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它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恐怕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而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肩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①近年来，一些地方中小学教材古诗词“瘦身”，但谁都不敢放言要把古诗词赶出教材。争来争去，无非是个“量”的问题。那么，现代人要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合适？这个话题恐怕先要弄明白“读古诗词有啥好处”。

    ②有位网友所言极是：“文言文虽不适合生活，但在写作上微言大义，意境悠远，往往超越字面本身，引人遐想。现在的白话文虽然口语化，更贴近生活，却没了汉语的优雅和精确。”前些时候，一首英文金曲被译成文言文走红网络，歌词成了“毋须烦恼，终有弱水替沧海”等之乎者也，大概就是这种失落情绪的宣泄。点赞的网友说“突然有种想学好文言文的冲动”。

    ③多读些，“技多不压身”，至少不会被忽悠。像“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这等“古体诗词”，是否真如某位大家所说“亦属绝唱，已属绝伦”？“陈独秀孙逸仙，国共合作……”美其名曰“辞赋体”，算得上“世无孤品”吗？不用“熟读唐诗三百首”，只需课本多留几篇古诗词，想来连小学生也能念出个所以然。可悲的是，某些传统断根已久，心灵无从浸润的现代人连“照妖镜”都不会用，连“画皮”都看不出。

    ④93岁高龄的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自幼博学强记，和许多老一代学人一样，他始终相信“背”是做学问的重要方法，但教人读书并不主张一味贪多，要求学生读《古文观止》，在《国语》《左传》《战国策》三者之中各选两篇精读，读到能背诵，其余的能读能解即可。西汉文精读《报任少卿书》等篇，骈体文只要读熟《滕王阁序》一篇，韩柳文章只精读《柳子厚墓志铭》即可。

    ⑤余秋雨说：“古人学富五车，其实算起来没有现在的一本书容量多，但他们可以在山下、水边静静地思考。”想要给“读多少古诗词才算够”一个准数，怕是永远都找不着答案。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必要学习古诗人，像他们一样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摘编自9月16日《福建日报》，原题为《学古代诗人用纯净的眼光看世界》）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为中肯：“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飘逸与沉郁这两种风格的形成，取决于李杜两人思想、性格的不同，以及创作态度和题材的差异，具体则表现在意象的运用上。前人说李诗万景皆虚，牡诗万景皆实，固然未必十分确切，但从意象的虚实上看，的确可以看出李杜风格的不同。

    李诗的意象常常是超越现实的，他很少对生活的细节作精致的描绘，而是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穿插以历史、神话、梦境，用一些表面看来互相没有逻样联系的意象，拼接成共有浓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李白的夸张是最大胆的，像“白发三千丈”，“燕山雪花大如席”；杜甫虽然也有夸张的手法，但总的看来却是偏于写实的，如“鸬鹚西日照，晒翅满鱼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给人以逼真之感。他的一些记游诗，如《铁堂峡》《盐井》《泥工山》等简直是一幅幅描绘山水景物和风土人情的图画，可补地理记载之不足。

    杜诗的意象多取自现实生活，他善于刻画眼前真实具体的景物，表现内心感情的细微波澜。杜甫写诗往往从实处入手，逐渐推衍到有关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统摄全局的问题上。杜甫曾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夸赞画家王宰，说他能在尺幅的画面中表现出万里之势，杜甫自己的诗也是如此。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引中出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还有些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细节穿插起来。《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大处着眼，何等悲壮!颔联“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改从小处落笔，又是何等细腻！又如《北征》用自己一个家庭的遭遇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在纵论国家大事之中，插入一段关于儿女衣着的细节描写，用这个真实的细节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李白的《古风》其十九和杜甫的《悲陈陶》，都是写安史之乱的古体诗，但虚实的处理不同。《古风》大半是写游仙，最后四句才写到安史之乱，也似乎不甚着力。但它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诗人的忧虑和悲愤也流落在字里行间。《悲陈陶》则围绕着陈陶斜战役，官军、安史军和长安人民三个方面都写到了，犹如用诗写成的通讯报道，真实而深挚，是典型的沉郁之作。

    李白写诗往往在应处用力，虚中见实。杜甫写诗则在实处用力，实中有虚。在虚处用力，妙在烘托。虚写好了，实可以让读者自己去联想补充，意象不拈不滞，显得飘逸。在实处用力，妙在刻画，在深入的刻画之中见出气魄，意象不浮不泛，显得沉郁。

（选自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文人绘画始终是作为主要的方向。文人常与画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画家的学识、文化品质与文人的内涵构成了书画创作的内在底蕴。文学与绘画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传统绘画与文学却是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的。文学性的主旨要求在绘画创作中首先要得以表现。文学与绘画，追其根本都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因适应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出现的精神现象。

    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绘画中的渗透首先表现在传统绘画的创作主题常来源于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物和事件，是绘画创作的重要题材和源泉。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取材于古典文学由来已久，我们现在所能看到最早取自文学作品的绘画当是晋代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此画完全取材于曹植的《洛神赋》。曹植的《洛神赋》用诗的语言描绘出了想象中洛神的神韵，表现出了作者寄托的情愫。画家顾恺之用绘画语言将洛神赋所表现出的语言画面展现在纸卷上，准确表现出了诗赋中描绘的梦幻般柔情，使《洛神赋图》与曹植的《洛神赋》相得益彰。此后，历代取材于文学作品的绘画不胜枚举，成为中国文学与绘画有机结合、相互渗透所独有的特征。

    以文学作品作画几乎成为历代画家创作的必修课，历代众多诗画结合的经典之作已载入中国绘画艺术史，并传颂后世，对传统绘画“尚意”“尚情”的艺术追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人形象也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经常表现的另一题材。唐代著名诗僧寒山与拾得，一直是历代画家们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南宋著名画家梁楷和元代著名禅僧画家因陀罗等人都曾创作过寒山和拾得的人物像。以爱国诗人屈原的精神风貌和品格而创作的《屈子行吟图》是明末画家陈洪绶杰出的版画作品。《苏轼回翰林院图》是明代画家张路的作品，表现了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的神韵。中国古代文人以其与众不同的文人品格，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为画家创作的对象。

    中国古典文学对传统书画艺术的渗透，还表现在创作者的身份上。中国古典文人大多具备书画家的身份。唐代王维不仅会作诗，还擅长绘画与演奏，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使王维的艺术作品显示出独特的内涵和情趣。宋代苏轼不仅在诗、词、散文等多方面有较大成就，其书法和绘画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书法代表之作《黄州寒食诗帖》、《黄几道祭文帖》等都表现出了雄浑奇崛的气势，绘画作品《古木怪石图》则集中凸显了其厌世疾俗的孤傲与寂寞心灵。

    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表现出的色彩也是传统书画作品蕴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书画所表现的神韵与古典文学所表现出的意蕴，融会成新的艺术境界，使人产生更多新的感受。我们在欣赏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时，不仅仅沉醉于笔墨技法之间，更是在品味作品所表现的文学内涵，畅游于书画与文学相互交织所表现出的意境之中。

（摘编自李晓男《论中国古典文学在传统书画艺术中的渗透》）

    中国传统社会给人两个相互矛盾的印象：一方面，它十分注重平等；另一方面，它又十分注重纲常伦理，表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不过，无论如何解释这种印象，它至少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差异两个问题。在西方由正义原则加以处理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差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而且同样也需要某种协调机制。概而言之，从功能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是通过“仁”“礼”“义”三项基本原则彼此支撑、相互为用实现的。

    “仁”是对他人之爱，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基础则是对亲人之爱，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进一步指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亲亲，仁也。”并且孟子认为，这种爱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即同样的感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心理事实的体现。因此，“仁”的生发机制，是一个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过程，即把对亲人之爱扩展为对邻人之爱，再扩展到对天下人之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与“仁”所体现的“合和”精神不同，“礼”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纵向）、亲疏厚薄（横向）的差秩格局和纲常秩序，反映“别”与“分”的一面。“礼”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礼，国之干也。”“礼”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政治架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有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者因此也被称为“礼治社会”。儒家强调“礼”治，但目的不是造成一个等级森严、上下隔阂的社会，而是通过“礼”的规范与约束，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睦。

    用以平衡“仁”与“礼”的就是“义”的原则。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义”是一个含义比较丰富的概念。很多时候，它指一种最高的伦理原则。但是，“义”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在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行为准则之间进行的权量与选择，即“义者，宜也”。权即是宜，也就是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表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要是出于某项更高的的道德原则的要求，言而无信，行而不果也未必不能接受。显而易见，“义”就是审时度势，对某个具体情境之下的行为原则进行选择和判断。

（摘编自唐士其《正义原则的功能及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现》，有删改）

    记忆场所主要涉及基于时间的“记忆研究”与基于空间的“场所研究”两个维度。

    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关注着这两个维度，并且不断在推进两者的整合研究。

    人类回忆过去的能力与习惯往往是与关联在一起的物体、空间场所与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意大利建筑师罗西将城市视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一个容纳时空、物质、事件的场所载体。博伊尔等学者近来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形态演变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相比集体记忆来说，记忆场所是更富有生命力，是具体化了的认同；它不仅见证了变迁中的历史与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正如诺拉认为，集体记忆研究的起点是记忆场所。

    相比那些权威认定的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来说，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离散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这些场所的保护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尽管这些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也是人们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

    传统的建筑遗产（尤其是“历史地段”）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集中式的完整意义的历史地段；在国际文物遗产保护的相关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评估遗产价值和保护状况的三项重要指标：历史性、完整性、原真性；而现实中存在的更多的是碎化的、游离在城镇空间之中的记忆场所，往往难以纳入传统观念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范畴里。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许多城镇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标准实施认定与保护，那么现仅有的历史遗存大多是在严格的遗产保护范围之外。比如二、三线城镇中合作社时期的大礼堂、手工艺作坊、茧站、近现代历史码头遗址，充满了集体记忆与社会情感，难以简单确定其是否符合传统的“三性”标准与原则。记忆场所的视角将弥补以往建筑遗产研究的空缺，拓展了历史地段保护的内涵。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这一概念对于国际历史遗产保护思想与观念的转变具有开拓性。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既有历史场所，使得民众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文化、社会与身份认同。

（摘编自陆邵明《记忆场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