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火者

    火箭如喷着火舌的莽兽巨龙，梁思礼这些第一代中国“驯火者”就要为这头巨兽套上笼头，绑上马鞍，驾着它从战争的废墟驰向航天的大门。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留美归国的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一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最后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还有一次，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梁思礼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总装阶段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十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一百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五十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六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九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1985年，他摘取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美国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他住的地方并不大，房子的装修也很简单、朴实。这栋房子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还有唐山大地震时留下的裂缝。（黄奔《我和梁启超之子梁思礼的交往》）②粱思礼说：“我们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梁思礼院士自述》）③梁思礼坦言，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他爽朗地笑着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刘茜《访梁启超之子梁思礼》）

材料一：

    “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伴随信息化时代扑面而来，人类文明及传统生活习俗已发生深刻变化。”近日，在“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上，国家教育体制咨询委员会成员李延保的开场演讲，直击会议主旨——“走向人类教育共同体”。

    与此呼应，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钢的发言，也引发了与会者的关注与讨论。“从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到共享养老院，现在冠名共享的行业越来越多，这当然也影响到教育。未来，从共享课程、共享图书到共享教育资源，共享教育将形成规模。”丁钢认为“共享教育的提出，更多是希望强调如何从终身教育走向终身学习，强调个体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更多关注非系统知识、非系统能力的获得。”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知识成为一种可自由获得的生产资料，大大强化了学习者的主体性。专家断言，未来三五年，学校将发生深刻变化。“在办学体制上汇聚优质教育资源，突破校园界限，不限于固定学习场所；在教学结构上打破國定课时、跨越学科界限、围绕真实生活、重建课程体系，这些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在今后的智能学习过程中，定制服务不再是难题，‘有教无类’能够真正实现”。

    教育的作用始终在服务人类与社会中彰显。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共担责任，倡导“全球共同利益”，应该推进人类教育共同体的发展。这没有办法按图索骥，只有在未来实践进程中才能够创建。

（摘编自时晓玲《共享教育将引发学习方式变革》）

材料二：

    未来几年，共享教育有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新动能，然而，受诸多因素制约，如经费、设施不足等，宁夏部分地区的共享教育的成效并不显著。

    记者走访一些农村学校发现，硬件设施都不错，但软件建设跟不上，网速慢、网络不畅通，导致远程教育课程使用率低，时常遇到那边的教师已经讲完了一个知识点，这边却因网络“卡壳”还没有听到。“学校现在是10兆、50兆宽带，不能满足授课需要，希望能提高到100兆。”相关人士如是说。

    此外，一些城市学校仍对信息化发展缺乏认识，存在等待观望、消极被动的现象，部分教师教育信息化应用能力不足。另外，有些学校只抓项目建设，不重视应用效果，不想用、不会用的现象依然存在。据反映，目前，宁夏各级各类学校有3406所，进入在线课堂平台的不到十分之一。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与传统教育相比，制作网络课件对教师而言是一种新的负担，应承认教师共享的劳动成果，保障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优秀老师制作优秀课件。“应当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学习资源输送到网络平台上。”宁夏教育厅副厅长说。

（摘编自于瑶、杨泽《一根网线撑起共享教育》）

材料三：

    可以说，共享教育的前提是，如何尊重每个不同的个体作为教育主体的意愿和需求。

    根据“共享经济”的释义，可以对“共享教育”加以释义：共享教育具有弱化知识拥有权和强调使用权的作用，在共享教育体系下，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意愿和需要选择适当的学习手段和方法，克服囿于知识掌握与技能训练的狭隘性，表现出个人对于知识多样性、异质性发展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并使教育资源得以最大限度被有效利用与共享。即所谓“随需所获，学以为己”。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所有的学习是为了自己的持续成长。这点恰恰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契合。

    共享教育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个性化学习问题。相比正式学习，个性化学习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基于技术发展的个性化学习，关键在于从“如何教”走向“如何学”，学习者个性特征与学习环境之间达到了平衡，它强调学习是一个情境化的过程。同时，个性化学习是以个体学习为中心，在任何地方和场所，在流动的任何时间，从差异性需要出发，共享不受限制的多元的教育资源，可在在线与非在线学习平台进行混合学习，并与非正式学习整合。

    共享教育的提出是一种面向现实与未来的理念转化。之所以称为转化而不是转换，是因为转换具有替代的含义，而转化不是替代而是迭代。在面对现实与未来的教育理念转化中，基于信息时代的共享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极富中国实践内涵的教育观念，就是共享教育。

（摘编自于钢《教育需要向共享教育的理念转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一个现状，那就是在信息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透明的。

    街道上密布的天眼监控摄像头记录着你所有的活动，在公安机关的监控大厅里，通过多个摄像头的联动，你的行走轨迹一览无余。出入机场、车站，甚至住店的信息都被完整记录着，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已经不再成立。买房、买车、子女入学，你登记的个人信息早已经泄露，人们早已经适应了隐私权被逐渐剥夺的信息化社会。

    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服务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以人为本”。隐私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基本权利，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以剥夺人类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恰恰相反，人工智能应该更好地保护人类的基本权利，其中就应该包括隐私权，这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移动互联时代，我们普通用户的信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认证信息，例如我们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另一类是我们的内容信息，例如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等信息。身份认证信息必须由用户本人绝对掌控，不能让渡给任何商家，甚至也不能让渡给政府，这应该是人工智能的一条铁律。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你的身份认证信息一旦泄露和被坏人利用，就可能遭受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可能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如此重大的事项，绝不能相信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不仅不能相信他们的诚信，也不能相信他们的能力。近年来出现很多知名网站泄露用户身份认证信息的案件，这些企业是有诚信的，但防护能力不够，被黑客抄了家。

    我们订餐、打车、购物、租房的内容信息呢？与身份认证信息不同，这部分信息就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为了享受人工智能的服务，有时必须得让渡出去。人工智能有智能感知、智能推理、智能学习、智能行动四个环节，而这些环节都是受数据驱动的，你不给它提供数据，它如何理解你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学习和推理为你提供精准的服务？

    但内容信息即使让渡，也要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数据统计结果归商家，个人信息所有权归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使用滴滴打车APP时，我们个人用车的车型、时段、路线、费用等信息会上传到滴滴公司的服务器，海量的信息形成了大数据，统计分析结果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这个统计结果归滴滴公司所有。我们每个人都为这个统计结果贡献了九牛之一毛的数据，例如和平小区每月平均叫车量为500人次，住在和平小区的您为这个数据做了贡献，但您在和平小区叫车这个信息的所有权是您的，未经您的授权，滴滴公司不能使用。

    然而，有人反应，商家对用户的信息使用之快超乎想象。比如，有一次某教师妻子用他的笔记本电脑搜衣服，隔天他去办公室指导学生，一打开电脑，浏览器就给他推送了大量女式衣服，还特别标明“这是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

    未经用户授权，商家不应该搜集用户的喜好习惯。即使收集了，那也只能用作统计分析的原始素材，而不应借此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这违反了“个人信息未经授权不得利用”的原则，是人工智能的滥用。

（摘编自新浪《人工智能与隐私保护》）

    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中，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治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书写历史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

    史传在对事件和人物做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等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钱钟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体现价值观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史记·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摘编自魏玮《史传文学的“情志”》）

长江和黄河虽然同为中华文化的母亲河，都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从夏商周到西晋末，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长江流域。然而，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多次遭到游牧民族的冲击，历次兵燹带来大规模北人南迁，而相对安定的长江流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优越的自然条件日益凸显。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皆具水热条件，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两大源头，而长江流域拥有更丰沛的水热资源。但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末这一文明初始阶段的气候条件下，中国先民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更适合开发北方黄河流域。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气候变暖，长江、黄河流域较之现在更加温暖湿润。黄河流域森林密布，受低温和干旱的威胁较轻；而气候炎热潮湿的长江流域则经常发生洪涝灾害。

当时的原始农业以木石农具为主，黄河中上游的粟作农业依托肥沃疏松的黄土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过精耕细作实现了蓬勃发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绵延不绝并逐渐融合；而长江流域则因其红壤的土质较为紧密，水稻种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劳动量大、技术要求高，而当时人员、技术所能达到的稻作生产方式又较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胁，故其农业产出量不及黄河流域。这种农业生产上的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后仍长期延续，直至铁质农具产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现、防洪手段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长江流域的水热优势才逐渐彰显。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农业生产重心的转变过程中，近 5000 年来的中国气候总体向干冷演变，这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系统趋向脆弱，而长江流域则变得更适宜人类居住和农业开发。另外，黄河流域因过度开发而导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总体而言，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铁农具的推广和兴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黄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直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才摆脱“火耕”，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并且部分地区还开始使用牛耕，出现了秧苗移栽与双季稻，灌溉农业模式也日臻成熟，这些都为日后长江流域农业生产的腾飞打下基础。

六朝时，长江流域的灌溉与防洪事业进一步发展。如东晋时期的荆江筑堤，南朝的鄱阳湖筑堤建闸等，长江流域的丰富水热资源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形成足以与黄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此外，造船业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长江流域开始展开大规模航运，史载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无比”。为方便水路交通，各处运河开始修筑。比如孙吴开凿破冈渎以汇通秦淮与江南运河，使建邺（今南京）成为联络长江与吴会水运的中心城市，商贸迅速兴起。东晋南朝时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天文历法学取得重大突破，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现象，稍后，祖冲之将虞喜的岁差学说引入历法（大明历），隋唐因之，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帮助甚大。

唐朝政府极重农田水利工程，将兴修水利提高到了法律层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水利管理机构，长江流域也随之开辟出了大量良田。尤其是安史之乱过后，长江中下游的淮南道和江南道成为长安朝廷的财赋供应基地，其水利事业蓬勃发展，农业生产随之日盛。中唐时期权德舆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代后期，江东人民还从长期水田耕作的实践出发，改进笨重的直辕犁为曲辕犁，明显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户的体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中国旧式步犁至此发展成熟，完全定型化”。曲辕犁沿用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除此之外，唐朝江南地区还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茶林间作与鱼草轮作之法，这不仅令长江流域丰富的水热资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而且还有利于保持生态的平衡，江南水稻区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宋朝时，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较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扬净等都有专门工具，复种（双季稻和稻麦两熟）技术也较为成熟，加之当时圩田盛行于江南，“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唐末引自越南的较为耐旱的占城稻此时也在江南普遍种植，江南水稻产量得到了极大提高，故南宋中期以来“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广为流传。

综上所述，春秋以迄宋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自然条件更为优厚的长江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逐步赶超了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粮食财富供应基地。

（摘编自冯天瑜、马志亮、丁援《长江文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外因与内因》，有删改）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乡村的“信息闭环”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原先，村民们的主要交流内容几乎仅来自某个特定村庄内发生的事情。一山之隔就可能使山两边的村落互不相闻，谈话内容毫不相干，这也使村民的社会化过程被缩短与简化，几乎没有逆向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中的文化环境与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所处的文化环境有些相似。在此不妨将乡村中的文化传播环境与互联网上的做一些对比。通过算法分析，应用程序向每个用户精准推送与其偏好一致的内容，推荐与其意见一致的其他用户。在这个“信息茧房”中，尽管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知天下事，但手中握着的选择权使我们更多地关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言论和内容。不仅如此，由于碎片化信息能够被快速理解与传播，更适应网络时代需求，网上的表达也趋于简单化。判定一个人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不是在于他的论据及论述过程，而是在于他的立场。这样，就形成了文化闭环，相似的声音回荡在其中，使闭环内部人员的文化观念愈发固化，使各种有门槛的、相互之间不甚了解的亚文化社群林立于互联网土壤之上。

 这种物以类聚的行为模式也催生着社群语言体系的适应性变化。语言和符号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人们使用的语言已不仅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同时也是社会的语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要使多数人能对同一象征具有同一意义，他们必须有着相同的经历，就是说在相似的环境中接触和使用同一象征，因而在象征上附着了同一意义。因此在每个特殊的生活团体中，必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有许多别种语言所无法翻译的字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农村中出现了属于各村、各个家族的内部话语体系，互联网上也出现了更迭速度极快的网络流行语。网上的各个亚文化圈中也流行着属于自己圈子的“行话”。

 综观互联网“信息茧房”与乡村的“文化回音壁”现象，我们会发现两者不仅有着相似的表征，而且在破除限制的方法上也不谋而合，即主体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跳出信息限制的怪圈。在互联网世界中，网民个体可以有意识地通过点击新话题，降低“奶头乐”内容点击率等行为自发跳出文化闭环。在万物互联的时代，只要剔除自己精神上“物以类聚”的过度依赖，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跨过画地为牢的门槛。对于乡村的文化闭环，由于其是受血缘、地缘等因素限制而产生的隔膜，在信息传播全凭口口相传的时代，村民们对于这种局面凭一己之力几乎无法改变。但随着乡村振兴的加速、人口流动性的提升、信息技术的普及，常居乡村的人们已经可以挣脱“文化回音壁”的束缚。

 在现代化发展帮助人们逐步冲破文化闭环的同时，这片地域上的淳朴亲情与中国乡村的特性并未随之被稀释。村民们会热情接待回乡的游子，乡邻之间会相互邀请对方来自家分享刚出炉的美味。乡村中并未变得人情冷漠。同时，人们的“乡愁”也不再局限于中国乡村，而是随着人口的流动扩展到全世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存在着扎根于中国乡村的乡土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和城市并没有完全割裂。在乡村振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削弱与消失的是封闭，愚昧和落后，存留的是亲情、乡情和家国情。乡土性并不囿于“村落”这个物理地域内，乡土性同时也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虽然中国现代化的脚步不可阻挡，但它的乡土性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磨灭——这个国家的根还留存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当代中国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它也使中国成为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摘编自陈道逸《信息时代：乡土中国的存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