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自动化

    一百年前，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海特写道：“文明的发展就是加大不用想便能完成的事情的数量。”如今，计算机可以被编程执行非常复杂的工作，许多软件程序还负责脑力工作，比如观察检测、分析判断，甚至作出决定等等直到最近都还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职能。怀海特的话里隐含着一种这样的信念——人类活动是从上到下有等级区分的：每当我们把一件任务或一种工具交给机器去负责，就把自己解放出来去追求等级更高的、需要更多灵活性、更多智能或更开阔视野的任务。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谬见——自动化学者称之为“替代神话”。节省劳力的设备不只替代了工作或其他活动中的一些彼此孤立的组成部分，它还可能改变了整个任务，包括参与者的态度、技能和角色。

    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用电脑工作时，经常会陷入自满和偏见——两种会削弱我们表现和引发错误的认知缺陷当中。当一台计算机诱使我们进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自动化自满就出现了。相信计算机会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并且处理任何出现的问题，我们任注意力四散开去。我们与手头的工作脱离开来，对周围事情的注意力也在淡去。自动化偏见则是指我们过于相信显示器上面的信息的准确性。我们对软件的信任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忽略或无视其他的信源，包括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一台计算机提供了不正确或不完备的数据，我们会视而不见。

    计算机自动化将我们从执行者转变为观察员。我们放下了操纵杆，转而观看屏摹。这种转变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但同时也可能抑制专业技能的发展。在许多企业中，管理者和其他专家都依赖决策支持系统来分析信息和提出行动方案，但一些迹象表明，软件越是能干，会计师就越是不行。最近由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决策支持系统对三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其中两家会计师事务所采用非常先进的软件，由计算机评估相关业务风险。第三家公司使用简单的软件，需要会计师来评估一系列可能的风险。研究人员对每家公司的会计师的专业知识做了测试，第三家公司的会计师明显比其他两家的强，对不同形式的风险都显示出了更强的理解能力。

    许多计算机系统设计者都假设，人类操作员是“不可靠，低效的”，至少和计算机相比是如此。于是，设计师便尽量让人承担尽可能小的责任。最终，人变成了监控者，而这样一份工作是我们人类——出了名的爱走神的物种——特别不适合的工作。而且，由于一个人的能力“不用就会变差”，哪怕是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如果一味盯着屏幕，最终也将和初出茅庐的新手没什么两样。难以集中注意力和缺乏对原理的认知这两点加起来，增大了操作员遇到事故时无力应对的可能。于是乎，人类成为了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摘编自尼古拉斯•卡尔《电脑一歇菜，人能挺住吗？》）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思想，要求各种审美形式，都以温柔折衷为主调，必须要“中和”，不走极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而不喜欢“怪力乱神”。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的一脉传统，集中体现了这种美学需求。而在宋、元以后勃发起来的戏曲艺术中，这种美学追求就体现得更为显著了。

    元代戏曲批评家钟嗣成，把“中和美”阐释为“和顺积中”。“和顺积中”，就是要如同孔子评《关雎》所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在结构上要把握“务使一折之中，七情俱备”（李渔《闲情偶寄》）．要通过悲喜交集的手法和大团圆的结局，来使人们的情感得以“中和”，求得欣慰。如《窦娥冤》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报仇雪恨，《汉宫秋》的“团圆梦境”，《琵琶记》的“玉烛调和”，《长生殿》的“蟾宫相见”，《祝英台》的蝴蝶双飞，等等。讲究“团圆之趣”已经成为我国极为普遍的传统审美心理现象。

    即使是《石头记》里的林黛玉不能与贾宝玉团圆，但后来还是有了《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出来同贾宝玉团圆。再比如像《桃花扇》，结局本是侯朝宗没能与李香君团圆，可顾天石却为其翻案“补恨”，在《南桃花扇》里让侯朝宗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可见，由悲转喜，由缺转圆，对圆的崇尚似乎已成了一种弥撒性的文化﹣﹣审美理想的规范，“大团圆”既是审美主体对规范的崇尚和屈从，也是审美主体对传统规范的迎合和妥协。德国美学家费里德兰德有一句名言：“艺术是一种心理产物，因此可以说，任何艺术都是心理的。”

    圆在中国哲学中意味着道境、神境、禅境。不论是《周易》中解读宇宙人生奥秘的太极，还是儒家的不偏不倚的中庸，或是道家的有无相生的哲学思想，甚至是佛家的因果报应的轮回观，都存在于同一个圆的图示之中，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

    我国古典戏曲多以结局团圆为尚，在悲剧中如此，喜剧中更是如此。如大家所熟知的《西厢记》，从《佛殿奇遇》到《长亭送别》，喜剧情节此起彼伏，环环相扣，并从心理与行动的相悖造成了喜剧效果。虽在《长亭送别》一折中充满了生离死别、激泪滂沱的离愁别怨，但这丝毫不减喜剧的色彩，反倒更增添了《西厢记》故事的“团圆之趣”。又如在奇谲瑰丽的《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缠绵起伏，催人泪下，然而最终经皇上准婚，阖家团圆。

    更重要的是，这种“团圆之趣”蕴涵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从正面表现新生事物的坚忍不拔，这样的结局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对理想实现的希望。

    总之，无论是中国古典悲剧还是中国古典喜剧都一样具有深厚的中华民族特色，体现了民族大众的审美心理与审美理想，充分体现了一种“中和之美”的审美特征。

﹣﹣摘选自师阳《中和美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研究》

       中国古代儒家对道德情感的培养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孟子便对道德情感，尤其是恻隐之心做了细致的阐述。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并以“孺子将入于井”为例，说明任何一个路遇此事的人都会对将要掉入井里的孩子产生同情，这种同情并非为了结交孩子父母，也不是为了邀誉于乡党朋友。由此看来，恻隐之心是纯然的善，是无条件地具有道德价值的。

       这意味着，儒家学者不会同意卢梭的认为同情心源自爱的观点。按儒家的观点，恻隐与自爱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没有因果或源流的关系。恻隐固然也需要对自身感受的关切，因为恻隐之心是经由的痛苦而感知他人的痛苦，但用自爱却无法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从自己推及他人，同情他人的痛苦，更无法解释那种自我奉献的意愿和行为。

       那么，恻隐是人类道德的源头吗？概括地讲，可以这么说，但还需要做些具体分析。完整意义上的道德包括三种现象—一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知识。对道德心理而言，恻隐之心无疑是其原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推动着其扩展和深化；对道德行为而言，恻隐只是一种最初的动力，且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动力；对于道德知识来说，恻隐则是形成它们的最原始也最微弱的动力，必须经过理性的中介才能起作用。恻隐之心是道德最初的涓涓细流，虽不汹涌澎湃，但却源源不断。人类历史上虽不乏以所谓“原则”“主义”扼制甚至消灭恻隐之心的企图，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一个基本的底饯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恻隐之心绝对无误。“原则”“主义”可能会出错，会忘记生命的根本，而恻隐之心对待生命的基本状态却不会出错，它是人类道德乃至全部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一防线也守不住，如果人类连起码的恻隐之心也丧失殆尽，那就很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当然，从另一方西看，作为源头，恻隐之心还有必要发展，它不能满足和停留于自身。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和理性结合，使单纯个人主观的恻隐之心转向普遍客观的道德理性，使人治转向法治。

       在当今的社会，理性规则、道德义务都是必要的，但规则和义务并不是道德的全部，道德并不仅仅是规则和义务的普遍履行，我们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深厚同情。它会让规则与义务不至于硬化干枯，会提醒我们道德与生命的深刻联系。道德也会与时俱进，只要人类还有恻隐之心，我们就可以对它的变化基本放心。

（摘编自何怀宏《道德情感》）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王羲之云：“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舞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干，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

    然而这还是依靠外界物质条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司空图《诗品》里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空潭泻春，古镜照神”，形容艺术人格为“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艺术的造诣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陶渊明所爱的“素心人”，指的是这境界。他的一首《饮酒》诗更能表现出诗人这方面的精神状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自远”是心灵内部的距离化。然而“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体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意”。

    晋人王荟说得好“酒正引人入胜地”，这使人人能自远的酒正能引人入胜地。这胜地是什么？不正是人生的广大、深邃和充实？

（摘编自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随着文化的日益繁荣兴盛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高度重视，也成为世界打量与认识中国的窗口。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道门槛，汉字被推到了时代的前沿。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楷书，不少人开始研究汉字的演变历程，试图通过汉字溯源，解开更多内生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密码。

    汉字的起源与早期的图形符号有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古文字的构成规则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而“六书”之首即为“象形”。因此，汉字字形从诞生起就蕴含着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国家典章制度等文化信息，还蕴涵着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及价值逻辑，它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工具，其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藏。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汉字进行溯源至关重要，这与汉字的特质有关。欧美国家的语言大多是拼音文字，它的意义由其所指决定，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则不同。北师大教授齐元涛认为：“词义不是汉字最核心的问题，字形和词义的关联才更重要，这是汉字本身的特点。我们今天用的是象形字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楷书和简化字，这便需要我们去溯源。”陈寅恪曾说，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汉字教育就是将字与文化整合起来。据此，齐元涛提出了“字课思维”，希望在语文课上能用汉字溯源作抓手，让孩子们在对汉字的认知基础上走向对自然的认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

    当下汉字溯源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因为生活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汉字形成的历史语境都已经遗失了。当然，现代融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为“字课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它使汉字教育可视化成为可能。融媒体儿童教育丛书“汉字魔方”作者李英说：“汉字动画主要通过图形呈现在书里，让孩子在图中找字，让学习成为一种游戏。”不过，需要规避的风险是，精彩和趣味背后有可能出现的不准确、不严谨。特别重要的是，广大教师要意识到，汉字溯源不是简单地将汉字和文化放在一起，而是要还原汉字和文化结合的历史的真实意境，从而理解其初始的意义。

（选自2018年5月31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很多经典文学作品最近被贴上了“毁三观”的标签：《红楼梦》写的是“富N代的爱恨情仇”，《包法利夫人》写的是“爱慕虚荣的白富美”，《追忆似水年华》被认为是“体弱多病的高富帅写了本无病呻吟的碎碎念”……经过时代检验的经典作品怎么在一些读者眼中变成了“毁三观”的作品呢？

    标签可能是彰显特质，也可能是偏见障目。标签会使人无视作品的内在价值，缺乏深入了解的动力。作品是作家无声的申辩。包法利夫人自杀是时代的悲剧，福楼拜深刻揭露了造成这一恶果的各种因素，这种对个人、社会的批判不是“爱慕虚荣”的标签所能囊括的。马克思的女儿在英文版《包法利夫人》导言中指出：福楼拜的这部作品的实质是道德的，健康的；我们见到了邪恶，但没有被它所感染。

    人需要审视自身的存在状况，而文学正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文学的世界里不是简单呈现好人与坏人的对立，那里只有人的棱镜，作家没有站在道德的彼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德行有亏就是“毁三观”？难道高大全就好？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在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展现人的复杂性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道德的边界，对逾矩、背德、困境的描绘，同时也是对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文学以不同于科学的方式揭示出生活中某一事件的普遍性，披露生活本质的一棱一面，都是意义生成的基石。文学作品对人性的剖析、对救赎的探索，对读者有着重要的警醒、借鉴意义。文学作品在时间的链条上点亮智慧，让读者在别人的故事中看到自己和生命的可能性，在心灵的对话中，用艺术形象去涵养、发展、健全人格，让世界在人们的心中不再模糊，让读者心理成长。从《俄狄浦斯王》到《背德者》，其中的自我救赎、对善的呼唤，引发读者共鸣、带来反思，最终产生心灵的净化，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文学的文献价值在于它是时代的纪念碑，《红楼梦》中的时代风云、《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世态人情，都是作品得以成为世界经典文学的过硬理由。文学既再现生活，也造就生活；既照亮远方，也照亮深渊。文学中建基于大地的世界，经由读者得以呈现。当作者与读者的心境在碰撞中生成意境，作品对读者敞开了，读者因简化而遮蔽的行为是对作品的不尊重。读者的评判应该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质疑，从更高更广的维度审视作品、自我、生活、时代，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只顾贴“毁三观”的标签，却没有细想人性的复杂、生活的百态，确实有失偏颇。

    现实主义文学特别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悖谬、失落、迷茫……现实主义展现着人的个性、共性、复杂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呈现的正是从揭示社会谬误案例到进行经验教训总结的心路历程。在“加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时代现场秉笔直书。正如作家加缪所说，写作“是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选自2018年10月26日《中国文化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