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怀念

林中洋

    ①清晨上班的路上，车子堵在了桥头。桥下，易北河水在刚刚升起的朝阳下缓缓流过，河滩上，天空中，无数的大雁起起落落。过去，我每看见大雁，就会想起千山万水之外的故乡；现在，我会想起已经在天国里的母亲，大雁在天上飞，应该离她更近一些。

    ②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却迟迟动不了笔，原因好像很复杂其实却又很简单，因为母亲，是每个人曾经的全部天空，在这个天空里，有绚丽的彩霞，也有密布的乌云；有雷鸣电闪，也有雨后的长虹，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③母亲很晚生我，所以，我从来没见过她十分年轻时候的样子，但是中年之后的她，仍旧有着白皙细腻的皮肤，头发烫得一丝不苟。在那些物质并不富裕的岁月里，母亲虽然衣着朴素却从不失讲究，裤子总是熨得笔挺，后来我知道，她从小女孩的年纪就喜欢黑色的衣服，黑色，对她而言是选择，不是将就。

    ④我的外公是亨得利钟表眼镜行的经理，家境殷实，所以我的母亲从小不必为生计或是家务操心，但是她却有一双巧手，她会织各种花色的毛衣。每年初秋，母亲都会把我们去年已经穿小了的毛衣拆掉，混上新的毛线重新织就。她曾经用我的旧牛仔裤给我的吉他做了一个套子，记得当年所有见过这个套子的人都顽固地认为这么精致的东西只可能是买的。母亲是南方人，虽然在北方长大，却保留了南方人的口味，做菜总是要放一点糖，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早早买好了糯米、黑芝麻和猪油，用一只小石磨把糯米合着水细细地磨成浆，她做的宁波汤圆，晶莹剔透如珠玉，里面的馅子隐约可见，一口咬下去，香甜酥糯，满口留香。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是母亲的味道。

    ⑤我小的时候非常怕黑，厉害的时候即使开着灯睡觉也不踏实，于是我就会跑到父母的房间去，要求睡到他们俩中间，母亲张开手臂，我的脸一枕到她柔软的臂膀上，就会毫无悬念地立刻睡着。随着我渐渐长大，只要半夜站在父母床前，父亲就会叹口气然后抱起枕头睡到我的小床上去。我那时还经常生病，有次问母亲我会不会就要死了，她哈哈大笑，说你放心，要是你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我肯定比你先死！我听了就平静下来，好像只要有母亲防着，我连死都不必怕了。

    ⑥母亲是物理老师，她的学校离家很远，每天都早出晚归，晚上还经常要批改作业或考卷。那时候只有周日是休息日，这一天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洗衣服和打扫卫生的时间，所以退休之前，母亲的脾气有时会很暴躁。到了我的青春叛逆期，我和母亲之间会时不常地硝烟弥漫，激烈的时候，我宁愿物理考不及格也不去找母亲答疑，最后干脆进了文科班，彻底不用再学物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母亲不理解我，不在乎我，后来想想，我自己那时也真够混账的。

    ⑦我很年轻就去国离家，每次在机场离别的时候，母亲都等到她以为我看不见了时才偷偷转身暗自哭泣，我远远地看见她擦眼泪的样子，都会肝肠寸断，其实，我何尝不是这么爱你呢！妈妈！只是我说不出来！现在我说出来了，却是在你永远也听不见的时候。

    ⑧秋天，是思念的季节。母亲也是在一个深秋的中午离开了我们，每看到雁群从头顶掠过，我都会想，为什么有些大雁往南飞，有些却向北飞，它们到底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不管怎样，如果你们遇见我的母亲，请给我带个信儿，告诉她我想念她，天堂里如果很冷，请告诉她不要害怕，因为，我会把她放在心里最温暖的角落。

（选自《散文》2017年第1期）

奔走的大树

刘江

    ①小区外的一块公共绿地，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大树的驿站。这驿站来过伟岸的松树，来过繁花似锦的野海棠，还来过秋叶如金蝶翻飞的银杏，但长则一年短则几个月就都走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奔向何处去。

    ②我对树的记忆就是从奔走开始的，但那时候奔走的不是树，是我。

    ③小时候最怕一个人走路，但偏偏有些路却非你一个人走不行，从那时候起，我对树就有了一种无由的依赖和信任。每每提心吊胆地在那山与山、村与村之间奔跑时，只要远远地望见一棵大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似乎那在风中哗哗摇曳的树们真在呼喊：来，到我身边来。所以当我奔向那一棵棵大树时，好像那树也迎着我奔来。也只有跑到那树下，我才敢歇一口气，擦一把头上的热汗。

    ④那时候的树是不走的。等过上三年五载，我也长高了，胆大了，再走小时候走过的路时，发现那些树还在，就有一种老朋友重逢的感觉。

    ⑤我们村最大的一棵槐树得十个孩子才能合抱，树冠能占三亩地。站在远处找我们村，那树就是标志。由于它长在一片坟茔里，所以就连那树下的灌木丛也没人敢动，密密扎扎连成一片，成了鹰鹞狐兔出没的地方。其实我们的村子基本处在槐树的包围之中，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村，迎接你的都是一棵大槐树。迎娶新媳妇进村时几班子吹手摆擂台在槐树下，送过世的老人搭路祭也是在槐树下；远行的人儿告别在槐树下，回家的游子团聚也是在槐树下。所以老人们在讲述村里发生的大事时都离不开那些老槐树。经年累月，村里的老人一辈辈走了，但那槐树还在，它们见证着村子的历史，承载着村子的信息，护佑着一村的男女老幼。秋夜里，躺在谷场上，你能听见风经过每一棵大树的脚步，能听见树与树的对话。

    ⑥不只是村口，田间地头也是很有一些树的，或挺拔的白杨，或解馋的山杏，或苍劲的椿树，那树是田野的风韵。劳累时，擦一把汗，望一眼树，心头就会生出一种慰藉和希望。而在外人眼里，那以树为背景的劳作和歇息似乎都平添了几许田园的诗情画意。

    ⑦万万想不到，有一天攀上走过了千百遍的山峁抬头望去时，路边的槐树不见了。站在那槐树离去的地方再向村口望去时，村口的大树也都不知奔向了何方。没有了大树遮蔽的村庄，就像失去了灵魂的人，散摊在那里，明晃晃地暴露在天地之间，任风吹雨打无遮无拦。沟畔上挂满了废弃的白色地膜，风起时像有一种悲切的呐喊，简直惨不忍暗。据说理由是分田到户了，一分地要有一分地的收入，树影响庄稼的生长。一家举斧，家家效仿，能伐的伐，能挖的挖，似乎一切只有变了现装进自己的腰包里才可靠。

    ⑧冤屈的树，带着村庄的信息和留恋远走他乡。

    ⑨一日出门，楼下停着一辆车，车上载着一棵大树，开车的是老家的一位相识。他说，那棵树卖了四万。我的心口一震，但又从另一方面幻想，若是各地进城的大树都能站成一道风景，对那些来自同一块土地的务工者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想那劳苦之余他们若能指认自己家乡的树木，在它下面歇歇脚、说说话，就是抹抹委屈的眼泪，也可以聊解乡愁。可惜的是人们尽管给那棵来自我们家乡的树叉是搭棚又是输液，很是享受了一番城市的待遇，但它只捱过了一个夏季，在一个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以何种方式奔向了何方。

    ⑩人，找不到回家的路，树能够给你指引；但真到了路边连一棵树都没有的那一天，不知道人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家？

（有改动）

你有多重要

孙道荣

    汽车进入了山区，山路崎岖不平，颠得人五脏六腑都要翻腾出来。车上只有十几个乘客，坐在后几排的乘客，因为颠得吃不消，都挪到了前排。

    他却主动移到了最后一排，五个座位连在一起，正好可以躺下。他太需要休息了。这段日子，工作丢了，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也吹了，整个人完全处在心灰意懒中，连续十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境，自己是那么渺小，存不存在都不重要。此行，他想回老家看看父母，年迈的双亲培养出他这个大学生很不容易。他决定在了断自己之前，再看一眼可怜的双亲。

    汽车颠簸着前进，乘客都昏昏欲睡。他也恍恍惚惚进入梦乡。

    突然，在一阵剧烈的撞击后，汽车猛地停了下来。

    所有的乘客，都被惊醒了，有人头撞在了前排椅子扶手上，有人被震碎的窗玻璃割伤，有人被抛出了座位，躺在后排的他，也被高高地弹起，又重重地摔了下来——出车祸了！

    车厢里，立即爆发出一片惊叫声、哭喊声。一片混乱之后，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撞伤，但看来都无大碍。大家稍稍松了口气，探头窗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看，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车子悬在路边的半空中，晃晃悠悠，而下面，是一个峡谷！大家这才发现，车头车尾不在一个水平面！车头向下，尾巴翘起。车内再次爆发出绝望的哭喊声，混乱之中，倾斜的汽车剧烈地摇晃，随时都可能坠落。

    他看看身边，最后一排只有他一个人。窗户开着，他轻轻移到窗前，看看外面。还好，还有近半个车身挂在路牙上，只要从窗户跳出去，他就获救了，安全了。

    他站起来，探身准备往外跳，可是，因为他的移动，车厢猛烈地颤动了一下。他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跳下去，整个汽车可能因为重心失衡而坠落。前面的乘客发出惊呼：你不能跳，不然我们可就都完了！

    是的，他不能只顾自己跳出去，那将置一车人于死地。可是，如果不马上跳出去，汽车可能随时坠落，那自己将与大家同归于尽。他不怕死，他这次回乡，就已经做好了死的打算，只是没想到会是这种死法。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冷静地判断了一下形势。中学时，他的物理成绩就很好，他知道，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车头和车尾重量的稍稍改变，都可能使平衡打破，而致车毁人亡。其他乘客都在汽车的前半部分，车尾只有他一人，他是这个平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这么重要过！

    现在，唯一可行的自救办法是，他保持不动，维持这个平衡，让前面的乘客，慢慢往后移，再从窗户逃出险境。

    他对大家说，我不动，你们一个一个从前面挪过来。千万不能挤，不要慌张，一个一个来！

    在他的指挥下，离他最近的一位乘客，一点一点，向车尾爬过来。汽车轻轻摇晃着，每一次抖动，都揪着大家的心。

    第一位乘客，成功地移到他身边，从窗户跳了出去。又一位乘客，爬了过来。十几位乘客都获救了。受伤的司机，也从驾驶室爬了出来。他最后一个从窗户跳了出来。汽车晃了晃，没有坠落。

    惊魂未定的乘客们，都安全获救了。看着摇摇欲坠的客车，大家的脸上，流露出劫后余生的欣慰。等大家定下神来，才想起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小伙子。如果没有他的沉着和勇敢，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不堪的后果。大家四处找他，要向他表达谢意，却没有找到。

    他已经悄悄走了。他的家就在离此地只有几公里的山坳里，上中学时，为了省路费，他就常常一个人从这条山路步行回家。十年前，也是从这条山路，他走出了大山，他是他们山寨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曾经令多少人为之自豪啊。而眼前的挫败，相比以前，是多么微不足道。而他也终于明白：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很重要，即使是一粒微尘。

    落日的余晖洒满山林。他拐进一条小路，这样可以早一点到家。归巢的鸟儿们，成群结队，从头顶掠过。他要从这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桥边的老人^①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②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③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茏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本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选自人民交于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

【注】①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②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③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柳先生的正骨膏

刘玲海

    邾镇东大街新开张的药铺叫汉春堂，坐堂的先生姓柳，人称柳先生，从东北躲战乱来到邾镇。柳先生擅长骨科，跌打损伤脱臼骨折手到病除，据说，他熬制的外敷膏药正骨膏更是神奇，无论多严重的骨折，经柳先生手法复位后，贴上正骨膏再用竹片固定，少则十日多则一月，断骨愈好如初。

    日本人攻打邾镇的那天，一颗炮弹落在颜老爷的家里，三间大堂屋成了废墟，颜老爷正在前厅伺候他的花树，震得昏了过去。半日后醒来，他看到养在莲花缸里的那株花树，如小臂粗的树干被炸断，仅连接着一部分树皮，颜老爷两眼一黑又昏过去。那株树是儿子带回来的，儿子的喜好，颜老爷视为珍宝。儿子和他的部队在台儿庄与日本人决战时，壮烈殉国，老人把儿子的一捧骨灰埋在树根下，更是视树为生命。

    现在，儿子的树被日本人毁了，颜老爷像被挖了心一样。他失魂落魄地在院子的残垣断壁间转圈，不知如何是好。许久，他一下子想起柳先生，救人的命和救树的命都是救命，也是心急乱求医，柳先生成了他救命的稻草，一路跌跌撞撞来到柳先生的药铺，全不顾大街上枪弹横飞，见到柳先生颜老爷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柳先生来到花树前，小心地扶起来，把断茬对齐捏实贴上正骨膏，周匝固定木棍。三日后，树叶竟振作起来，十日后，树叶重新泛绿，一月后，树干断处长好了。

    颜老爷一脸泪痕，紧抓着柳先生的手说：“你救了我儿子，也救了我啊!”

    邾镇沦陷后，病人挤满了柳先生的药铺，断胳膊断腿的病人很多。这天，柳先生在药铺里配药，心里默念着药方，川续断十钱，右手去药匣抓药，放进左手的戥子里一称，正好。继续一味味抓药，骨碎补十钱、藏红花十钱……

    汉春堂的大门咣当一声开了，听声音不是手推开的，是脚踢开的。一群日本兵涌进来，后边还抬着一个嗷嗷乱叫的军官，候诊的病人吓得四处躲藏。

    翻译官提着手枪走近柳先生，说:“听说你医术高明，请你为少佐先生治伤，伤愈后重赏。”说着指指乱叫的日本人，“少佐先生率兵进山剿匪，被八路的地雷炸伤，两条腿骨头断了。”

    柳先生一怔，然后缓步上前，看看担架上那张被疼痛扭曲的脸，认识。邾镇沦陷后，这个日本人牵着一条凶犬，在大街上咬死咬伤的人不计其数。

    柳先生指点把病人放到诊床上，然后双手在断腿上拿捏，病人忽然疼得又叫起来，日本兵哗哗地拉枪栓，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着柳先生。柳先生好像没看见，继续接骨，修正碎骨后外敷正骨膏再竹片固定。一条腿整好换另一条腿，有条不紊。

    “好了，隔日过来换膏药。”柳先生说着直起身去洗手，不再说话。翻译官放下大把银元，日本兵抬着少佐走了。

    隔日，翻译官抬着那个日本少佐来换膏药，又放下大把银元。

    又隔日，那个日本少佐被抬过来换膏药，翻译官再放下大把银元。

    这些日子，柳先生药铺里来治病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门可罗雀。

    半月后，日本少佐是拄着拐杖来的，两个日本兵扶着，见了柳先生露出一脸笑，不住地说:“你的，良民大大的！”柳先生也笑，只是不多说话。日本少佐换完药走了，当然还留下许多银元。

    柳先生听到大门口哗啦一声响，出门看，是颜老爷把他的莲花缸摔碎在柳先生的门口，还把莲花缸里的花树嘎吱一下当腰折断，去在地上愤愤而去，街上好多围观的人，恨恨地吐下唾沫，转身散去。

    柳先生一脸淡然。

    一个月后，是日本少佐自己走着来的，翻译官跟在后面抱着一坛酒。柳先生和日本少佐已成了熟人，最后一次换完药开始喝酒，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很是热闹，一坛酒喝光还没尽兴，柳先生提议翻译官再去拿一坛酒来。

    翻译官抱着酒坛子回来时，日本少佐躺在地上已经死了，面目狰狞，胸口插着一把刀，刀柄深入，污血满地。

    柳先生在院里正给颜老爷的那棵花树换药，莲花缸换了新的，缸里的花树折断处周匝固定着木棍，花树枝青叶绿，一派盎然。

    刑场上，翻译官问柳先生：“你当初为什么给少佐先生医伤？”

    “我是医病的先生，不能坏了先生的名声。”柳先生说。

    “那你干嘛又杀死他?”翻译官追问。

    “我是中国人，不能坏了中国人的名声！”柳先生脱口而答。

（选自《小说月刊》2018年第4期，有改动）

一天的等待

[美]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的房间关窗时，我们还没有起床，不过我发现他好像生病了，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蹒跚，似乎动一下就会疼痛至死。

“哪儿不舒服了，宝贝儿？”

“头痛。”

“赶快回床上躺着去。”

“不，我没事儿。”

“你先回床上去，我穿好衣服就去看你。”

不一会儿，他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炉旁。这个九岁男孩看上去既虚弱又可怜，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烧得很厉害。

“上床躺着，”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很快来了，给孩子量了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并交代如何服用。一种是退烧药，一种是止泻药，还有一种是抗酸药。他解释说，流感病菌只有在酸性环境中才能存活。他似乎对治疗流感很在行，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轻度流感，只要当心别引起肺炎，就没有什么危险。

我回到房里，记下孩子的体温和服药的时间。

“要不要我读书给你听？”

“好的，您想读就读吧。”孩子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似乎漠不关心。

我大声读起霍华德·派尔的《海盗故事》，可我发觉他根本没有听。

“感觉怎么样，宝贝儿？”我问道。

“目前为止，还是那样儿。”他说。

我坐在床尾，自顾自地念着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吃另一种胶囊。按理说他应该睡着了，可是我抬头一看，他正神情古怪地盯着床脚。

“怎么不去睡会儿？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还是醒着好。”

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道：“爸爸，要是您觉得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我。”

“没有什么可心烦的。”

“不，我是说，如果这事会给您带来烦恼的话，您就不用待在这里了。”我以为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按医嘱给他吃完药，我便出去了。

户外有些寒冷，天空中下着雨雪，飘洒在地面，形成一层薄冰，那光秃秃的树木、灌木丛，修剪过的树枝、草坪和空地，似乎都被笼罩在寒冰里。我牵着小爱尔兰赛特犬出门，沿着大路和结了冰的小溪往前走，可是，要在光溜溜的冰面上站立和行走，真是有点困难。红毛犬连跌带滑，一路趔趄，我也重重地摔了两跤，猎枪都被甩了出去，在冰面上滑出去老远。

一群鹌鹑躲在悬着树枝的高高的堤岸下，被我们惊飞了，我立刻举枪击落两只。有几只仍然栖息在树上，其他大部分都钻进了灌木丛。要想把它们赶出来，你得在生长着灌木丛的土地上跳几下。结果，你在这些又滑又有弹性的树枝上摇摇晃晃，还没站稳时，它们又飞了出来，你很难瞄准。我击落了两只，放跑了五只。不过，我在动身返程时，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不禁窃窃自喜，还剩下许多，改日再来寻觅猎捕。

回到家，家里人告诉我孩子不让任何人进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千万不要被我传染。”

我走到他身边，发现他还保持着我离开时的姿势。他面色苍白，但两颊烧得通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测了他的体温。

“多少？”

“一百来度吧。”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刚才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可是我忍不住。”

“不要想。”我说，“放松点儿。”

“我挺放松的。”他说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显然，他在极力克制自己。

“喝点水，把药吃了。”

“您觉得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我坐下来，打开《海盗故事》，读给他听，但看得出来，他根本没兴趣。于是我停了下来。

“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

“你不会死。你这是怎么了？”

“哦，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是不会死的，你真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告诉我，发烧到四十度就活不了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早上九点起，整整一天时间，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儿，”我说，“哦，可怜的傻宝贝儿，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问题。你不会死的。那种温度计不一样。用那种温度计测，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而用这种温度计测，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您肯定？”

“十分肯定。”我说，“这就像英里和公里的换算一样。你知道，就好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换算成多少公里一样。”

“哦。”他说。

他紧盯着床脚的目光渐渐轻松了一些，一直绷着的那股劲儿也终于缓了下来。第二天，他轻松极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就大哭大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