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大学的文化符号

孙邦华

    校训，如同现代大学一样，是近代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有研究者认为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明定校训 “光与真理”的大学，民国时期诞生的各类大学大都仿而效之，确立校训。

    中国大学的校训既然受西方校训的影响而产生，因而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和属性，且不说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要么直接借鉴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训的内容与形式，要么思想源于《圣经》，更重要的是中西方大学的校训都具有为了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性、导向性，把校训悬于校门、礼堂等重要位置，甚至标识在校徽之中。从内容上看，中西大学校训可划分为“为学”、“为人”、“为人”与“为学”相结合等三大类。

    以“为学”为主旨，是指大学强调学生对知识、真理的不懈追求为办学的主要目的。对于这类大学的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英国剑桥大学的校训为 “此乃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这类有代表性的中国大学校训有：民国时期的新教大学齐鲁大学的校训是“尔将识真理，真理必释尔”。

    所谓以“为人”为主旨，是指大学主要强调对学生的塑造以道德为本，培养具有高尚品格、勇敢气质和服务精神的人。这类大学校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方大学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校训是“法无德不立”，美国著名军事院校西点军校的校训是为“职责，荣誉，国家”。中国大学的这类校训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大学较为普遍，如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于1910年确定“勤、俭、敬、信”为校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曾经确立一个字的校训“诚”，后来发展成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后，把校训相继改为“止于至善”与“诚、朴、雄、伟”。

    所谓“为学”与“为人”相结合，是指大学强调求知求真与人格完善兼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相比而言，西方的大学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大多从“为学”或“为人”中一个方面确立校训，个别大学校训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校训为 “知识，智慧，人性”，清华大学自1914年起确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近年来中国的大学在确立校训的大潮中，绝大多数校训都是“为学”与“为人”的结合型。譬如：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中西方大学的校训，尽管在内容上大致都可划分三种类型，但是也还是有一些本质差异。西方历史名校的校训思想内容大都来源于基督宗教的经典《圣经》，如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部分出自古希腊罗马先贤、诗人的话语或诗句，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中国的大学校训，在民国时期，一般来自《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和史书。同样在讲“为人”，西方的大学非常强调博爱、自由、服务，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为 “愿自由之风劲吹”，中国的大学主要强调诚朴勇爱等道德修养。同样在讲“为学”，西方的大学强调在上帝的灵光中去探索真理，牛津大学的校训为“上帝乃知识之神”，中国的大学则强调勤笃、敬业等儒学传统。

    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西方大学在大学理念、大学精神上是共性与个性（特色）兼具的，共性与个性都植根于赖以生存的文化之中。现代大学在造就具有高深知识和高尚人格的高素质人才之时，离不开超越东西方的人类共同的知识、思想，也不能忽视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一定的文化形成一定的校训，大学校训则是体现人类共性和民族特性的文化符号，这种文化符号必然渗透到每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办学传统、管理制度、学科建设、师生群体等各个方面，并转化为对育人的整个活动之中。

（有删改）

    人类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空间是固定、具体的，而时间则需要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测定和标识。人们测定和标识时间的参照最初是感知和观察到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什么时间月圆了、月缺了，什么时候气候转暖，种子发芽、庄稼生长了……这些变化就被我们的先人用来作为早期测定时间的依据。

    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人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计算、记录时间，就要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适性，恒久性和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就成为了优选的参照系。人类很早就学会观察日月星辰，用以测量时间。大约在纪元前五千年，人们利用指时杆观察日影。纪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关于日晷和漏壶的记载。详细记录时间的钟表的发明，大约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协调和规范各民族或国家群体内部公共时间制度的，是各国的特定历法。世界现行历法最为普遍的有：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太阳历或称阳历，我国当今使用的公历就是这一历法，作为我们传统时间制度组成部分的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实质上也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还有以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参照物的太阴历或称阴历；我国自夏代开始使用、后经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兼顾太阳历和太阴历确定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即所谓“夏历”“农历”，或俗称的“阴历”“旧历”。这样说来，我们的夏历是既参照了对月亮的观察，又参照了对太阳的观察而制定的。

    我们的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例如春节、元宵节等都是依据过去千百年来通行的阴阳合历而确定的。这种历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正像我们对光华照人的月亮以及太阳倍感亲切一样，对使用了几千年的阴阳合历我们同样有着深深的钟情和依恋。

    为了找到一个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又准确标识寒暑往来规律的计时办法，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份，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等，于是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识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节气的名称与今或有不同，但在汉代刘安著《淮南子》中，就明确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各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我们的先人发明节气，把自然界的变化、动植物以及人体功能的状态和变化都反映出来了，而且相当准确：雨水，草木萌动；立秋，凉风至等。这些都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细腻感觉出发而形成的，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准确认知，相当科学。

    以上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合并使用的阴历阳历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彼此相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错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就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节律和节日体系的背景。

（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有删改）

互联网时代更应注重用词准确

    近日，《山西日报》等媒体根据网络热度排名，总结了2016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广西小伙的“蓝瘦（难受）、香菇（想哭）”，奥运选手傅园慧的“洪荒之力”，以及王健林说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成为最热的三个词语。

    有人说，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其实就是无规律。词语的传播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难以摸准热词的特征，更难以预测它何时、以何种形式击中网民的痛点。那么，在众声喧哗、信息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在用词上该持以怎样的态度呢？

    兹认为，为了提高表达效果和沟通效率，可以在适当场合使用热词，但必须基于准确、恰当、合适的前提。

    热词有超强的表情达意效果，往往是区区几个字，胜过千万言。2015年的热词“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道出了大众对脱离现实生活、外出旅游散心的期许，同时既精准传达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情怀，又听起来不那么文绉绉，颇得网民喜欢。而且，热词往往能僭越年龄、辈分、等级，将沟通双方置于平等状态。比如，很多父母在用微信与子女沟通时，自称“宝宝”卖萌，相信这样的用词，会部分消除横亘在双方之间的沟通障碍，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又格外强调，使用热词的前提是，用词准确、得体、合适。因为热词特别受追捧，一个明显乱用或错用的热词在网上刷屏，只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效果，形成错误的示范效应。

    热词要用得准确。该用动词的时候，绝对不能擅用名词敷衍。准确使用热词，会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几年各大高校毕业典礼，校长们都爱用点网络热词来带动气氛，反响热烈。比如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根叔”，巧用“打酱油”“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等词语，令毕业生更添对母校的留恋。

    热词要用得得体。要掌握用词分寸，不能为了套用热词，而扭曲词语本来的意思。比如，很多地方都把人才培养项目的具体工作描述成“人才培养工程”，这其实是对“工程”这个词语的滥用，只有形成系统的培养项目，才能称得上是工程，平时的具体工作如提高待遇、落实住房等，只能称得上是人才工作。

    热词要用得合适。热词虽好，但也是该使用时才使用，不要刻意追求表达效果，“为了热词而热词”。要学会合适使用热词，可以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些词语的运用，比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用法，广大群众不仅容易理解，还很容易产生共鸣，取得了尤为突出的传播效果。

    词语不一定花里胡哨，最重要的还是适得其用，与特定的语境、背景相契合。如今通信发达、信息芜杂、词语泛滥，我们应学会使用热词，但更应注重用词的准确、得体、合适，以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

（选自《光明日报》 ）

    《新序》是西汉后期一部重要典籍，是著名学者刘向“采传记行事”而成的一部“谏书”。其读者对象很明确，那就是西汉当时的高层执政者，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汉成帝，因而其内容也富有针对性。全书总体上讨论的是君臣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恩、宽惠养民，敬德修身、尚贤授能；同样，臣下亦须坚守德义、驾行仁道，要忠于国事、恪尽职守、公正耿直、善于谋划。这些思想大多是通过对历史故事的编选而体现出来的，这不仅是刘向为君主所陈的“法戒”，更是他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现代学者将其看作是历史故事的汇集，或者是文献资料的汇编，显然是忽略了该书的编撰目的与内容特色。

    以历史读本的眼光来看《新序》，关于其文本价值自然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和思考。一方面，作为呈献给天子的“谏书”，《新序》无疑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著作，体现着编选者明确的历史观念，也流露着进谏者期待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作为一部有着特定受众的读物，《新序》又不能像一般的历史著作那样长篇大论、深奥晦涩甚至烦琐枯燥，而是要尽可能短小精炼、生动有趣、可读性强，这样就使得君主不必正襟危坐即可愉快地接受历史知识及其内在的劝谏意蕴——一句话，它要有很特别的文章艺术。我们对《新序》文本价值的分析，也主要着眼于文献史料与文学成就两个层面。

    就史料与文献价值而言，刘向对历史素材所做的级别与筛选无疑是非常认真的。《新序》的一些文字，较之于《战国策》更为原始，也包含着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这里特别要说到《新序》文献来源的问题。前人多将该书看作是“采摭诸书”，而成，甚至有学者将每条材料都注明“采自”何书，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刘向“校理群书”时所见的文献数量是十分浩繁的，文献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很难确定《新序》的某条就是采自今所见的某书。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一些历史故事，作为一种“公共素材”，本来就有多种存在样式，各种文献对它的引述自然就有所差异，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典藉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叙述。作为“采传记行事”的《新序》，便是对此类事件的另一种记栽，其所保存的是这些“传记行事”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对某一书的征引或采拾。从性质上说，这便是先秦两汉史书中的“语类”或“事语类”文献。由此看来，传统史学家对于《新序》的批评，如刘知几在《史通》所批评的“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对《新序》中时间、事件的质疑，等等，都是没有考虑到“历史读本”的特别性与“公共素材”的多样性，因而显得有些拘泥了。

（摘编自马世年《〈新序〉文本价值散论》）

    儒家《易传·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西汉司马迁认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诸子百家立论不同，但也有彼此相通的方面。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百家学说“相反而相成”。由此可见，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思想文化史就是思想文化会通的历史。这从《吕氏春秋》一书可以看出端倪。该书亦称《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成，以儒家和道家学说为主，兼论名、法、墨、农、阴阳各家。此书肯定了儒家的政治伦理，主张实行仁政，也赞成道家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体现了儒、道的会通。汉高祖刘邦之孙刘安被封为淮南王，与门客编撰《淮南子》一书。其中，既有道家的“无为”思想，也有儒家、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劳作不息的论述。

    从战国末期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贯串着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以《周易》《道德经》《庄子》为基础，称为“三玄”。它既讲自然变化，也谈社会人事变迁；既鄙视世俗，表现出超然物外的态度，又主张保持“名教”（身份等级的象征）传统和对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视，用以论证“名教”与自然的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会通。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至两宋，由南宋理学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吸取了儒学和道家老子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讲孝道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使佛教中的若干宗派世俗化，这样佛教才有了立足的文化基础。唐代思想家推崇儒学，同时研究佛学，居庙堂之上讲修齐治平、道德教化，处江湖之远则“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时至两宋时期，儒学吸取了佛学哲学的某些论证方法，使自身的哲学思辨特别是在本体论上有了新的理论创造。

    “会通”，用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儒学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

    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要求独立思考的理性要求。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说，思想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公识”，要由天下士人共同研究，确定其价值。在他看来，思想学术上的会通精神有助于打破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综合各家之长，开辟出一条新路。

（节选自张岂之《中华文化具有会通精神》）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