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理念与建筑“三性”

何镜堂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共生、厚德载物等价值观，其中一个核心理念是和谐。和谐理念认为，世间万物在保持其独特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达到“和而不同”的境界。这是中华文明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取向。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也是如此，其和谐理念主要体现在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上，体现在城市、建筑、园林等各个方面。中华传统建筑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和谐理念，是我们从事现代建筑设计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现代建筑设计师应将和谐理念与现代生活和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设计出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现代建筑。这需要高度重视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

    建筑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建筑，只有具体的、存在于特定地域的建筑。建筑总是扎根于特定地域的具体环境中，受当地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受所在地域的地理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和已有建筑地段环境的制约。地域性体现了建筑与其建造地点相关地理、人文、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和谐，它一方面要求建筑适应所在地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求建筑体现特定地域建筑文化的延续性。只有从建筑所在地域提取特色建筑元素、挖掘有益的建筑“基因”，并使之与现代科技、文化相结合，才能充分体现建筑的地域特色。

    建筑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产品；既是技术的产物，又是艺术作品。建筑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在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功能需求的同时，还应体现人类的科学思维、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优秀建筑，其精神内涵常常超越建筑本身，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常常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文化标志，并能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当今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建筑必须与这些变化相适应、相协调。提高现代建筑的文化品位，要求我们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着眼现代先进文化，还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

    建筑总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得到广泛应用，新思想、新理念正在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方式，这些都为建筑设计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同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设计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建筑成为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建筑设计要适应当今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用建筑语言来表现当今时代的设计观念、思维方式和科技成果；努力寻求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点，设计更多展现时代风貌的现代建筑。

    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地域性是建筑赖以生存的根基，文化性体现建筑的内涵和品位，时代性体现建筑的发展趋势。新形势下，中国建筑设计要不断发展、走向世界，需要培养一大批有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的建筑设计人才。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国外先进建筑理念与技术，吸收人类建筑文化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深化对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中和谐理念的理解，使我们所设计的建筑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绿色低碳的设计理念。扎根本土又放眼全球、继承传统又锐意创新，充分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我们就能设计建造更多建筑精品。

（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24日第7版）

南北无隙  山水言情

汪为胜

    传统的中国山水画理论体系中盖有南北画派之分。归纳而言，北派山水画以布置全山大水为主要特征，推崇刚健苍劲的壮伟之美。画中多气象萧疏、烟林清旷、峰峦浑厚、杂木丰茂，多取正面山形的崇高正大之感，飞瀑流泉，长松巨木，着意表现雄伟浑穆的意境，同时刻意表现北方山石的质感，石质坚凝，棱角分明，风骨雄浑。从艺术手法来看，格法森严，画家们对待画面中的林木、山石、云雾、烟霭、岚光、风雨、雪雾、人物、关城、寺观、山居、舟船等极为重视，墨法精微。

    而南派山水画因南方特定的地形特征，则呈现出草木茂盛、烟云氤氲、秀丽温婉的艺术风格。南派山水画崇士气、尚率真、重笔墨而不重实景。画家着力表现江南特有的宁静、平和与烟云秀润之景，具有鲜明的江南特色，亦反映出文人雅士们关于山水“可居”“可游”的理想化精神向往。

    南北画派着力点的不同使其形成所谓“南势北气”的风格特征。自近代以来，以傅抱石与陆俨少为代表，在南北画风的融合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与实践。他们将中国画北派的雄浑与南派的秀逸相结合，创作出章法新颖、画意深邃、自成一体的绘画。傅氏纸上浇铸笔扫千军绝顶气脉，又有墨色韵律的丰致；陆氏造古新之强悍奇幻云烟，而不乏笔墨精微之精神。而当代画家中，做此融会之工者亦有其人，雷正民先生当属其中之佼佼者。在经过东北林区、戈壁大漠、黄岳漓江、三峡雪域的多年写生实践之后，其凭借丰厚的生活素材和深厚的艺术素养，在融集南北、推陈出新的绘画创作中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

    雷正民的山水画归纳起来，应当说是突破传统形式派别上的区分，通过富有成效的写生方法，经过概括、整理，重新构筑新的山水画秩序。这个秩序既尊重传统的法度，又不拘于传统的窠臼，在立定笔墨为主的基础上，又不时引入水彩、水粉或者是版画等其他因素融入画中，常给人既朴素自然、意蕴深长又不乏惊艳之处的别样感受。

    当然，雷正民的山水画不仅仅是形式语言上的把握，更重要的是其回归自然的旨趣和对天地人的哲思。从北方灿烂的秋山到南方的古镇桥影，从飞瀑奔腾的浑灏壮宏到幽谷思情的小桥人家，既有峻拔雄奇，又不乏飘逸清新，画家把热爱自然、敬拜自然的深沉情感挥洒在笔墨之间，清晰透彻地表达了画家的文化心理选择， 也是艺术上的深情告白。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雷正民的山水画去芜存菁，突出个性。其破笔散锋的斧劈与浓淡墨色的渲染，使得他笔下的山水既有北方山石的气概又兼具南方清丽婉约、浑然天成的气象；二度平面法的构筑方式，赋予了山川在雄浑激荡中也不乏隽永与秀韵的特征；而以泼墨与泼彩表现气象，将恢宏与幽深紧密地结合，确为南北画风融会贯通之佳作。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中，人工智能正在大放异彩。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使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②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③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工作记忆是形成语言理解、学习与记忆、推理与计划等复杂认知能力的基础。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④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如何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既是时代之问，也需要时代之答。

（节选自2019年1月《人民日报》）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和宋（南北朝时期的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中国哲学”一般指“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中国哲学史”。然而，仅仅从知识系统或学科分类的视点去看待“中国哲学”，又是不完备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其中驻台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思考，还有中华民族的“五常”“八德”等核心价值；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学术性研究，并与外国哲学形成比较性研究的知识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视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改革开放使中国哲学获得了新生。在此之前，中国哲学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既不能成为国民的精神价值，亦没有获得学科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

    40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性及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长足进步，这体现在研究范式的转化。一方面，靠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打扮的状况已属过去，学者们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带来了西方的新理论与方法，学者们通过了解世界哲学发展现状和话语体系，进行批判借鉴，避免自说自话。范式转化还体现在问题意识的凸显、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学者们努力彰明中国哲学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 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修养功夫论、言说论辩方式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同异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的碰撞与交融。

    40年来，中国哲学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传统哲学与现代的关系，经与经学，诸子百家，佛教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等，已成为热门研究方向或显学。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自觉，也在各方面得到了彰显。由各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书写的各少数民族的哲学史著作值得称道，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进入到了自觉的反思与总结的阶段。我们相信，将有更多的以新的研究视域与诠释方法进行研究的个案与通论性的各民族哲学史的论著发表、出版，特别是对相关资料的系统整理。

    40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朝着全面认知与体验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方向发展，表现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主体性具体建构的特征。文化自信，包含着中国哲学的自信。礼乐文明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天人互动，理想与现实贯通，人生意境的追求，普遍和谐的智慧已超越了国界，可以贡献给全人类。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之道，为人类自然生态平衡和世界不同文明及其伦理的对话交流提供了智慧，也是现代人养育社会会德及健康的心性情才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摘编自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

材料一：

中国古典小说的回目与西方小说标目在文体功能上是相同的（虽然二者有更深刻的不同）：回目都是一个完整的叙述句，概括叙述一段情节；一般而论，回目的设置又均位于每回正文之首，在本回情节尚未展开的时候，读者已经读到对其概括的回目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也是“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之一，即预叙。

回目都是以一个单句或一联偶句来简要概括本回即将发生的故事内容：翻开嘉靖本《三国志演义》，读者们会依次看到“祭天地桃园结义”“刘玄德斩寇立功”等回目，在尚未进入小说正文的叙事世界之前，读者已粗略了解到相应回次的故事内容，在阅读过程中，因已有叙事进程提供的悬念，每回回目的预叙功能就更为突出，如第六则之末董卓欲行废立之事，袁绍反对，二人相峙，就在剑拔弩张的关头，此则结来，读者们自然急切地想知道结果，袁绍性命如何？董卓究竟能否得逞？翻过一页，不必看正文便已知道，董卓已经得逞了，因为第七则回目云“废汉君董卓弄权”；然这一则又以曹操出计诛董卓为结束，不知所出何计，但下则回目“曹孟德谋杀董卓”一出，读者也即明白……如此连环往复，直至全书结来。

重要的是，不仅每回的回目置于本回之首从而对本回故事进行预叙，而且，全书的回目还会集中为目录置于书前，有的作品除此之外在每卷前还有本卷的目录，打开目录，即可提前知道它的情节发展——应该说，在这种标目体制中，全书故事被不同层级的回目重复预叙、反复皴染，因而，阅读中国古典小说几乎没有秘密可言。

不过，中国古典小说回目体制的预叙功能是一把艺术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向潜在的读者提供了更多有关叙事世界的信息，从而使读者的选择可更明确，也使其对此叙事世界的进入更为顺利；另一方面却也养成了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

如果把对一部小说的阅读看作一次艺术世界的探险乃至于冒险的话，那么，中国古典小说所培养起来的读者们也许会缺乏一些勇气与耐心，其成因自极复杂，但是，回目的预叙体制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这种体制养成了对叙事艺术欣赏的保守：听众或读者需要在一个艺术事实发生之前便得到一定的提示信息，如果没有，面对无法把握的艺术世界，他们可能会难以接受。

进一步看，还可以发现，此种倾向无论是因读者的口味引导了作者的创作，还是作者的追求培养了相应的读者，总之，它与其他因素一起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特点：因循过多，缺少艺术世界中的远征与新拓。西方大部分小说文本给予读者的仅仅是一个信息量极少的书名，简单的书名后隐藏的东西在阅读之前无法预知，因此，读者的阅读过程便是与这一叙事世界中的人物、情节、沉思猝然相遇的过程，这种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式阅读其实关联着相应的创作机制，因此，作者的创作也尽量避免程式成规，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拥有了生机勃勃的新陈代谢。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的叙事功能》）

材料二：

一般而言，长篇小说的标目应当概括本段落的故事情节，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表面上看似乎也不例外，但若细究则发现并不尽然，因为，后者标目与情节错位的现象颇为常见，且也被作者们认可。

以《水浒传》为例即可知其普遍存在。第一回下句云“洪太尉误走妖魔”，正文回末恰讲到一道黑气冲天而去，完整的解释却在下回的开端；第二回下句云“九纹龙大闹史家村”，所谓的“大闹”，主要指的是史进与少华山一起反抗官军并火烧庄院事，然官军刚刚包围史家时，第二回便结束了，与官军之战却置于下回；第八回的“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更是如此，此回从头至尾未见鲁智深的名字，事实上后半段情节只是为“大闹野猪林”作了铺垫，真正的故事却在下一回。

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张天翼所论“品字形”特征即指此。这与章回小说的说书基因有关，说书艺术必须保证有“扣子”，“品字形”错位也就成为常用的手法。不过，这种早期的技术性考虑在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中逐漸被小说家们接受并成为一种艺术手法。回目在叙事流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与节律：古典小说中，节制是一种常态，但叙述流也需要有冲破节制的时候，这种时而处于回目控制之下、时而又突过限阈的关系其实也给叙事艺术带来了生机，使作者可更自由地运用回目与正文的搭配，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也就是说，在后来的小说家手中，技术性的错位发展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错位，比如在文人化的章回作品《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手法的自觉应用。

但由于章回小说的发展逐步脱离了说书母体，很多人对这一手法已不甚了然，他们仅从案头阅读来看，以为这种错位是作者的疏忽。

（摘编自李小龙《中国古典小说回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