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美学的视野看，“意境说”被视为一种现代的发现。这意味着，“意境说”是中西审美主义“视界融合”的产物。

     中国审美主义的基本构架来自西方，但它毕竟蕴涵着重要的民族特质。这是因为，当时的美学家虽然都以西方美学为现成的知识背景，但他们最高审美境界却植根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而且，他们都到魏晋这个痛苦而又自由，并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去寻找所崇尚的审美理想。朱光潜以陶渊明为人格理想的写照，把自己的人格在生活中涵养成“完美的诗”，然后才焕发而为艺术。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则为“晋人风度”，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

     但无可否认，他们的审美主义又存在着明显分殊。朱光潜重“想象”的飞升，而宗白华却重于“情”，更重情感的解放；朱光潜推崇“静穆”的风格，宗白华则倾向动与静、空灵与充实的统一。具体而言，朱光潜赞美陶渊明情感生活“极端的和谐静穆”，这种静穆渗透着儒家的庄严和达观。而宗白华的审美理想却倾向于以静为始，动中取静，“静”须具备生命的活力，因而要表现出节奏和韵律、活跃和动感。这就将其美学与道家的自由体验相通，同儒家生生之德相衔，加之禅境的汇注，从而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实际上，华夏古典美学的动感源于儒家的“生生”，静态源于道家的“虚静”。朱光潜反而只取儒家“节动”的一面，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相反，宗白华却“感于物而动”，走向情感的抒发和生命的至动，这主要是通过用“动”激活道家美学而实现的。

     艺术境界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在朱光潜看来，文学到最高境界必定都是诗，诗的境界是艺术之境的巅峰。他从诗出发，操作西方美学话语，来剖析意象构成和境界性质。诗的境界是情与景的契合，物的意蕴深浅与人的性分深浅成正比例。直觉是起点，而意象含着见者的创造。宗白华认为，艺术是对人生价值的追寻、对终极意义的拷问。这种境界不仅是生命论意义上的，同时也是审美主义的，生命与审美是相互转化的。

意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境界，浓缩着华夏民族审美的最高智慧。朱光潜和宗白华以他们审美主义的理念，对意境作出“以西释中”或“中西合璧”的阐发，从而反映出古典美学向现代转型的特征。朱光潜的贡献就在于：从尼采酒神、日神分立出发，把诗的境界理解为情趣与意象、情与景的统一。宗白华的贡献在于“动”态地诠释意境，认定艺术意境不是“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动感的“境界层深的创构”，是境界层层升华的过程。意境的特质就在于心灵深度的感动。而唯艺术独有的“意境”，才能将主体的心灵升华到至美的极境。

（选自刘悦笛《比较美学视野中的“意境说”》，有删改）

    有人称我们已进入“微时代”，只要你有个联网的手机，你就能通过微博将身边发生的事情与“脖”友们分享。在这个快节奏生活的时代，现代人确需一种和这种节奏合拍的“灵光乍现式”的表达，现代化的大都市，人们之间的关系向着“陌生人”社会的方向发展，人在社会场景和生活平台上的呈现，表现出更多的偶然性，这与微博上每天发生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同时，微博一次140个字的限制逼出了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更平民化，“群众”基础更加广泛。为此，各地政府也建立了官方微博，以便有效听取民意，解决群众现实问题。与国外微博相比，中国微博上的牢骚与负面表达较盛，而这恰恰是网友现实生活所面临困难的显现。微博只是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反映出来，所以能否及时回应负面舆论，事关政府的诚意。在微博上，政府与民众应是平等交流的关系，而不是政府向民众的单向传播。无论是淘宝体，还是偶尔的卖萌，都体现了政府在积极地转变语言风格，这些要比官话套话更能Hold住政府形象。然而，躯干在为公众带来多元信息的同时，也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微博的“直播性”虽然方便快捷，却易威胁个人隐私……尤甚的是，部分“微博达人”，恶意左右网络舆论，将“网络暴力”有意引向党和政府，危及社会稳定，值得警惕。

    微博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面对微博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我们何去何从，仍值得探讨。

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

周飞亚

    《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统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

    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

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为重视。

    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

    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目标，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

    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宽袍敞襟，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雍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做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近年来，网络文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当代文艺建设的主力军和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柱，并逐渐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和文化发展战略然而，飞速发展的网络文艺在高度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轨迹上仍存在低俗、庸俗、媚俗、原创遗乏等问题，其整体的艺术追求和美学要素仍无法完全做到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当前网络文艺的紧迫使命就是要深耕时代沃土，回答时代课题，创作出与时代主流价值观共鸣共振的作品，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描摹时代现实画卷我国正处于飞速变革的新时代，网络文艺创作不可能脱离时代文化语境去表达和传达数字空间的虚幻想象，而必须立足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描摹时代画卷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赋能都对网络文艺下半场的发展提出现实性和经典化诉求，网络文艺的现实题材也逐渐增多，体现出网络文艺创作的观念调整和美学转向。齐橙的网络小说《大国重工》连载于起点中文网，聚焦我国重型装备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是网络文学现实主义题材的重要代表作。这类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皆因关注时代现实生活及人物命运起伏而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成为全民热烈讨论的文艺形式。

    描摹时代现实画卷成为网络文艺书写新时代伟大变革伟大实践的紧迫任务，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现实题材数量的简单增加还不能真正改变现有的文艺创作格局，网络文艺要真正有一番作为，需要在数量积累的基础上呈现质的提升。我们要警惕当前网络文艺现实题材的泡沫化、同质化，以及一些所谓的“冲奖文”对现实的机械排列。同时还应看到，一些被归入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作品看似以现实生活为背景，却也是自带网络写作惯有的金手指、操作系统、随身空间等升级技能，不免重复着凡人修仙、穿越重生的游戏套路这样的想象无疑是一种白日梦般的欲望叙述，无法触及现实生活的坚硬和痛感，也就无从谈及把握时代生活脉搏，不能传达出作者对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深刻思考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绘写时代精神图谱盛唐诗歌有磅礴浑厚之气，晚明戏曲小说追求思想解放之风，“五四”新文学吹响启蒙与救国的号角，当代文学与文艺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那么，网络文艺又将绘写怎样的新时代精神图谱呢?网络文艺要满足人们对多层次、高品质阅读的期待，在注重流量和粉丝经济的同时，脚踏实地去感受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和气象万千的现实生活，展现新时代人民生动丰富的精神风貌，谱写无愧于时代的精神气象，以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引领时代文化风向近年来，中国网络游戏、网剧、网络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等，纷纷走出国门，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但客观而言，与席卷全球的好莱坞电影、韩剧、日本动漫等文化产品成功的文化愉出相比，中国网络文学扬帆出海的历程和经验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对外传播的文化影响力也还不够。因此，未来网络文学若要持续引领文化风向，要在世界文学舞台呈现连接网络空间共同体的目标，除了不断加强原创品质的提升，还应更加敏锐、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反映时代精神，使中国网络文学真正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载体。

（摘编自刘桂茹《网络文艺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材料一：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是当务之急。受疫情影响，湖北很多优质农副产品面临销售困境，这将直接影响湖北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人民群众的就业生计。自4月1日起，央视新闻新媒体联合各大电商平台、生活服务平台和社交平台，联手淘宝、京东等数十个知名品牌，启动了“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大型公益活动，倡议广大网友通过购买湖北生鲜、农副产品，为湖北经济复苏贡献温暖力量。4月6日晚，由央视新闻主播朱广权和带货达人李佳琦组成的“小朱配琦”组合同框搭档火了一把。他们主持的“谢谢你为湖北拼单”公益直播，引起广大网友为湖北“拼单”的极大热情——这场公益直播共吸引1091万人观看，累计观看次数达1.22 亿人次，直播间点赞数达1.6亿人次，两个小时直播累计销售总价值4014万元的湖北商品！

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是一种新兴高效的网络经济形式。只要网络主播和网络平台规范有序，能够为消费者减少销售环节，节约时间成本，确保商品质量，降低购买成本，提高购物效率，提供完善服务，就应该大力支持。而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带货方式开展公益活动，更是使直播带货拥有了一颗关爱社会、随手公益的公益心，更应该大力支持。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带来更多温暖的力量》，央广网2020年4月8日）

材料二：

4月15日，湖北省30个县的县长在直播间“为湖北拼个单”；山东烟台海阳市副市长发起“博士市长助力农产品”，视频播放量突破200万；同时，一些公众人物“直播带货"的交易额不断刷新纪录。“直播带货”作为一种线上新型消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除了营销技巧之外，“直播带货”的流行也有着深层次原因。直播经济蓄力已久，已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再加上受疫情影响，消费者足不出户推动“宅经济”发展，线下客源稀少促进企业商家转向电子商务谋生存。从直播助农到直播售楼，从直播卖车到直播卖飞机，直播销售的边界不断扩大。直播经济的火热，可谓顺势而成。

“直播带货”在方便购物的同时，也存在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假冒伪劣、售后维权难等问题。这启示直播电商，不讲诚信可能一时走得快，但绝对走不远。解决诚信问题、涵养行业生态才是制胜之道。此外，中国消费者协会前不久发布报告显示，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但仅有13.6%的消费者进行投诉。网络直播并非法律盲区，市场监管者需尽早完善制度，畅通维权渠道，更好地呵护直播经济的良好生态。

摘编自（《“直播带货”创新消费方式》，《人民日报》2020年04月22日）

材料三：

直播带货让网络平台找到了新赛道，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新舞台。互动性强、亲和力强和消费黏性强的直播带货，甚至成为一些行业启动复工的钥匙，让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衣食住行娱乐等各行业看到了新机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网络零售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加5.9%，这说明网络零售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提升。直播带货正在吸引更多优质平台、企业、产品及公众人物参与，线上直播销售正步入常态化并形成新趋势。直播带货顺应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正在激活消费一池春水，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格局，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新突破。

摘编自（《让直播带货成为经济转型新突破》，《北京青年报》2020年04月26日）

（图片来源：前瞻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