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好翰墨有如相马，初始时必有人教，教一些用笔、结体的要素。笔画太长使之短，结体倾斜扶之正，速度快了使慢，墨汁浓了添水。所谓教与学，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可说的部分，使双方都具有一种真实不虚的感受。所谓学成毕业，也就是该讲的都讲了。清人宋湘<说诗》说得好：“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闲铙鼓与笙竽。”是啊，拜师学艺，往往看起来这一家那一派学了不少，热闹之余盘点，还都是一些皮毛之相。

    清人钱大昕讲得比较辩证：“善相马者，妙在牝牡骊黄①之外，否则团人厩吏②优为之矣。”圉人厩吏成日饲养管理马匹，过眼之马无数，也算得上对马有知的专业人才了，可是许多年过去．还是成不了一位善于相马者。因为他留意的只是马匹的增减、生死这一类琐事，深入不了马的内在。长年与马打交道，处在一种没有递进的平面认识中，是马堆里的“陌生人”。这很像一些人，把笔时日也够长了，每日勤苦，可是永远平平。若说笔墨技巧，也合乎矩蠖，守于常道。可就是要神采没神采，要风骨乏风骨。此时已无人可以指教，亦无良方，缘于精神方面的不可说、不可教，只能自省、自处。明人董其昌颇有感触：“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向牧自柬处耳。”这种属于私有的感悟，即便公之于众，旁人听起来还是云里雾里。古人强调“自养”，缺什么养什么。宋人吕本中曾回顾自己：“读三苏进策涵养吾气，他日下笔，自然文字滂沛，无吝啬处。”这一养，时日就长了，和风细雨孤云淡月，闲中稽古静处观心，缓慢中渐进。何日养成又难以期待一一也许有一日养成，笔墨渐变：也许养术成，终其一生笔墨依旧。每一个人的情怀、才气、悟性、灵气是何等复杂幽微，无可复制，再现，只能走一程算一程，这一点又很有一些宿命的味道了。

    明人徐渭有“师心横纵”之说，因此他是“不傍门户”的，下笔不是“信手扫来”，就是“醉抹醒涂”。师心的最大审美价值就是充分地开发了内心的能量，依靠自己的悟性，走向吏加深邃的境界。越往后，依赖外在的引导越发减弱，那些恍兮惚惚的部分，无法言说，全然要倚仗自己内心活跃、敏感的程度去捕捉。心可以如止水，纤微不动：亦可以如江河之奔竞，波澜自阔，浩乎沛然。只有通过对个人内心的养护、挖掘，激活那些沉睡的部分，才可能凌空蹈虚，破坚发奇．有一些与故我不同，也与众人不同的玄妙。只是，即便要与外人言说，亦无法言说清楚。

    这和伯乐、九方皋的相马有同理之妙。他们站在马的面前，都能得其精而忘其粗，入其内而忘其外。有人问如何相得如此准确，二人竟不知如何说才好。

（节选自朱以撒《谈艺随笔小辑》，有删改）

【注】①牝牡骊黄：牝牡，雌性和雄性；骊黄，黑色和黄色。②圉人厩吏：负责养马放牧的官员。圈，养马的地方。厩，马棚。

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林炜圣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影片《大鱼海棠》的角色设计主要参考了《山海经》《庄子》等上古神话典籍。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了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神话起源于先民对世界创造性的想象与认识，这种认识对今天的价值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地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皇、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衣袂飘扬，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如何善用高科技，并平衡好技术使用与文化内涵的关系是关键。伴随电影特效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转化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中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乡村文化是传统文化生民的家园，是乡民在农业生产与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道德情感、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非标准、行为方式、理想追求等，表现为民俗民风、物质生活与行动章法等，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们，反映了乡民的处事原则、人生理想以及对社会的认知模式等，是乡民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民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托和意义所在。较之工业的高度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常常给人以安全稳定的印象。相对于城市的狂躁、复杂与多变，乡村则有着更多诗意与温情，它承载着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的大量消失并不意味着乡村文化的消亡，相反，乡村更加稀缺而珍贵，乡村依然是人们心灵的寓所。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乡村文化是与庙堂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的记忆中，乡村是安详稳定、恬淡自足的象征，故乡是人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回归乡里、落叶归根是人们的选择和期望。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依然是与城市工业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许多城里人生活在都市却处处以乡村为归依，有所谓“乡土中国”的心态。

    城镇化是“以城带镇”的发展模式，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病”日趋凸显，主要表现为空气等环境条件恶化、水资源紧缺、交通拥堵、优质教育资源紧缺、居住条件恶劣、就业融入困难等。其实城市病不仅如此，还包括更为严重的精神家园的迷失。城镇化使大量乡民突然进入现代生活，不仅造成诸多的不适应，而且使乡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被喧嚣和紧张的城市气氛所代替，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与困惑。在农民大量进城、农村土地被大片征用、第一产业从业比例迅速降低的现实境况下，如何建设他们的家园尤其是精神家园令人担忧。学者们认为，走出乡村文化生存困境的途径是重构乡村文化，即通过发展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文化自觉意识，以及在文化创新中凸显乡村文化个性；开展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提高乡村文化个体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系统综合治理；乡村文化建设也应该现代化，但不是简单机械的城市化。乡村文化具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民族心理和文化传承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在现时代中，尽管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长足发展，但乡村文化仍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和独特的社会意义、精神价值。维护、传承和创新乡村文化使之与城乡统筹发展相匹配，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适应，是亟待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

中国的人和自然

木心

    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有着相互参透的关系，中国的自然滋养了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亲近着中国的自然。

    ②《诗经》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才能开诚咏言。楚辞通体苍翠郁，却过于避世独居；汉赋则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虫鱼鸟兽的谱第，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而宋词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哀婉，梳剔精致，吹气若兰。

    ③中国的人和自然紧密相联，无处不在。中国的“人”中有“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者从“烹饪术”上作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也许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谁种的花服谁，谁卜居的丘壑有谁的风神，谁的衣裳具备谁的性情……街头巷尾，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名城宿迹，堆叠如山，令人无法喘息。幸亏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人。家家户户便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

    ④另外，人有时不免苦闷，苦闷逼使人有所寄托，因而将目光投向自然，但也有与自然过于亲昵的，至少可先举两则趣例：金鱼、菊花。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光阴，才培育出婀娜多姿的金鱼，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其品种令人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野菊本是单调的，也被嫁接盆栽，作纷繁的形色变幻。金鱼和菊花，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自然在金鱼、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如果用“白发三千丈”的作诗方式来对待庄稼，就洽谈室以颗粒无收告终。

    ⑤中国的山水花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休戚，或盈或涸，或茂或凋。如果说这些是体小者，那么体大者如崇岳莽原、广川密林、大江巨泊，在历史中与人曲折离奇地同褒贬，共荣辱。

    政治过度，即政治理想和行为超过了它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说政治多做了它所不应当做的事情。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体现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的过度化，英国宫投脱欧和特朗普在美国受到很大欢迎都是政治严重超过了政治的承载边界的结果。

    为什么会发生政治过度？在于政治会不断迎合＂免于匮乏＂的需求，当年罗斯福说要＂免于匮乏＂，而匮乏是无止境的。匮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在物质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又会对权利提出更多要求，因此“权利”会永远处于被不断开发的状态，永远也不会满足。

    民主政治、福利制度，都是＂免于匮乏＂的产物，曾经做出过优好的业绩。然而，能使国家兴盛的事物，却也包含了使国家衰败的因子。民主具有两面性，在民主普遍不足的时代，可以凝聚国家实力；但在民主普遍普及的时代，却也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使民众对国家产生无度需求。由此造成的问题，一种表现是由民主到独裁，即民主对国家提出的要求使政府日益庞大，进而反而有了控制公民的更强能力；另一种是民粹主义高涨，国家要负担起国民的更多福利要求，结果透支国家资源，使国家陷入衰败。

    在特别重大的议题上，举办全民公投、简单多数胜出的方案看起来合理、符合民主精神，然而，政治的内涵并不只是民主，还有有效的国家能力。英国脱欧公投是对二十世纪以来日益高涨的民主精神的呼应，然而，它却是对英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伦理的违背，是在原先做好的政治马车上，又添加了新的货物，导致这辆马车严重过载、不堪重负。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和美国，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可以近乎绝对地享有和平，这也扭曲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政治的感觉，由于经常处在危机状态和常有战争威胁，民众容易培养牺牲奉献精神，不会向国家要求过度的福利和权利，但战争威胁的显著减小和战争进入信息化阶段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动员机制已没有太大必要，民众为国家付出的意愿也显著弱化，而更多只顾个人利益和权利，于是不断消费国家财富、不断仲张权利，结果国家财政日益亏空，政治制度的边际效应也日益递减，最终随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而“向吃光主义迈进”。

    有限的权利保障能力与无限扩张的权利需求之间的对立，是“匮乏”无法化解、政治承载过度、契约伦理扭曲变形的基本成因。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国政府，已在政治家的野心和民众的欲望共同推动下，加大步伐由有限责任政府日益向无限责任政府演变。一个富有无限责任的政府和国家可能存在或长存吗？！

（选自《读书》2017年第2期，有删改）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汲取传统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治国之具”是礼与法。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进行了概括。如《唐律疏议》中载“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礼，即道德，更多的是人心由内而外发挥的“善”，而刑罚乃是为了“为善去恶”而生的必要的“恶”。《唐律疏议》认为道德的缺陷在于难以形成统一的秩序，法律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保证了外在秩序的稳定。以道德礼义为本，以法律政刑为用，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治国之具”的准确定位。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使得思想家普遍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艺文类聚》中载“治国无其法则乱”。“法治”最为突出的要件就是“立法为公，一断于法”。而实现公正、平等，要立有良法，且良法能得到妥当施行。晋朝尚书刘颂曾建言：“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其建议后成为晋律的内容。在晋律影响下，后世确立了依法断罪的制度。至唐朝，《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对于限制司法专横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引法典条文前提下，还强调罚当其罪，而非一味机械地征引。例如，《大清律例》在“断罪引律令”条文之下，专门有一个条例要求“务须详核情罪”。“详核情罪”就是要求罪刑相适应。与此相应，古代判狱中反复出现的“情法两平”“情罪相允”等词语，都在提醒法司判罪既不可随意出入，量刑亦不可畸轻畸重，而是要始终贯彻“平等”之义。

中华传统法律中处处彰显着民本理念。在民本理念成为治国理念前，天命和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天命鬼神”并不能延续商朝统治，殷商终究因为统治者奢侈无度、压榨百姓、穷兵黩武，而被周推翻。西周统治者则明确提出了“敬天保民”。孟子也曾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管子也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我国法律在立法上，历来重视“保民”“养民”“富民”原则。法典中常见促进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生活的条款。如唐律规定，各级政府如果遇到旱、涝、霜、雹、虫、蝗等灾害，相关主管人员如果没有及时汇报或者错误汇报的，要杖七十。在司法上，突出表现为对生命的重视。唐太宗确立“三五复奏”这一死刑复核制度，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

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法律，秉持矜老恤幼的人文特色。先秦时期的“三赦”“三宥”之法，就是恤刑原则的体现。《唐律疏议》中要求，凡年龄在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便有死罪，也不处死刑。法律对于老幼病残情况的认定条件都相对宽泛，体现了人道主义色彩。《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也都规定了优恤老幼病残的原则。对于妇女犯罪，同样有一系列矜恤措施。

总之，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中，这些理念、思想、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作出过贡献。今天，我们应从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并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摘编自宋玲《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