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70万亿人民币。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我国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说，迅速发展的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和全球战略。它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将营造一个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也将为中国构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大格局。

    中国北疆与俄罗斯之间没有高山或海洋阻隔，因此，在以往的几百年里，我国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异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现阶段的中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亚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认为是“破碎地带”、“缓冲地带”。今天，中俄两国共同维系了中亚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具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及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我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对那里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大。但中亚五国对我国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并不大。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地缘关系的“稳定装置”。所以，如何加强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课题。

未来我国在印度洋将同时面对美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较快，2013年印度的GDP为我国的20.3%，但其全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工业生产设备陈旧，农村严重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这些方面，我国却具有较大的经济技术优势。然而，印度对我国的贸易存在大量顺差，我国的商品、资本和产业难于进入印度。中印之间未来的经济合作前景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印在国际多边事务中的密切合作。

    中华民族在以往上千年时间里，与中东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古代起源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达埃及的商贸走廊，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优质遗产，需要将其变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巨大财富。从上世纪后期，我国就同时发展、保持了与阿拉伯各国及以色列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近十多年来，我国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经贸往来迅速增加。我国进口原油的60%来源于中东阿拉伯国家。我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商品出口和投资，涉及到铁路、公路、电讯等基础设施、资源勘探开发、水利工程、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得当地人民和政府的赞扬。今后，通过经济走廊的建设，中阿经济合作可能大幅度增加。

非洲大陆资源丰富，但整体发展程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非洲各国在历史上曾是欧洲大国的殖民地，二战后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非洲一些国家曾经接受过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附带条件的援助，而中国对非洲的合作和援助从不附加条件。2013年，我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总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美元，分别是美国和欧盟对非投资和贸易总额的3倍及1.5倍。未来中国需将重点置于扩大对非洲的投资并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方面。

    拉丁美洲由于其特殊的开发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时间被作为美国的“后院”。二-战后，拉美的矿产资源、水土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好，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较高，已经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财富已有了长期的积累，拉美在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增长，其经济发展的潜力正在发挥出来。拉美的资源、经济结构等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与我国的政治关系普遍较好。发展经济合作、文化及人员交流的潜力巨大。拉美是“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十多年来，中国与欧盟的经济技术合作有了大幅度增加，这种合作对于中国工业发展及其技术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中国从欧盟的大规模进口成为欧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我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加强与欧盟特别是其中的法、德及一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大规模深度合作，在未来创造历史的某个时刻，有可能为我国带来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由前述可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创新未来世界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的重要理念和构架。“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如果能得到顺利实施，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也就能逐步实现了。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10月）

千秋文化诗意解

张同吾

    我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曾诞生了许多才情卓绝的诗人，他们创作出的想象神奇、构思灵妙、语言精湛、意境优美、音韵和谐的诗篇不胜枚举。这些作品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命脉，都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江河，它们像熏风细雨一般，浸润着世代中国人的心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文化性格、哲学理念和审美心理。

    我们把当代人按照古典诗词的艺术法则、美学范式和表现程式创作的诗词，称为旧体诗词。当下旧体诗词创作呈繁盛态势，作者之众铺天盖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其中多有平泛概念之作，却也不乏显现诗人禀赋和诗艺才华的诗篇。名山含古寺，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浸染其中，如披神秘的面纱，含蕴氤氲的气氛。“鸟鸣经卷润泉水， 花放杜鹃散炉香”，真是一片不染尘埃的怡乐世界。

    江西有很多名载青史的书院，象山书院、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鹅湖书院、信江书院、叠山书院等，都以名人足迹、先哲传说而著称。当代人以凝练的语言和鲜活的意象再现先哲风采和诗家富有个性的价值取向与审美理想。鹅湖书院在鹅湖山北麓，因以得名，在这里曾有两次“鹅湖之会”，均在南宋淳熙年间，一次是朱熹、陆九渊等四贤讲学，一次是辛弃疾、陈亮等在此共商抗金之事。诗曰“气象群峰护，天眸一水开。鹅湖集会地，今古蕴贤才”（《鹅湖书院感事》）。而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唐贞观元年，李渤在此隐居而养白鹿，故称白鹿先生；此处周山环谷如朝天洞穴，故名白鹿洞，朱熹在此建院讲学而名播四方，朱熹号紫阳，传说在院中手植桂花，诗称“苍苍古木影，隐隐奔雷鸣。五老邀明月，一灯照宇庭。曾芜白鹿逝，转赖紫阳生。喜看手植桂，秋风香满亭”（《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建在吉安白鹭洲上，传说因李白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得名，江万里建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等均出此门，江万里老迈辞归定居鄱阳，元兵陷城，投水殉国可谓壮哉!诗称“云章存正义，风月自春秋。家国兴亡事，书生千载忧”（《白鹭洲书院》），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昔日英武之风、豪迈之气。

    众所周知，白居易的《琵琶行》与他的《长恨歌》堪称悲剧长诗经典之作，以往文学史家们对《琵琶行》强化其批判意识：“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同时也赞颂白居易的怜悯之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然而白居易这位具有强烈男性本真和浪漫情愫的诗人，其心理形态必然含有更多人性意味。隽永的人性之美，融贯其中。

    中国电影如今呈现出勃勃生机，不仅产量高居世界前列，中国市场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但由于电影市场、电影产业尚未成熟，“娱乐至死”成为部分影视作品引以为豪的追求。从所谓“屌丝”电影到所谓“毒舌”电影，从偶像电影到“粉丝”电影，从喜剧电影到“恶搞”电影，在近期一些较高票房的电影中这种低俗化现象不断受到质疑。

    随着媒介多样化对电影功能的分流，也随着全球电影观众越来越年轻化，电影呈现出鲜明的娱乐倾向。30年前，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性地指出消费社会的公众话语正在日渐娱乐化，甚至演化为“娱乐至死”。应该说，娱乐是人们释放心理能量、缓解精神压力的正当甚至必要的需求，电影追求娱乐性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述“宣泄”与“净化”的关系，到20世纪弗洛伊德论述“欲望的升华”，人们普遍认为，娱乐虽然无罪但仍然要有度。娱乐不仅是欲望的宣泄，也是释放内心压力之后的心灵净化；娱乐不是对欲望的刺激和放大，而是对欲望的伦理驯服和社会化升华。

    面对舆论批评，票房似乎一直是追求“娱乐至死”的挡箭牌：似乎观众的选择就体现了作品的价值，而票房则因为帮助国产电影争取了与好莱坞竞争的市场份额而获得某种批评豁免权。实际上，由于电影特殊的消费方式，一些电影借助商业元素的配置、营销推广的带动、粉丝心理的盲目，创造了不俗的电影票房，但是许多观众对这些影片的艺术质量和内容质量却并不满意。

    电影作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不仅应该提供娱乐，也应该有建设新文化、塑造新文明的担当。目前，电影产业的“唯娱乐”、“唯票房”现象，反映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影视文化的自轻，更是对世道人心的亵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电影去争票房、争市场、争所谓份额，无疑是文化上的饮鸩止渴。我们的电影如果没有对人性、人道、人格足够的尊重，没有对公平、正义、善良、美好的充分敬意，没有对艺术规律、审美品格的诚恳追求，当票房与口水齐飞的时候，国产影片可能就谈不上对观众精神生活的引导了。而当观众的审美能力、电影观赏需求越来越成熟，国产电影的危机可能就不仅仅体现为技术危机，而是更严重的思想危机、文化危机，最终导向市场危机。因此，国产电影需要份额和票房，但更需要“绿色”的份额和票房。

（选自尹鸿《“绿色”票房与文化自觉》，有删改）

    古人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言、声、义成为诗歌创作最基本、最重要的四大元素和品评作品的重要标准。中国古代诗词中那些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也正是在性情、语言、形式、内涵、意境和境界诸方面体现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色。

    性情是诗词作品内在的灵魂、流动的血液和鲜活的生命。诗词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无不饱含浓厚、深沉、真挚的感情。《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质问与谴责，《离骚》中报国理想难以实现和忧虑国事的悲愤与缠绵，都很典型。如陶渊明《归园田居》、李白《早发白帝城》、杜甫《春望》、孟郊《游子吟》……无一不是以浓厚的情感震撼读者的心灵。

    诗歌语言是最精粹精美、最富表现力和最富智慧的语言。在措辞炼字上下足了功夫，从而形成了精美的诗歌艺术奇观。特别是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经典名篇，语言不仅生动鲜活、形象鲜明，而且凝练简洁、精警有力，让人回味无穷。唐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如同巨幅水墨画，境界宏大开阔，用字凝重有力。诗仙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圣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名篇、佳句迭出。宋词“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李清照以“绿肥红瘦”（《如梦令》）描绘雨后海棠，用“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将眼前菊花的形象与抒情主人公的消瘦进行对比，既生动新颖又力透纸背。

    中国古典诗词彰显了诗词艺术的形式美。格律诗歌充分利用和发挥了汉语言文字在发音、声调、协韵、对仗、会意等方面无可替代的特点，句式简短，格律稳定，使作品既富有浓厚的音乐元素和强烈的语言韵律，又富有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扣人心弦的充沛情感。如杜甫《绝句》、苏轼《饮湖上初请雨后》、李清照《声声慢》等，历来受到人们的激赏。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在这种诗歌理论的引导下，蕴藉含蓄、深厚委婉、经营意境、讲究感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流。由此既显示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又给读者创造了内容理解和艺术想象的广阔空间。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更是意味隽永深长，赋予了更丰富更鲜活的思想内容。

    诗词意境是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手法完美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创新出奇则是文学创作普遍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古代诗词以情、景、事、理、意、趣为主要创作元素，创造出情感深厚充沛、形象鲜明生动的优美意境。如王维《山居秋暝》、贺知章《咏柳》、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作品的奇特想象无不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新奇，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如果说意境多是通过画面形象传达思想感情的话，那么，境界则更多的体现在思想与艺术达到的高度上。纵观中国古代备受赞誉的诗歌国手、创作大家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无不将自己对自然宇宙、人类生存、国家安危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的思索，对“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道路的思索等等融入诗篇，使作品呈现出气势磅礴、震撼心灵的大气魄和思想深邃、启悟智慧的大境界，也展示着作者的博大胸怀与开阔视野。

（摘编自杨庆存《中国古代诗词的境界与品鉴》）

    从文化交流的整体态势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文化贸易渠道得到了扩展，但这一扩展在戏曲领域并不明显。戏曲出口作品结构仍然单一，多以海外旅居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从交流路径上看，目前我国的戏曲院团大多仍然沿用文化交流的出口渠道，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文化市场。从品牌建设上看，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占领国际市场的戏曲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戏曲产品。

    对于传统艺术来说，我们不能片面地以贸易中的经济数据来评价。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文化艺术产品本身就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艺术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性象征，积淀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产品的贸易水平也可以是衡量一种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观众接受的直接标准。从文化贸易的内容来说，戏曲艺术是一种现场表演艺术，不同于影视文化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现场表演艺术很难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大众化的复制传播。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作为现场表演艺术，它又存在“成本疾病”，其创作成本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降低。最重要的是，文化经济学认为，在文化贸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贴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

    相对于大众文化产品，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对外传播活动中的文化贴现更加明显。对戏曲来说，文化贴现来自三个层面的差异：首先，是审美经验的不足造成的欣赏障碍。大部分戏曲的声腔与表演都是程式化的艺术，并反映在字韵、服饰、化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难懂的语汇系统，中国观众尚不能完全理解，外国观众的理解障碍就更大了。第二，传统审美节奏和现代观演节奏的差异。戏曲艺术强调给演员和观众以足够的审美世界和空间，例如昆曲的一唱三叹，是一种“慢”的艺术。相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观众必须调整自己的观赏节奏才能体会其美学意味。第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的外国观众，其本质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因此，戏曲作品要尝试进入文化贸易领域，无论在艺术样态还是成本考虑上都不适合使用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式。对戏曲来说，我们需要探索一种适用于这种我国传统舞台艺术特点的文化交流贸易形式。

（摘编自胡娜《中国戏曲进入文化贸易的路径探索》）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