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

    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大家可以翻一下唐史，唐太宗同时代的人在赞颂唐太宗时，用了一个说法“神武同于魏祖”。“魏祖”就是曹操，表明当时的人非常敬佩曹操。可是宋朝以后曹操的形象就慢慢地变了，因为他挟持天子，名不正则言不顺，宋代非常忌讳这种违背伦理的人。历史上的曹操和文学作品中的曹操是不同的，我们后来的历史将曹操的形象窄化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我们现在只有通过他的文字，才能感觉到他有趣的复杂。最复杂的就在“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几句，它是对生命的彻悟。可是接下来的笔锋马上又转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吐哺”是在讲周公礼贤下士，在这里，曹操就完全是周公了。魏晋社会的伦理架构已经开始松动、瓦解，当时文人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开始去思考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再是接受别人给予的意义。陶渊明要走出社会的伦理，他在背叛社会，曹操也一样在背叛。曹子建的《洛神赋》写自己爱上一个水上的女神，也是背叛伦理，因为这个女神是以他的嫂嫂为原型的。美和伦理不同，可是在此以前，所有的文学都必须在道德的旗帜下发展，合于道德的，才合于美。魏晋时期，美开始有了独立的地位。伦理道德和审美是两个很不同的领域，可是彼此之间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两个领域在曹操身上是最明显的。曹操其实是有能力篡位的，但他到最后也没有，他去世之前一直自称丞相，就是不要皇帝的位置，可见曹操这个人真的很特别。

在这里不要叫我妈妈

曾颖

    这个关于母爱的故事，是一个保安小兄弟讲的：

    我是到帝豪小区当保安的第三天认识阿兰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她主动来和我搭讪并请我吃苹果的。这是我在这个富人住的小区中受到的最高礼遇。这里的其他住户，通常是车进车出，像害怕掉出冰箱的冰激凌一样地小心呵护自己，而保姆们，也因为忙或别的什么原因，不怎么爱搭理人。

    从相貌和装束上看，阿兰也是保姆，但也许是来城里很久了，她的举止言谈和衣着，并不像其他小保姆那样，浑身上下要么是未谙世事的青涩感，要么就是急于摆脱以往的形象而用力过猛的装扮。她始终穿着一件洁白干净的衣服，套一双价格低廉但样式还算好看的皮鞋，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不是栀子花，便是黄桷兰或茉莉。她每次出现，都带着一个小男孩。小家伙白白胖胖一脸营养过剩的样子，他的衣着，永远是最新最时尚的衣裤。

    我的工作，是看护小区的花园。花园占地几十亩，是小区的配套工程，里面有健身房、游泳池、网球场，还有休闲娱乐广场和儿童游艺设施。我主要负责看门，及时将那些妄图混进去的刷鞋匠破烂王小商小贩和非小区住户阻挡在门外。

    每天下午六七点，阿兰就会带着小胖胖准时来公园。阿兰永远穿着一身浅淡的衣服，而小胖胖，则像一个变身小精灵，身上的衣物和手中的玩具一天一个花样。小胖胖一来，就和孩子们一起去滑滑板车或玩游戏，阿兰就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孩子，像看一幕精彩的电影，随着他的表现而变换着表情。

    我问阿兰：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吧？看把孩子带得多好！

    阿兰对此，总是含笑不答。

    几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阿兰也混成了熟人，小胖胖每次见面，隔很远就会喊叔叔，有时还会将口袋里的糖，掏一块送给我。我们已将彼此的碰面作为一种习惯，如果偶有下雨或别的原因没看到他们，就会有种怪怪的感觉。

    有一天，保安队长对我说：最近有业主反映，外面时不时有非业主混入花园，极有可能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或小偷团伙的卧底。一定要加强警惕性，将这些不安全因素清除出去。

    领令之后，我睁大眼睛努力寻找队长所说的可疑人物，但几天下来，一无所获。

    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举报线索，说有个女人，老是带个娃娃来和她孙子套近乎，她在小区里没见过这女人，深度怀疑其动机不纯。

    她指的女人是阿兰。

    这是我不愿认可的事情，但为了不让那个中年妇女继续向队长投诉，我决定悄悄查一查。

    这天夜里，我换上便衣，跟在从花园里出来的阿兰身后，远远听见孩子叫阿兰妈妈。阿兰赶紧制止住他，说：小声点，我给你说过多少遍，在这里不要叫妈妈，要是被别人听到了，你就不能来这玩了。

    我悄悄跟着他们，左拐右拐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处城中村，这里是外来人口聚居地，我刚进城的时候，也住过类似的地方。

    我跟着他们，从狭窄而杂乱的巷里穿过。突然觉得前方夜色中一大一小两个身影，与周遭的环境是那样的不协调，像两朵花落入垃圾筒。

    在一处小杂货店，他们停下，店里一位明显比阿兰大的男人没好气地说：又跑哪去了？你不嫌折腾？这孩子每月折腾的钱，够我们吃半年了！

    阿兰进店，很快换了件蓝布衫，端着一个盛满碗的大锅，蹲在街边，一面洗一面说：折腾？你忍心让娃娃像咱这样混一辈子？我就是要让孩子去好一点的环境，和素质高的孩子玩！总不能让他跟咱们周围这些野孩子去交流怎么捡垃圾刨沙土，那样就永远完了！我不能给他好的环境，但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男人没言语了，空气中只有小胖胖轻声哼着从别的孩子那里学来的英语儿歌。

    我没有把所看到的情况向队长汇报。每天仍努力以平静的神态，继续和阿兰母子打着招呼。直到半年后，我被调去守会所，我还给后任的小徐招呼，请他好好照顾阿兰，我依稀记得，我的前任老吴，在交接工作时，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故事讲完，有人在这里面听出了辛酸，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感动，有人在里面听出了无奈与伤感。不知道你从中能听出点什么，反正我听完之后，接连两宿都没睡好觉，眼前，总闪着两母子的身影，耳朵里，冷不丁会回响起那声让人心碎的声音：在这里，你不要叫我妈妈！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处于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期。如何防止全球化的危机，使人类社会能够延续存在、和睦相处和持续发展，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课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是中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潮流，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结合中国思想、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为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奔跑的人们指明方向、注入能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利益格局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近年来，自由贸易快速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过去那种孤立片面、相互对立的旧观念逐渐被整体、全面、相互联系的新理念所取代。旧观念容易引发冲突、战争，新理念倡导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同住“地球村”的各国人民共同发展、和谐生活，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这种“天下观”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等“和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中国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让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0日，有删改）

    中国文化产业从起步、破冰，如今已经进入到快速发展的轨道。互联网文化及其产业运营在其间扮演了“黑马”的角色，其增长速度之快，消化能力之强，包容性之大，深切满足了时代需求，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高，文化产品的商业特征势必就比较明显，艺术特征则相对较弱。

    每日更新是网络文学最显著的特征。网络作家每天一般更新两到三章。在更新过程中，网络作家与读者之间即时互动，网络文学的生产、消费过程处在同一条线上。表面上看，一方是生产者，另一方是消费者，但他们除了“供求”关系，还存在“共生”关系。这种新型的读写关系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核心，直接决定了网络文学的存续方式和审美范式。创作者、阅读者和故事创作之间相互妥协和平衡，消费过程完成于这一动态系统当中。无论是不是知名作家，创作哪种类型的作品，在读写关系的塑造过程中，都必须遵循网络文学的“游戏规则”：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网络超长篇小说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移动阅读基地的调研中，拿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为例，这部长期位列移动阅读基地畅销榜榜首的作品，长达530多万字，之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就是因为它的故事吸引人，能够把读者的碎片时间有效串联起来。也就是说，在日常工作之外，网络小说成了众多读者业余生活的主线，在这样强大的时间消费中，阅读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欣赏，更多的是心理需求。

    有人指出网络文学过度娱乐化的危害性，针对作家而言，最主要的后果是创作主体性的丧失，这需要引起网络作家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无线阅读风生水起，网络文学的蛋糕越做越大，腾讯、百度、亚马逊等IT业龙头企业，也纷纷将目光投向这片众声喧哗的领域。网络文学所涉及的范畴已经不能用既有的文学概念来概括，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商业模式。在资本的推动下，网络文学正朝着文化产业所期望的跨界性方向发展。一部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将会吸引大量资金投入，衍生出多种艺术产品。但同时，有更多的网络作家对自己的写作前景感到困惑，他们挣扎在文学和商业的拔河绳两端，之所以无法做出选择，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文学，文学的光芒依旧在他们的头顶闪耀。

    同样的问题，不只针对网络文学，而且针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文学的商业属性？改革开放30余年，当代文学释放了丰富多元的能量，唯独商业能量未能得到有效释放，文学和商业之间似乎存在一堵无形的墙。网络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文本和现象，把商业属性的话题直接推到了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岂能无动于衷？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网络文学获得了最大的成长红利，同时，现代科技也为网络文学的成本最低化提供了几乎是免费的午餐。或许，当代文学可以就此发现一种新的可能，一种新的成长模式：文学性与商业性相互制约、共存共生。在这种模式下，商业性不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包括市场、消费和阅读趣味等元素在内的综合性指标，它的存在将促使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更加丰富，网络文学创作焕发新的能量。

    中国的历史小说在古代主要以“演义”形式出现，通过文学虚构，其与历史有了根本之别。但历史小说的虚构是有尺度的。茅盾曾说过，艺术真实应该建立在对史料的考证上，做到事事有出处，甚至“找不出证据的东西，我们最好暂时不作大胆的猜想”。

    新历史小说作家则认为，只有摆脱现实生活经验和现有历史材料的束缚，完成对历史的“消解”，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于是他们倾心于探寻历史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以虚构的热情执著于历史叙事，使作品散发新的文学魅力。可以说，新历史小说拆除了真实与虚构的樊篱，在对历史的消解中，历史的时间边界随之模糊不清，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的本质在文本叙述的“历史时间”中得以呈现。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时间的淡出。小说像一把扇子似的把时间打开或折拢。有时完全打乱，原本在时间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纠结在一起，在小说中浓缩为一刹那的功夫。这种时间的停滞，使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历时性故事被叠合或拆解，更多以共时性故事呈现，故事的时间安排都获得解放，正史的权威话语也面临质疑和挑战。

    在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李冯的《另一种声者》和《我作为英雄武松的生活片段》等小说中，叙事者无视时间的自然流程，让故事主人公在时间轴上不断变换着身份，自由往来过去与现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出现在这些小说里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事件背景或时间限制，看似实际却又充满虚幻性。作家把对人物和事件没有价值的时间剔除。把有价值的时间放大，以此揭示小说所讲述的过去与现在无非千古如此、未经变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历史小说消解历史的另一个方式是时间的循环，让时间回到永恒的轮回的本质，以叙事时间造成对故事时间的悖离形成文本叙事的张力。莫言在小说《生死疲劳》中以佛家的六道轮回构建了历史的传奇叙事，达到了突破时间对人类精神本源状态的一些遮掩和控制，让生命真正回归到它的自然本质之中的目的。可以说，作家正是在对时间的征服中摆脱了传统情节结构的束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自由

    对历史的消解，是为了表达作者自己对于历史的感知，也催生了种种具有现代色彩的想象。作家把不同种类、不同时代的素材杂糅在一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既解构又建构，有利于隐喻历史和现实，使文本更具张力；但也有一些作家将自我囿于内心的狭小天地中，这无疑大大缩小了新历史小说的视域，令小说沉浸在一种自我沉迷、自我哀怜、自我放逐的境地了。综观近年来的一些新历史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更为丰年对内心的描绘也更为细腻，但是，其对自我意识的指升却是以自我封闭为代价的。当自我主动地躲避与当代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之后，小说便更去了思考人类命运的坚实基础，变得脆弱而无力。部分新历史小说走到这一步，的确是有走向消亡的危险。

（摘编自王平《虚构历史的魅力——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