，因为朱子讲“格物致知”，“格物”归根结底就是读书。从整体上来讲，朱子学这个庞大的体系，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学习。朱子的哲学就是为学习的精神、学习的必要性、在学习上下功夫的重要性做一个哲学论证。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从孔子到朱子，其主要基调是强调学习、强调读书。

    ⑧今天要建构学习型社会，就不能不追溯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文化和读书传统。在这方面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其实在民间也是一样，明清以来，“读书人”在基层社会里都是很受尊重的。士大夫就是做官的读书人，所以“读书”和“读书人”在中国文化中很受重视。

（摘编自陈来《读书的意义》，人民日报，2019年2月19日）

    京东大鼓是发源于河北省的汉族说唱艺术。它早期主要在农村演出，演出方式为赶庙会、赶堂会等。京东大鼓曲调简单，易学易记。表演形式最初为木板击节，后改为铁片、铜板。演唱者右手击书鼓，左手击板，站立演唱；弦师弹大三弦伴奏。在最初撂地说书阶段，曾有一种自弹自唱的演唱形式：演员坐抱三弦，边弹边唱，其右脚踩一鼓楗击鼓，左腿上绑“节子板”，以司节奏。

    京东大鼓的源起要追溯到乾隆中叶，河北省南皮县木板大鼓名家李文通从家乡逃荒来京东行艺。他吸收了京东各种民歌小调，增加了京东乡音，丰富了木板大鼓的唱腔，人称这种京东风味的木板大鼓为“小口”木板大鼓。后来李文通的弟子邓殿奎吸收了一些京剧唱腔，得到了民众的首肯。活跃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于七广泛吸收民歌小调的音乐素材，特别是吸收了京东南部香河、宝坻、安次一带的田歌，丰富了京东大鼓的唱腔。这种田歌系农夫下田劳作间歇时，聚集在一起，一边击打农具，一边即兴编唱的民歌，称“乐乐停停”，或“乐停调”或“乐亭调”。此后，其他艺人又对京东大鼓的板式和唱腔做了进一步加工。但当时仍使用“大鼓”“杂曲”“乐亭调”“乐亭大鼓”等名称。

    京东大鼓在北方，尤其在天津演唱十分普及，但直到1935年，这种新腔去北京演唱时，因是京东乡音，被京城人称作京东大鼓，才算正式定名。不过，由于行腔板眼均不甚考究，鼓词文字也较粗糙，20世纪40年代末期，该曲种日趋衰落。抗日战争时期，一些京东大鼓艺人编演宣传抗日救国的段子，以卖艺为名宣传抗日，但因为战乱，京东大鼓发展基本停滞。新中国成立后，京东大鼓得到空前发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京东大鼓发展出现了高峰期，许多新演员成长起来，天津市演员董湘昆以普通话革新演唱，并在三弦伴奏的基础上，加上了扬琴伴奏，这种以普通话演唱的新的京东大鼓开始进入专业剧场，在民间更是空前普及，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京东大鼓的书目先是只唱不说的短篇，如《王婆骂鸡》《郭巨埋儿》《草船借箭》等。后来增加了说唱相间的中篇书，如《包公出世》《刘公案》等。至清末民初进入城市书馆后，发展起来了长篇大书，如《杨家将》《反唐》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创作演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林海雪原》等中长篇书目。“文化大革命”中，京东大鼓受到影响，在城市逐渐衰微，但在乡村仍较活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京东大鼓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随着国家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中国文化的瑰宝。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伴生的社会动荡、国内战争、外敌入侵，世界上很多辉煌一时的伟大文明就此覆灭。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提出，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自然灾害的频仍直接相关。而后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古埃及文明、两河领域的古阿卡德帝国、古印度的哈拉帕文明衰亡的主要原因都是气候波动和生态崩溃；瘟疫的暴发，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以及阿兹台克帝国、印加帝国的迅速瓦解。但是，让灾难史研究者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何以同样遭受周期性、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中华民族，却每每能够在灾难中迅速恢复，并持续发展？

       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其中不容忽视的是，自古以来资源的短缺、灾难的频仍，让中国人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并积淀为一种深层的社会意识，我们可以称作“韧”的精神。这种“韧”的精神，蕴有强大的自我恢复和更新能力，呈现出变通的智慧和顽强的活力，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安然渡过历史长河中各种各样的困境，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历经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变革而延续至今。

    “韧”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表现是外向的儒家思想和内向的道家思想的配合。在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前夜，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不同的社会情境各抒己见，提出为人处世、治国安邦的种种方案，形成了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百宝箱”。其中两个相辅相成的代表思潮，就是儒家和道家。如果说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华文明积极进取、勇于担当的阳刚一面，那么道家思想则反映出谨慎内敛、谦虚忍让的阴柔一面。两者一刚一柔，一张一弛，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韧”性特质。

儒学是讲求“入世”的进取型思想，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追求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种思想恰可与现代社会的竞争环境相配合：现代社会崇尚进取，鼓励竞争；儒家思想重视群体，鼓励奉献，这些都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巨大的潜能，东亚“儒学文化圈”在近代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如同《庄子》所谓“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当今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不断加速、高度紧张的时代。在高速的社会发展中，进取型的思想也会暴露其局限，那就是太过重视“成就”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过于重视“功名”而忽视人与内心的平衡。由此而言，这次疫情的暴发，使我们能够在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回顾中华文明中沉静内敛的另一面。

       实际上，瘟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病”，一种“文明病”，它在历史上就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开始大规模地聚居而发生，并随着人群的移动而传播。而近三百年间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也是对自然的征服、资源的掠夺、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时期。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道家思想的最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就揭示和反思了文明发展的这种缺陷。在道家看来，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平等的，“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中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不要把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的社会秩序要去适应物的自然秩序。要摒弃对自然过度的强力扭曲、干扰和破坏，使万物能够“自化”“自均”“自定”“自正”，自然而然地达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状态，这就是“道法自然”。“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只有遵循自然，顺应自然，才能达到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这种整体主义的生态自然观，能够纠正“生态扩张主义”的偏失。

    (摘编自王学典《从战疫看中华文明的“韧”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