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拿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教授整年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他们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读过什么书？《哈姆雷特》根据哪些书写的？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这些功夫属于“考据学”。教授只做这种功夫，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并不过问。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是领略它的滋味。

    在考据学者们看来，考据就是文学批评，但是一般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

    文学批评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的就是美，违背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成见，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摘编自朱光潜《考据、批评与欣赏》

中华礼制变迁的现代启示

    中华礼制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风气、提升国人道德，凝聚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探究中华礼制变迁的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诸民族之间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它们能在认同中华礼制的前提下逐渐缓和矛盾、化解冲突，形成共存共荣的良好关系。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之后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及建立清朝的满族，无一例外地认同并服膺中华礼制，从而能使民族融合不断向前推进。显然，发挥中华礼制的凝聚功能，是凝聚国人、增强自信的重要途径。

    中华先民并不只是讲究礼仪“进退周旋，威仪抑抑”的外在形式，而且注重探求礼仪的内在精神实质。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记·郊特牲》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谓尊其义，就是追求道德境界、强调道德践履。孔子称颂那些能够修身立德、行礼律己、道德高尚的前代圣贤，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坚持知礼行礼、知行合一，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体现了中华先民的主流价值观。中华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强调知行合一，这使它起到了塑造道德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作用。

    可以说，中华礼制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教化功能，并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将道德教育与理想教育紧密结合，强调自幼及长、礼教终生，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注重培养道德人格、建设礼仪之邦。所谓礼仪之邦，就是有高度道德自觉的社会，是诸族和谐、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富庶的社会。中华礼制提出的愿景，是中华先民们向往和着力构建的社会。中华礼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学说，能为今日构建和谐世界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

    作为一种制度，中华礼制在历史上曾为各种政权服务。在封建社会，它强调封建等级，包含一些糟粕。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中华礼制能够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改革与变迁。孔子提到三代礼制传承中的“损益”，便是一种改革；《礼记》进一步提出“时为大”这一与时俱进的礼制改革原则。适时变革是中华礼制演进的重要原则，这使它成为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传承久远的文化传统。

    由孔子创建、孟子加以发挥的儒家礼制观，在战国时期曾饱受其他思想家的批判，那是因为这种礼制观仅仅重视礼的道德层面，而对礼的制度规范层面关注不够。秦汉之后，我们的先人力图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融礼入法、礼法合一成为中华礼制变迁的重要转折。礼法合一要求人们遵礼守法，违礼即违法。礼既是道德要求，又是法律规范；礼制既有教化功效，又有法制规范之用。《礼记·经解》认为“礼禁乱之所由生”，可以起到“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的作用。古人通过礼来“止邪于未形”，使人们“徙善远罪”，达到“禁乱”和教育人的目的，对我们今天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一定启示意义。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3月25日）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神圣的典礼，非封禅莫属。封禅是古代君王祭祀天地的典礼，是宣示天地认可帝王执政合法性的仪式。秦汉时期，在封禅的理论中，都是以泰山作为封禅地点的。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叫作封，辟场祀地叫作禅。泰山成为封禅的圣地，不仅仅因为它的自然高度，更主要的是因为它的文化高度。

    封禅泰山的原因或许非常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东方关于封禅泰山的理论和文化，不管是语焉不详的传说还是相互矛盾的故事，都在证明一种强大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存在。孔子是泰山封禅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泰山只能接受鲁国国君和周天子的祭拜。即使很多细节都无法证明，即使所有礼仪都无法施行，但是，要封禅就只能到泰山。面对传统，不可一世的帝王也只能低头妥协。

    秦始皇封禅之时，距离传说中的封禅已相去太久，封禅之礼，几乎无人能知。学者认为，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前，只有封禅理论而没有封禅实践，也是很有道理的。汉武帝封禅，情形几乎雷同。但是，他们都还是请来众多儒生，认真讨论，直到最后讨论没有结果。主张封禅者，多来自东方，不仅有鲁国的儒生，也有滨海的方士。这种讨论虽然没有结果，但起码可以证明：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管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都为东方文化所折服、所吸引，沉迷不返，追求仙人和长生必然无果而终，但是封禅泰山却可以是成功的。泰山封禅，终于走出了传说的迷雾，变成了帝王心目中的神圣所在。何止是帝王，封禅大典，几乎就是一种历史创造。因为封禅不能随时进行，封禅的条件常常难以具备，所以古代帝王无数，而真正能够封禅成功者寥寥无几。

    泰山封禅，可以看做是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孔子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孔子在周公的礼制中提炼出精神，把礼乐化为一种思想，并建筑了儒家的思想体系。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大交融，孔子的思想体系由精神光芒的闪耀向可以操作的礼制转化。

    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帝王先接受了封禅理论，然后才接受了儒家，最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秦始皇封禅泰山，汉高祖祭祀孔子，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这个思想传播的过程，其方向是一致的。以封禅泰山为代表的儒家礼制思想，因为与天地祭祀有关，与帝王的合法性证明有关，所以最先受到最高统治当局的青睐，而这正是儒家获得独尊地位的开始。

    作为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礼典，封禅终于成为事实，而泰山几乎永久地独占了这个荣耀。可以说，自从秦皇汉武封禅泰山以后，泰山的五岳独尊地位才真正确立下来。泰山地位的提升，与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同步进行，泰山于是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与符号。中国文化，如果用一个人来代言，那就是孔子；如果用一座山来代表，那就是泰山。

（《泰山的祭祀与封禅》）

    大数据的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它只关注“客观数据”的呈现，而缺少对“主观数据”的反映。从社会学角度看，所有数据说到底都是有关“人”的符号，因此，符号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我们真正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内容。如果脱离了人及其所在社会的价值本性，无限放大大数据的效应及其影响力，就可能本末倒置，最终产生许多难以预期的后果。数据来源于社会又作用于社会。无论是可以数字化的数据还是不可数字化的数据，其比较、分析和归纳其实反映的都是人在符号层面上的一种互动。大数据是汇集了行为主体、时间、地点三个维度的“数据宇宙”。在大数据时代，个人的信息更多的是以数据为载体来进行互动的。如果人及其各类社会行为都仅仅被看作一个个数据符号，我们就很难从数据中解读出充满朝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很难从数据塑造出来的没有个性特征的人去推导群体样态和社会构成。

    犹如网络一样，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巨量化的大数据在给我们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带来便利的同时，实际上也掩盖了许多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的意义。在连续的巨量数据海洋中，许多本身具有个性特征的数据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它们在大数据霸权面前会成为微不足道的牺牲品，大数据简化了人们对数据差异性的认知。大数据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数据样本巨量，更在于其多源异构、多实体和多空间之间的交互动态性。当前，只有少数人掌握处理这种复杂的巨量化大数据的技术，这很容易导致“数据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防止大数据滋生出“数据暴力”是大数据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数据的价值只有在其能够被规范成为可供分析的形式之后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挖掘出来。然而，在巨量的大数据面前，实际上可供规范分析的数据只是极少数，许多数据都停留在“碎片化”阶段而难以被真正挖掘和分析。对这些碎片化的数据进行清理，形成规整的结构，是大数据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根本所在。在大数据中，其研究范式重在发现而不是推论，运用大数据进行各种分析不应像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那样通过假设检验来进行推论，而应通过数据的总体归纳来达成对社会现象的总体分析。这不仅要求我们在数据清理技术、存储结构上进行优化，而且要在数据采集环节尽可能地做到规范，否则就很难获得对复杂事物的系统认知。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大数据本身，而是大数据背后所隐藏的我们想要获取的各种信息资源，而这些信息资源可能只占数据总体的万分之一甚至更少。从这个角度说，大量的信息其实都是垃圾。不仅如此，许多大数据本身就是模糊的，其中含有大量虚假和有害的内容。

    如果我们纯粹凭借数据来判断和分析人类行为，甚至不假思索地去利用和传播某种数据，就会导致许多误判。因此，未经前期调研论证和规范分析所获取的信息，其数据量越大可能越模糊，其得到的垃圾信息也就可能越多，这也为各种数据造假和不当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们必须学会 辨识和判断数据的真实性，避免因盲目的数据崇拜造成误判，甚至迷失在大数据的洪流之中。

（摘自《大数据中的冷思考》，有删减）

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气质原本指人的生理、心理等素质，是相对稳定的个性特点，也指风度、模样。借用到书法上来，讲的也是其稳定的个性特点。书法的气质便是在色彩、布局、笔墨、线条中展现。那么，除了表现之外，书法的气质来源于哪里呢？一个人的气质是一个人内在涵养和修养的外在体现，是内心平衡及文化修养的结合，是持之以恒的结果。同样，书法的气质也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书法的气质首先来源于法度，书法的“法”就是方法和尺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字由篆而隶，进而有楷、草，在书写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度。从单字结构到章法布局，再到笔墨精神，都有一整套行为规则，不同的书写者如何拿捏运用这些规则，便是“度”。面对同一规则，每个人运用的度不同，所以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内在统一的书法作品。

    书法的气质，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中国历代文人的心灵累积。这种累积，不仅是总和，更多的是特质。文人，是笔墨里生出来的魂灵，这样的魂灵，源于笔墨，而又付于笔墨。书法是他们的心迹，如果说“迹”是书写，由心而生的迹则是书法。书法最讲心迹。“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讲的便是这个道理。中国文人的气质成就了书法的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的气质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气质，更是代表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讲书法，最具特点的两句话是：结构严谨，法度庄严。两个“严”字，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和书法的高度自律精神。

    法籍华人哲学家熊秉明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书法的地位和意义。书法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汉字最初多是象形文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而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书写要求更加简便、快捷，汉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符号化。而书法把这种生活的具体和符号的抽象统一起来，用真、草、隶、篆各种书体，各种书写风格，把这种黑白、动静、虚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体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而且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维、情感与生活的统一。从《兰亭序》“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欣喜、《祭侄文稿》“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悲痛，到弘一法师临终写的“悲欣交集”，无不表现出活生生的灵魂与现实的对话。中国哲学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书法便是这种结晶的表现形式之一。所以说，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有删改）

    抗生素类药物曾是人类对抗诸多疾病的一个“秘密武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系列抗生素的出现，人类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但还不到一百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不断增强，抗生素也逐渐走下了“神坛”，甚至成为未来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抗生素的效力正在普遍下降，其原因是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正在迅速扩散。具有耐药能力的细菌未被某种抗生素杀死，之后便不再受制约，甚至将其耐药性传给其他种类细菌。欧盟一位官员表示，由于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一些常见的病原体正在变成所谓的“超级细菌”。一旦抗生素失效，我们的生活就将充满危险，轻微的耳部感染可能就会引起耳聋，轻微的擦伤都有可能带来死亡。

    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到2050年，由于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每年会导致1000万人丧生，其危害将超过癌症。同时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危害性正逐年攀升。比如治疗大肠杆菌，一般使用普通抗生素即可见效，但近几年多个国家报告部分患者即使使用最强效的抗生素也无济于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每年约有70万人死于各种耐药菌感染，23万新生儿因此夭折。

    但目前针对细菌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而进行的新药研发很难跟上耐药性产生的速度。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新抗生素的研发严重不足，难以应对日益增强的抗生素耐药性威胁。报告警告说，全球抗生素正濒临枯竭。这份报告认为，抗生素耐药性的问题已严重危害现代医学的进展，目前急需加大对抗生素耐药感染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否则世界将被迫回到因常见感染而致人死亡的年代。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制药公司和研究人员必须立即关注能治疗某些可在几天内导致患者死亡的严重感染的新抗生素。目前进入临床阶段的大多数药物对现有抗生素类型进行的修复，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而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会构成最大健康威胁的抗生素耐药感染，包括每年导致约25万人死亡的耐药性结核病，潜在的有效治疗方案则很少。70多年来，只有两种治疗耐药性结核病的新抗生素进入市场。如果要终结结核病，每年全球急需投入8亿多美元来研究新的抗结核药物。

    此外，对抗生素的滥用也是造成抗生素耐药性加速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15年全球范围抗生素消费量增长了65%。尽管抗生素是治疗某些疾病的特效药，但过度依赖抗生素治疗只能适得其反。相比新抗生素的研发和投资，公众应该尽快学会科学谨慎地使用各类抗生素药物，否则未来我们将有可能死于一次普通的感染，而不是今天人们所恐惧的癌症、艾滋病等恶性疾病。

（摘编自李曾骏《抗生素耐药性与“超级细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