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书法，首先应该是取径的问题，即怎样写才能把字写好看的问题。晋人卫栋（即卫夫人）在《笔阵图》中对七种用笔的阐述，既侧重于线条的审美现象，也兼顾到用笔动作的技巧内容，有效果也有过程，既衡量什么字好看，也衡量怎么写好看，开列出某笔“如千里阵云”、某笔“如高峰坠石”等七项好看的标准，意在告诉学书者，在技法的学习上努力的方向。卫夫人所关注的是线条美中的技法问题。线条美是书法艺术独有的特殊内容。因此，古来的技法理论中十分关注线的运用。对线条的把握，是书法学习的重要路径。

    无论站在批评的角度还是站在教学的角度，汉魏时的人们更多地关注线条而忽略结构，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线条是属于书法的，而结构是属于文字的。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结构的审美价值的开掘。基于此，在站在教育者的立场而谈书法的技法学习的言论中，对于结体的重视可以说与对用笔的重视提到了同等的高度，结体的学习亦成为学书者的重要途径。至于古书论中有言用笔第一间架次之者，有言先学间架，间架既明则学用笔者，在我们看来，也并非是古人非要从中论出这两个取径孰为高下，而是说这两者在学习书法时不可轻忽其一。

    谈取径问题，是说从哪里入手学书法，古人择用笔与间架两途，实际上是直入根抵之法。而此一基本功不扎实，则书法亦如转蓬、浮萍，无所依傍，终无力而美。

    学习书法，始于技法的学习，技法的学习是枯燥而艰苦的，非有毅力与恒心，不足支持。毅力与恒心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意志力的问题。在书法技法学习阶段，那种单调枯燥常常影响学习者的情绪，意志力薄弱者常为单调枯燥的行为方式所导致的消极情绪所左右，从而导致学习的半途而废。所以在中国书论中谈到书法的技法学习及训练时，十分强调持之以恒。曾国藩谈到学习书法时曾提到“每日习柳字百个……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且莫间断，熬过此门，便可稍进；再困再进，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困时不间断，这可以说是古人论书法学习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围绕这一主题，流传下来许多书法大家刻苦学习的故事，如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多；如说钟繇入抱犊山习字，木石尽墨；如说唐太宗夜半把烛习《兰亭序》；如说赵孟頫习字十年不下楼，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故事不管是实有其事还是仅为传说，都足资教海。

    同时，古人也注意到，过分强调学书的困难，也会造成学书者的心理压力，从而削弱学书者的意志力。所以他们既告知学书者学习是艰苦的，困难重重。同时，也告知学书者，困难绝非不可克服的，知难而退，难则难矣，知难而进，难则不难。

    古人站在书法教育与书法学习的立场，言学书者的取径问题既多且徉，诫勉有加；言学书者的毅力问题由正及反，考虑周全。这其中有无偏颇有无武断有无机械，暂且不论，仅就其如此细致的分析，如此谆谆的教侮，已足以说明古人对技法的学习艳有十分重视的态度。

〔摘编自巴蜀书社《中国书法讲座》）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

王扬宗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康熙帝深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初年的这场历法大战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准确，于是在平反历狱后，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让南怀仁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望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

    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这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并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这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

    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历时八年于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完成这部著作。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有删改）

安贫乐道法

鲁迅

    ①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②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③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④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⑤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⑥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⑦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儒学文化的本质特性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儒学的思想价值可以用来为实现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促进和改善全球治理服务。这是由儒学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儒学在中国产生以后，不仅存在和发展于中国，而且传播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直传承和延续到今天。儒学具有持久不衰的生机与活力，有着不断进步的发展前途，也是由它所具有的本质特性决定的。。那么，儒学具有哪些本质特性呢？

    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对别的学说能够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能够在共存之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当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产生之时，与它同时并立的还有老子所代表的道家思想、墨子所代表的墨家思想等等。正是由于虚心向道家、墨家等学说学习，认真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儒家思想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首屈一指的“显学”。当它传播到东亚其他地区时，又能与当地的思想文化相融合，促进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当佛学传入中国后，儒学不仅与之共存，而且将其引为自己的借鉴取长对象。这些都体现了儒学开放包容的特性，以及由此具备的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儒学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惟是以求、知错即纠”，而不能“知错不改、文过饰非”。实事求是出自中国史籍《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刘德是一个具有儒学思想的人，《汉书》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中国儒学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历代儒学学者所追求和坚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东汉著名儒学思想家王充的《论衡》一书有《问孔》《刺孟》两篇文章。文中认为，即使对孔子、孟子这样的圣贤和儒家学说创始人，如果发现他们思想中有疏失有错误，也应加以“问难”，以纠“非”而明“是”。像王充这样敢于指出和纠正前辈儒学思想家著述与言行中错误的学者，在古往今来的中国儒学界所在多有。这说明，求实、求真、求是是儒学文化所具有的重要特性。

    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们做到“知行合一、躬行为务”。所谓经世致用，就是要坚持将儒学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张应用于个人的修养和国家、社会的治理，也就是儒学大家们坚持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实干兴邦”。在中国西汉时期，著名儒学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为汉武帝所采纳。实行这一方针的目的和实质，就是要把积极进取、致用为上的儒家学说确立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正是由于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充分发挥挥了治国理政、开物成务的实践功能，才不仅成就了它对中国文明发展不断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保证了它不断从社会实践中吸取养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是儒学能够长久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个法宝。

（节选自《教育文化论坛》2016年01期）

    周代，尽管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还是看到，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是以直接收获采摘的初级农产品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据《礼记》记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

    汉唐时期，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十分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燔其余……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赃，与盗同法。”即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者，应尽快焚毁，否则将处罚当事人及相关官员。唐朝《唐律》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从《唐律》中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不速焚而构成的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得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有毒食品，以绝后患，否则杖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则视情节及后果以科罚。

    宋代，饮食市场空前繁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追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并且以大量笔墨写到饮食业的昌盛，书中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以及相关行会。商品市场的繁荣，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商贩“以物市于人，敝恶之物，饰为新奇；假伪之物，饰为真实。如绢帛之用胶糊，米麦之增温润，肉食之灌以水，药材之易以他物”（《袁氏世范》）。有的不法分子甚至采用鸡塞沙，鹅羊吹气、卖盐杂以灰之类伎俩谋取利润。为了加强对食品掺假，以次充好现象的监督和管理，宋代规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而行会必须对商品质量负责。“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料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都城纪胜》）商人们依经营类型组成行会、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组织，并按行业登记在籍，否则就不能从业经营。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行为。除了由行会把关外，宋代法律也继承了《唐律》的规定，对有毒有害食品的销售者予以严惩。

    上述朝代对食品流通的安全管理及有关法律举措，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可以为现今我国食品质量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选择。

（摘编自张炜达《古代食品安全监管述略》）

材料一：

    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源泉，也是检验和深化我们认识的根本所在。调查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形成的意见正确与否，最终都要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群众一起讨论问题，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真正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现在有的干部善于察言观色，准备了几个口袋，揣摩上面或领导的意图来提供材料。很显然，这样的调查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要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摘自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

材料二：

    社会科学并不拥有像自然科学一模一样的实验室，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但是，如果说社会科学研究者并不能控制他所要观察的现象，那也并不完全正确。其实不过是控制的技术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控制的问题。

    在物理实验里用斜面滚球来实验引力，斜板这实验因子并不影响所要观察的引力现象，因为实验者在计算球动的速率中会考虑到这斜板的因子——换一句话，所谓实验并不是孤 立现象，而是把所有发生作用的因子都加以充分考虑的意思。

   观察社会现象时，如果我们能确知观察情境各种因子对于被观察现象所起的作用，我们同样可以达到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所具备的条件。在技术上，观察社会现象比观察自然现象更为困难。社会现象并不限于人的动作，而且包括人的动机；动机又受着人所接受的那一套认为应当如是的规律支配，这套规律是社会所共有的，而且是在时间里累积下来的——这是人的生活适用于他所处的具体环境的方法，是在人和物的接触中，在动作里，给人的满足与否的结果里，选择和淘汰出来的，而且也永远在变动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社会现象有着不能分的两部分：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体外看得到的，另一部分，在体外是看不到的。这第二部分必须由经验者本人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旁观的人明白。观察社会现象的困难常发生在第二部分。

谈到这里，我愿意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来了。那就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工作中观察者必须和被观察者取得充分合作。合作还不够，必须不分观察者和被观察者而大家一同来分析大家的经验。

 我在上边已说到科学的观察必须充分确认现象发生的情境，考虑到一切会影响现象的因子。这是实验的真正意义。观察社会现象时，因为语言材料的重要，最容易影响叙述现象正确性的是调查者和所要观察的现象的人事关系。有些不肯正视这关系的学者，只提出一个“客观”的空温概念。但是“客观”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观察的现象没有兴趣，或是没有关系么?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去观察一个现象必然是有兴趣的。你自己可以不问这问题，可是被观察的人是不会不问这问题的。你不能不和这些人接触，谈话，问问题。这些人必然要问： “这人为什么要来问我们呢?”——这问题问得对的，因为一切调查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被调查者的生活的，不论是好是坏。你说“客观”，人家不能承认，而且人家是对的， 因为实际受到影响的是他们，他们不能不防。于是调查者逢着“秘密”和“撒谎”了。其实被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是调查者的“秘密”和“撒谎”的反映。人事很像饺子，你对别人的态度反射成了别人对你的态度。

   科学的社会研究第一是要认清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如果你是想去“敲诈”被调查的人，那么你绝不会得到可靠的材料。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卫的人，社会科学绝不能从“斗智”的方法上得来。换一句话说，社会研究必须站在被调查者的利益上，你如果要研究乡村，你必须同情农民，为他们服务，你的研究结果必须是有利于农民的，不但你存心是如此，而且你要用事实来证明，使农民相信你。正像一个医生对一个病人，病人没有理由去欺骗医生，正因为欺骗的结果是自己受害。

    一个研究的人是站在“不知”的地位，被问的是站在“已知”的地位。前者对后者是“学习”而不是拷问’，态度上应当是“尊重对方” “执疑待决”，这种态度必然会得到对方的尊重和友谊，因而乐于帮助你。

(摘编自费孝通《亦谈社会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