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暴发户审美充斥着我们的社会

冯骥才

    在北欧，尤其是奥斯陆的大街上，你会感到城市有一种非常舒服的整体性。它没有历史与现代的断裂与分离，而是和谐地浑然一体。这不仅是建筑外部，连建筑内部乃至家具风格也是一样。今天的他们依旧喜欢用新鲜的原木把屋顶装饰得像昔时的农舍，喜欢木头立柱，喜欢没有花纹雕饰的桌椅，喜欢用光洁的木板组合起来的衣柜与书架；但这不是不动脑子地去模仿传统，而是加进去一种后工业时代崇尚的简约美与现代科技能力包括精细的切割与抛光的技术，而使其成为现代审美中一种自己的文化主体元素。他们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即北欧传统审美的简朴转化为现代审美的简约。

    中国就麻烦多了。自汉唐以来，中原汉文化的审美似乎一贯而下。特别是明代的审美雍容大气、敦厚沉静，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汉之博大与唐之沉雄。然而到了清代，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们对生活文化表面化奢华的欲求，驱使整个社会的审美发生变异。特别是乾隆盛世，审美的繁缛与炫富感走到极致，完全脱离传统审美的厚重与含蓄。可是到清代中期之后，国力的衰败便使这种奢华的追求无法企及而日渐粗鄙，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遭到破坏。此后则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在“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国民的美育和审美品格已不被提倡。当整个社会由传统的农耕社会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时，我们已经无所依据和无所凭借。社会审美像没头苍蝇乱撞。或是呆头呆脑的仿古，或是跟着洋人亦步亦趋地做“现代秀”。如何在审美上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成了当代文化的大难题之一。没有现代审美，也就提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化。

    而北欧人从传统到现代的审美过渡，不是听凭自然，稀里糊涂地完成的。我想它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过知识界，即建筑界、艺术界、设计师等长期的创造性的努力与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公众的认可。因为，只有成为集体审美，才是一种时代的文化特质。

    然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把美育列入素质教育；还有，知识界的努力是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只去克隆舶来的“现代”，或者在传统中找卖点，我们自己的现代审美则无法建立起来。我很欣赏奥运会中的中国印、祥云和开幕式中“画卷”的设计，这是一种积极和精心的努力。当然，还嫌太少，还只是在设计范畴的个别成功的范例，更大的文化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审美。而这种时代审美是不会自动转换与完成的。如果现代文化建立不起来，留下的空白一定会被商业文化所占据。就像当前充斥我们社会的粗鄙又浮躁的“暴发户审美”。

（有删节）

    由于仪式的表演性，人们很容易把仪式当作戏剧，但仪式不是艺术，仪式与艺术本质的不同在于仪式的集体性情感与艺术的个体性情感，表达个体性情感是从仪式转变为艺术的根本因素。

    在西方学者看来、体育是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的游戏，不是艺术，实际上，体育与戏剧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与仪式同源共生，古希腊戏剧节与运动会都和祭神仪式相关，中国古代屡屡诉诸文献记载的“迎神赛会”亦表明，“赛会”是为了“迎神”。“赛会”不仅有戏剧性的表演。亦有体育性的竞争。人类学家哈里森说，仪式体现的是死亡与再生之争，所有仪式都暗含比赛的因素，比赛的实质是人战胜神、他人乃至自身，当作为个体的人凸显，艺术就具有了从仪式中分离的条件。因此，体育也是艺术。

    将体育与戏剧进行比较，即可以看出体育作为艺术的特征，体育赛事与戏剧表演是如此相似：运动场就是剧场，运动员就是演员，运动场上的观众就是剧场上的观众，不仅如此，作为个体的“运动员”和“演员”，能使观众从他（他）身上想到与他（她）竞争的其他运动员或演员，以及他（她）所属的团体、民族、国家。运动员和演员之所以具有“明星”的特征，是他们作为个体照亮了一个更为庞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甚至是全人类，当作为个体的运动员和演员越来越显出“明星”的特征，艺术就完成了从仪式中的分离。

    体育与戏剧不仅在外在表现形式上相似，在内在精神上亦具有本质的相通。古希腊悲剧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性命运表达宣传社会伦理教化的目的，宋元戏剧则将英雄的冤屈表观善恶有报的民族国家伦理内涵。与戏剧担负着建立民主、和平社会秩序的使命相比，结合“公开、公平、公正”奥林匹克的精神和“更快、更高、更强”奥运会的口号，不难发现奥林匹克运动会追求的是人类整体的和谐与强大。

    体育艺术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历史的产物。一方面，体育的快节奏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相吻合；另一方面，体育的真实存在体验亦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同步。与戏剧通过虚构与想象未表观真实性不同，体育本质是：无须想象，这就是真实。此外，戏剧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预先设计好的、程式性的，只要演员不变，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到的同一场戏大抵雷同，从这一意义上说，戏剧是不自由的，而体育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这次赛事中夺冠的运动员并不一定是下一赛事的冠军，体育总是制造未知的悬念，因而从不重复，历久弥新。

    戏剧与体育赛事都具有表演性。体育的表演是以真实代替幻觉、真身代替偶像，国此，体育中的表演者——运动员被赋于了强烈的民族国家属性，在体育赛事中，集体观念高于一切，获奖运动员与国旗、国歌以及本国观众一起，将民族国家的观念发挥到极致，体育艺术不仅为运动员，也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真正开放的、没有边界的集体，这个集体可以放大到全人类、全世界，人们不再迷恋虚幻的神，而更钟情真实的神，这反映出人类新的历史文化观。

（摘编自汪晓云《体育也是艺术》）

    设计美学产生于工业革命以后，是一门立足于现代，在现代设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念发展起来的交叉性学科。它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包含了功能之美、造型之美、工巧之美、内涵之美等与美学相关的各个方面。但就研究范畴而言，设计美学又不同于纯粹的美学思辨。设计美学是应用型美学，它强调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通过艺术与技术的巧妙结合，设计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而传统的美学则侧重于纯粹的艺术方面，看重艺术家个人情感的表现。虽然设计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工业革命之后，但是设计美学的思想却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了，并且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和体现。

    中国古代的设计美学注重抽象化与意境，这有别于西方注重写实和逻辑思维的设计美学。因此古代器物在制造时也会秉承“天人合一”的理念，用有形的东西传达无形的思想，借而抒发造物者的情感、志向，并且关注人与自然平等包容关系。以座椅为例，中国传统比较讲究意象与象征意义，手工也非常精细，会把重点放在椅子材料(木头等)的选用及装饰与做工等，以求更好地达到与自然结合的目的。而西方设计美学则强调实用功能的重要性，在设计的时候会把精力放在研究人的坐姿、椅子的尺寸、舒适度等具体问题上，以此来设计出更符合人体姿态的座椅。

    东西方设计美学的差异在文化、艺术、建筑等诸多领域也很明显。不止这些，确切地说，凡是涉及到设计美学的领域，在东西方范围内，都有着不同的诠释和发展。但尽管如此，设计美学思想却是源于相同的出处—新石器时代。设计美学便是从那时起，伴随着人类历史走过了数千年，并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的设计。这些设计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下来，且璀璨至今，每一个都饱含了设计者聪颖的思想和辛勤的汗水。然而在这些优秀的器具中，中国古代灯具以现存数量众多，记载之详尽，且拥有着完整的发展体系和脉络，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古代设计美学的本质内涵。

（节选自朱天阳 姜晓童《浅论中国传统灯具中的设计美学内涵》）

    在儒家关于国家的制度文明设计中，由《诗经》而衍生出的风雅精神是奠基性的，它构成了中国美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中一个最受推崇的侧面。按照现代学科分类，诗被纳入文学，其价值仅被定性为审美愉悦；与此密切相关的风雅，则仅指文人士大夫所追慕的生活格调和情趣。这种定位，不仅使“文学”“诗学”之于传统中国的意义被狭隘化，而且使风雅之于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建构的意义也变得逼仄了。那么，关于风雅，我们如何理解它的价值，并认识它的现代意义呢？

    首先，奠基于诗教的风雅之教是一切人文教化的始基。孔子之所以将诗教排在“三教”首位，原因无非在于诗总是传达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情愫，能够使人在受教育之初，就因感悟世界美好而兴发良善心志，进而使人性变得积极、健康、乐观。这种心志，是风雅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否则就极可能成为缺乏内在根据的假风雅或附庸风雅。

    其次，孔子以“温柔敦厚”为风雅定调，并不意味着为人处世柔顺软弱，而恰恰是要由此彰显超越世俗价值的雄强和果敢。在儒家看来，以泰然心态面对方为真勇者和大丈夫。如公元前202年，刘邦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面对行将降临的屠城灾难，“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这种对文明价值的无畏坚守，显然是一种大风雅和大勇敢。同时，儒家的温柔敦厚，也不是不讲原则，而是外圆内方，怨刺而不失善意，坚持原则而不伤大雅。

    第三，在中华文明史上，风雅不仅关乎士人个体的精神养成，更关乎家国天下的风尚再造。在个体层面，风雅表现为士人文质一体、彬彬有礼的君子之风，即孔子所讲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家族层面，它表现为对人文教养和知识文化学习的重视，古人所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无一不是将良好家风的养成作为家族延续的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在国家层面，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数千年风雅传统的开端，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对这一传统的不断追忆、回溯、复归和发扬。

    需要指出的是，风雅在传统中国，虽然具有多元价值面向，但它归根结底奠基于中国人对美和艺术的崇尚。在一个以礼乐风雅为标识的国度，美和艺术因为对中国文明乃至国家建构的深度参与而显现出崇高性和神圣性。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仅应指自然界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将人文礼乐风雅纳入其中。这种具有鲜明审美特质的立人、立国之道，在世界文明史中，成为中华民族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优良传统。

（摘编自刘成纪《走向风雅》）

白莽作《孩儿塔》序

    ①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②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③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④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⑤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⑥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乡土社会呢？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传统。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人口流动很小，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转换，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像这一类的传统，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礼”字本来是从示从豊。示是指一种仪式，豊是一种祭器。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很清楚：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吐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礼治在表面看去好象是人们的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不确，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师徒用“克”字、用“事”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中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八：礼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