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城市

孙琴安

       ①诗人居住城市，在城市生活，天天面对城市，很自然地便会以市为题材，写城市的诗也就日渐增多。难怪近些年来城市诗的观念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请与城市的关系也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

       ②如果从文学渊源上来说，与城市的关系远不如小说密切。最初的诗多采自乡村田间，在古希腊则有“牧歌”，或称“田园诗”，而最初的小说则来自“街谈巷语”，天生就与城市有关，与城市并存共盛，无论是唐宋间的“说话人”，宋元间的“话本”，还是明代的“拟话本”，即“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如《三言》《二拍》等，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求而在城市中产生的。至于近现代报刊杂志在城市的发轫，以及报纸所辟出的“小说林”、“小说连载”之类，也都是为了满足市民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可这样说：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一步，都与城市有关、而诗歌却无这般运。随着城市的愈加发达，对诗的挑战会越大，对小说则更有利。

       ③因为小说的艺术要件是人物和故我而城市正是各种人群的聚集地，与人有关的各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故小小说家入城，如鱼得水，有着写不完的人物与故事。难怪巴尔扎克面对巴黎，在楼上望着屋檐与瓦片，就有许多小说要写，因为在巴黎街头和屋檐下有着无数的人物与故事供他选用，但他如果来到人烟稀少的喜马拉雅山，就可能束手无策，一筹莫辰。而这正是诗人思如泉涌、放喉高歌的时候，因为塑造人物与故事不是诗的必备要件，诗人需要的是激情、心境。灵感与想象，是情感与意念的直接表达、但他面对一座喧闹、杂乱纷扰的城市时，他或许会感到烦躁困惑，诗心难见，因为山色水光自然之美的诗意是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而一座城市的诗意是要靠诗人的嗅觉去寻和发现的。这正是现代诗人面对城市的一种困境、挑战与尴尬。

       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古代早就有了山水诗、田园诗，此后又有边塞诗、咏史诗、怀古诗等，却无城市诗的名目。

       ⑤然而，中国古代无城市诗的名目，并不等于就没有城市诗，如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所写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就可说是我们最早而相当完备的城市诗，极写长安城里的街市繁华和形形色色的城市生活。骆宾王《帝京篇》紧随其后，可惜借学问友挥处过多，不如《长安古意》通篇铺陈渲染有致。词本艳科，多写花前月下，男女离愁，然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篇，却偏写杭州“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风光，可说是古代第一首“城市词”，而关汉卿所写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尽管写法、情调与柳永不同，但也写尽了“百十里街衢整齐”的杭州城市美景，可说是古代第一首以城市为题材的“城市曲”。由此可见，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平心而论，若就世界范围来看，城市诗实崛起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城市诗也随之兴盛。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都是描写巴黎的，至于美国庞德的《地铁车站》、桑德堡的《雾》、《芝加哥》等，早已成为城市诗的名篇。

       ⑦当然，诗与小说尽管都是文学，由于艺术表现的特质和属性不同，二者对城市的表现视角和能量也各不相同。小说可以展现一座城市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写出千奇百怪的市民形象，此其强项；诗在这方面的能量不及小说、但她可以直接表达一座城市的精神风集中写出这座城市的情绪、心态和时代呼声。这又是小说所不及的。我们要了解一座城市的市民生活，应从小说中去寻找；而要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风貌，则不得入从诗中去寻找，由此可见，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诗人与小说家同样重要。

       ⑧然而，小说家可以从俗，诗人不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文学的纯择性和高贵品质，在诗人身上也许会闪现得更多一些。这也正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尽管小说及其派生的电影、电视剧已走进城市人的文化生活，但它无法建构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地；虽然然诗一再地被边缘化，但她仍是一座城市精神高度的重要标志。人要诗意地栖居，除了内心，在其生治的环境中也应有诗性的存在，如果周围全是市侩气，那是无法“诗意地栖居”的。诗可以使一座城市变得更美好，用诗人李琦的诗来说：“有诗人的城市就是一座好城”（有删节）

影视剧片名诗意莫强求

刘佳

    从《千山暮雪》《寂寞空庭春欲晚》，到最近热播的《人间至味是清欢》，近几年，许多影视剧喜欢援引或模拟古诗词原句作为题目，这现象似乎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一时间银幕荧屏仿佛都氤氲着一层诗情画意，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细想起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诗歌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个艺术门类，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每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审美气质都在诗歌中得到了艺术化的呈现。

    其实，以诗句为名无非是希望为作品平添一丝诗意，关键是诗意落在何处，是与作品的主题、重要意象契合，还是仅仅为了营造画面感、格律感？《一江春水向东流》《人间正道是沧桑》《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度夕阳红》……这些影视作品以诗句为名，片名和内容能够充分地相互诠释，“未成曲调先有情”，观众还没看作品就已充满期待，而这期待来自于诗词名句的蕴藉。

    也有一些影视剧片名虽然采用了诗词常用的格律形式，但不知是故意追求朦胧感，还是诗词功力不够，堆砌了一些色彩感较强的字眼儿，而意义晦涩难懂，和作品本身的思想主题几乎毫无关联，就像用五颜六色的水粉在书籍封面上画些千奇百怪的图案。这样的文字游戏，除了徒增观众的费解程度之外，看不出有其它功效。名字起得好不好还在其次，如果为了附庸风雅随意篡改古典诗词名句，并因此误导了正处在学习期的青少年观众，那就如同广告用语和网络用语随意篡改成语一样，对祖国语言文化的发扬和传承造成了伤害，得不偿失。

    起个好名字不容易，想出一句惊人之语更不容易，古人不是也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吗？艺术创作的多种尝试无可厚非，但影视作品的人气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内容和拍摄质量。创作者的真情实意，比片名的诗意更重要。

旧体诗的补课

肖复兴

    旧体诗的写作是一种游戏。这种游戏的快乐，首先便在于其严谨的格律。格律，让平仄和对仗有了音乐般的韵律，有了词与词、字和字之间细致入微、紧密非凡而奇特无比的关系。这种韵律和关系，则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所独有，有旧体诗自成一体的语言系统、美学系统和价值系统。

    在这里，可以真切地触摸到、并可以学习到，对于世事沧桑与人生况味，古人是如何体味、追寻、处理和表达的。由此观照现今的社会和自己，那种流失的古典情怀以及它们的表达方式，常让我在这些旧体诗里面生发感喟，甚至羞愧。

    面对现今纷繁变化的世界，我们需要这样带有古典情怀的诗性的营养。同样，现今存在的一切，以及我们内心所思悟和情感所需要的一切，在旧体诗中都可以找到诗性的对应，非常的奇特，而且，非常的准确，又非常的含蓄蕴藉和浓缩。

    阅读和写作旧体诗，寻找这种韵律和关系，寻找这种古今心思与表达与抒发之间的奥妙与微妙，则大有曲径通幽之乐趣。而且，它特别适合独自一人的思索、品味和探寻，可以不必打扰任何人，将自己的心情和感情、一瞬即飞的回忆、擦肩而过的思绪，在中国独有的方块字，而且是有限的方块字之间，其实也是在无限的想象天地之间，逐渐显影。在这有限和无限之间，在节制和限制之中，有着众里寻他千百度、有着咫尺应须论万里的魅力和诱惑。我称之为我自己的智慧体操，是我常常操习的八段锦。

    正如布罗茨基所说：“除了少数例外，近代几乎所有有些名气的作家都交过诗歌的学费。”我没有多少名气，却一样也是在交诗歌的学费，在为自己补课。

    含蓄即含而不露、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词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词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题旨即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含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体有一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

    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降及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祯直承了司空图的含蓄说。他盛赞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影中”，所以须“脱形写影”，认为谢灵运诗就是“多取象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邈、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至今不衰。

（摘编自陈友冰《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材料一：

    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断提高。

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我国民营企业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军民融合的生力军。2017年，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6199.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43%；第三届军民融合展上，民营企业参展的技术成果占总成果的69%。

在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方面，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普遍增强，48.3%的民营企业淘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51.3%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现有产品环保性能。

多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捐赠占比超过50%，最高时达64.6%。我国民营企业基金会已有677家，在全部企业基金会占比为78%。在历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中，民营企业一直占最大的比例，超过国企、合资企业、外企等。

助力脱贫攻坚，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突出亮点。自2015年“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以来，民营企业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共有5.54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精准扶贫756万人。

    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国家提出的“走出去”、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脱贫攻坚等，民营企业都积极响应，并主动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也促使民营企业创造出了丰富多样、机制灵活的公益模式。

    （节选自《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

    材料二：

    央广网北京1月11日消息，新旧年交替之际，不少企业陆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例如，阿里巴巴披露最新数据，2018年，全国600多个贫困村通过电商脱贫成为“淘宝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扶贫之路。

    同样通过电商渠道思路进行扶贫的还有苏宁。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苏宁易购电商扶贫实训店”落地百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年培训超过40万人次。

    为何聚焦扶贫？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经济之声采访时说：“因为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它需要去回应国家的一些政策关怀。这几年很多企业会把扶贫放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一个优先的位置。”

    邓国胜认为，企业在扶贫过程中需要承担与政府不一样的角色。他说：“政府是扶贫政策的制定者，是责任主体；企业需要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特别是在产业扶贫方面的优势，和政府是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引导企业、社会组织进行协同配合。”

    （摘编自央广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密集发布，扶贫成绩单成关注点》）

    材料三：

    驭道天下是一家致力于汽车租赁的民营企业。“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不忘践行社会责任，广泛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此外，公司还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驭道天下（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西西表示。

    公司通过捐款、捐物、做义工等多种形式，将公益活动融入企业文化中，让每位员工都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设置“免租金日”的方式，鼓励旗下司机到敬老院、福利院担任义工，将欢乐送到老人与孩子身边。

    在帮扶失业、解决就业方面，公司积极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为国企下岗职工举办特招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我们还为下岗职工量身打造了专业技能教育培训班，满足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求职需求。”吴西西介绍。

    在倡导绿色环保方面，“目前，驭道天下在全国有运营车辆近万台，其中70%左右都是新能源车，在节能减排及推进新能源车取代燃油车进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吴西西说。

（摘编自新华网《驭道天下获得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社会责任绿色环保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