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风电成为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前景广阔，但近年来，我国风电产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弃风限电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西北、华北、东北“三北”地区，已成为制约我国风电发展的重要因素，解决弃风限电现象的根本在于有效解决风电消纳问题。

    专家认为，“十三五”期间，我国风电市场容量巨大，发展前景广阔。为实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和20%的目标，我国应加快推动风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因为风电已经从补充能源进入到替代能源的发展阶段，成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

如今，从西北、华北、东北到东南沿海，到处耸立着风机，我国风电呈现快跑态势，装机规模持续迅猛增长。“十二五”期间，我国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连续5年领跑全球，累计新增9800万千瓦，在电源结构中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1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29亿千瓦，年发电量1863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3%，比2010年提高2.1个百分点。风电已成为我国继煤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源。

    专家认为，我国风电能迅猛增长得益于政策的持续性、补贴的力度大、投资者涌入以及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与风电疾驰发展的脚步相挟而来的是弃风限电问题十分严重。据了解，从2010年开始，全国弃风率为10%；2012年全国弃风率达到高峰，为17%；2014年全国弃风率为8%，同比下降4%。但今年以来，风电弃风现象加剧，上半年全国弃风电量175亿千瓦时，同比增加101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15.8%，同比上升6.8%。

“造成风电发展双面性的原因是风电消纳问题严重。”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达到1.29亿千瓦；而在2005年年底，全国风电并网装机仅为126万千瓦。10年间，全国风电并网装机增加100多倍。风电发展速度过快、电网建设跟不上等是导致我国风电消纳问题的最重要原因。此外，风电也存在着波动性、随意性、不稳定性等缺陷。“三北”地区是风电消纳问题特别严重区域，原因在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风电消纳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风电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关乎风电发展的生死存亡。对此，《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坚持消纳优先，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利用并举的原则，优化风电建设布局，大力推动风电就地和就近利用。

（本文作者叶伟，节选自2016年12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有删改）

对孔子仁学的重新解读

    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

    为了不使“仁民”“爱物”的思想流于空疏，孔子提出了“畏天命”（《季氏》）的观念。在孔子那里，“天命”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异己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人的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畏天命”，是孔子在为人的意志自由划界。在孔子看来，要使天、人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胆大包天、肆意妄为，否则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畏天命”观念中蕴涵着某些宿命论的因子。

    孔子认为，君子之所以“畏天命”，是因为君子“知天命”，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季氏》）。而“知天命”并非是指对天命有着清晰、透彻的理解或预测，而是意味着只有知晓了何谓“天命”，即觉解到人的自由的界限，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不仅感知到“天命”的存在及其对人事的作用，而且还意识到这种存在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难以被人真正知晓。既然天命难知，也就自然要“畏天命”了。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孔子在大自然面前具有虚怀若谷的圣人气象。

    必须指出，孔子对“天命”神秘性的认知、敬畏，并没有将其引向神秘主义。孔子从不为神秘性所囿，而是超乎寻常的理智。知“天命”之难知，并不等于天命不可知，或者放弃对天命的追问。孔子终身都致力于学习，并且还辩证地意识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学”与“思”的目的之一就是力争达到对“天命”的“知”。孔子从未因为“畏天命”而把人引向对“天命”的单向的依赖或畏惧，他更多的是在对“天命”的反省、审视、考问的过程中，更大程度地肯定了人在“究天人之际”中的那份主动。然而，孔子也深切感悟到：人的有限的生命难以揭示无限的天命。

    这种推人及物的情怀，对导引今人走出“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的怪圈，具有启迪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不能只强调人类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不能只注重自然保护，而完全置人类利益于不顾。人类利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必须兼顾，但这种兼顾，又是有“重点”和“差等”的。只有这样的生态观，才不至于使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陷入尴尬的“二难”境地。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①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②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③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④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⑤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了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节选自《醒狮国学》）

科学引导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发展

①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二次元用户整体规模已经达到3.1亿人。“二次元”群体数量之大，使得“二次元”文化产品得以不断生产传播，“二次元”网络文化社区不断构建，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年“二次元”文化。

    ②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影响力通过动漫，网络小说，电影，COSPLAY，游戏等创作方式不断扩大，但同时，其中的一些不良思想也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挑战。“二次元”所具有的虚拟性使青年群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开放”，其周围充斥的“不良信息”很容易对青年群体的精神世界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部分青年甚至迷失自我，做出一些不道德或是违法行为，以至于成为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份子。

    ③此外，一些青年长期在“二次元”世界中自我放避，一旦他们返回现实世界，可能会因价值观偏离、扭曲而遭受挫折和打击，甚至难以与现实世界相融合，导致青年群体人际关系的僵化与不和谐，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也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④面对青年“二次元”文化存在的局限与弊端，我们应通过主动引导，助其确定正确的思想方向，从而达到良好的引导效果。

    ⑤首先，我们应注重对青年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充分认识、理解以及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中，逐步使青年“二次元”群体对主流价值观形成高度认同，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理念。其次，不断丰富“二次元”文化的内涵。我们应鼓励青年群体在“二次元”文化作品的创作中，尝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结合。通过“二次元”文化作品的创作，引导青年“二次元”群体找到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方向。最后，加强网络环境建设，营造积极正向的“二次元”网络文化环境，在网络中弘扬和传递正能量。

    ⑥尽管“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两者在社会发展中都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当代文化的内涵。我们一方面要寻找“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共通之处，以此为连接点，加强对“二次元”文化中积极因素的传播。例如青年“二次元”群体所追求的“成长”“梦想”以及对真、善、美的坚持，与主流文化积极倡导的内容一致，我们可以以此为切入点，加深青年“二次元”群体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还要回应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实际需求，增强沟通交流，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对其不良倾向及时进行纠偏，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⑦当然，对青年“二次元”文化的引导，需要全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互动参与，只有建立协同合作的模式，才能提升对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引导效果。每个家庭都应为青年“二次元”群体营造和谐的环境，在帮助这一群体积极排解压力与焦虑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科学引导，避免出现青年一味沉沦“二次元”世界的现象。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也应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手段和宣传方式，不断向青年群体传播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正能量。同时，政府也应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加强对网络不良信息的治理和管控，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青年“二次元”文化向理性、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莎士比亚戏剧开始时因其过于“通俗”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认可，并因其过于“通俗”而被当时的专业戏剧创作者排挤、轻视。不过，大众剧场为其带来了无尚荣耀，之后的岁月，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经久不衰地演绎，同时也成为戏剧艺术家的必修课，被高高供于戏剧史乃至文学史的神坛之上。这个过程，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群众文化也能诞生经典；贴近群众的“俗”的艺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文化是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

    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剧场的所有观众为对象，主题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台词对白更是取材于群众，大量运用民谚俚语，插科打诨。这与华丽的字句一起，构成奇妙的审美效果，并进入现代英语的血液，成为英语文化的一部分。

    莎士比亚起于“草根”阶层，却广泛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热烈追捧，并经历了历史和国界的检验。由“草根”而入“庙堂”的，古今中外，不独莎翁一例。宋代词人柳永，曾因“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入不得店堂，但谁也否认不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事实，“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流传千年的经典，他无可厚非地重回并永居庙堂之上。

    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就分出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两种力量。贵族派只为少数贵族服务，虽然在诗歌和法语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却远没有平民派作家拉伯雷的名气。后者因为用民间语言写出了现实主义关注人性的通俗作品并广泛传播，而在文艺复兴的史册上声名赫赫。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俗”的文化都战胜了以“雅”为出发点的艺术。平民派的“俗”，本质是以人为本，文艺复兴的起源就是挑战教会思想文化的统治，回归最普通大众的人性，因此莎士比亚才能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

    乔伊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尤利画斯》，被誉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但其情节的复杂性，意识流手法的晦涩性，致使能够阅读这本小说的人寥寥无几。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大量文艺家刻意制造陌生化的效果，为作品打上了所谓的“精英”烙印。这种风潮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突出，这不应是大多数文艺家长期的艺术追求。专业文学艺术创作往往会在巅峰处走向低谷，失去创作的激情和创新的灵感，而群众文化却更可能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专业文艺创作者必须正视群众文化的发展，这是应有的正确态度。近年来，不少作家做出了很多尝试，将视角放在普通大众身上，叙写小人物，细描日常生活状态与个体微妙的心理情绪。不过如果是居高临下用专业和高雅的身份去恣意想象和构建群众，不会有群众真正想要的表达。现在群众创造、欣赏、提升文学的水平不断增长，如何正确面对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在群众文化的土壤上更好地孕育和繁荣专业文学艺术，已是专业文学艺术家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廖文《莎士比亚戏剧：由“俗”到雅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