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时代文学批评走向个性化

吴琪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市场化原则和消费主义的普及，精英文化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这种文化观念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它的最重要之处在于，破除了精英文化高贵血统的一枝独秀，并赋予大众文化经验和价值的话语以合法性。大众文化并非是乌合之众享用的文化，而是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负载并传达个人生命体验和文化价值的活化石。

    作为消费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类型，大众文化兼具商业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双重属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多元复合的价值因子和美学质素。作为商品生产，大众文化必须严格遵循商品的生产逻辑和消费伦理，物质主义遂成为大众文化无法剥离的价值诉求。而作为文化产业，大众文化又必须成为负载大众感性经验和理性意识的文化母体，进而在塑造大众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大众文化的转向与文化观念的变革，在改变时代人文精神的同时，必然引起文学话语和批评观念的变革。过去，文学一直被视为高雅文明的化身，它集真、善、美于一身。文学是文明社会的“伟大的传统”，文学以诗性话语重构生命的形式，以理性之真、情感之美和伦理之善的方式塑造国民性。现代性文学更是被赋予审美自治的权力光晕。文学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与结构，生成自己的本质——文学性。文学引领人性走向美与自由的圣殿。然而，随着大众文化转向与文化观念的变革，文学不再拘泥于原有的领地，而是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大众社会的市场法则与消费文化的游戏规则，在改变文学的文化地基的同时，也彻底置换了现代性的文学遗传密码。文学开始与市场联姻，与消费媾和，与爱欲狂欢。文学不只是表征领域里花团锦簇的葳蕤，它也成为娱乐世界风尘不羁的浪漫。文学既沿袭体制的命脉，传承文明的血统，又追赶时代经验的步伐，迎合大众感性的一晌贪欢。文学不再专注于纸媒的书写空间，反而同电子媒介喜结连理，分娩出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短信文学等新的文学样态。文学的泛化与扩容，文学审美经验的变异，最终祛除了现代性赋予文学的审美本质主义迷魅。文学曾经风华绝代，而今却洗尽铅华。这是文学在大众文化时代必然的命运，也是历史为人性写就的最平凡传奇。

    文学经验与文学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批评方法的革新。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之下，文学批评不再把文学性视为文学唯一的美学质素，而是转向丰富多元的文化性。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将不再拘泥于审美批评的话语属地，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个性化。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倡导多元、民主、宽容与综合的批评意识，反对精英话语的美学独裁与理论独白。个性化的文学批评，要求以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主义姿态介入文学的文本肌理，最大限度实现文学的“价值阅读”、文化理解和意义阐释。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关注文学多层面、多维度的存在状态与话语症候，由内而外地开释出文学活动中无限量的文化韵味。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并非是如某些学者所言的泛文化研究，它追求个体在文本阅读中审美同情与文化批判的辩证耦合。个性化的文学批评，同样不失为人性通往文化救赎的审美历险。当然，作为一种方法学和话语范式，个性化的文学批评，还亟待理论的深入反思和实践的不断检视。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6日）

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选自《醒狮国学》）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

    ①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智力，而智力能带来巨大快感。如何拿智商来作乐，读书便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贵举动。只要付出一个汉堡的钱，便可以得到一个作者在那段岁月所有的心思。国际阅读率比较研究显示，当下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约8.5。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当孩子稍稍懂事时，几乎每一个母亲都会严肃地告诉他：书里藏着的是智慧，这要比钱或钻石贵重得多，而智慧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②世间有两种快乐，第一种是因为无知，第二种是因为彻悟。无知的人，每天无忧无虑，什么都不想。他们做的事，干的活，只是为了吃饱喝足。这种简单而无知的快乐，就像是动物，为了生存而生存，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和智商，更不会去主动获取新的知识。而彻悟，是因为读过一些书，经历一些事，心境发生改变，生命变得更加有质感。正如周国平所言，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所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③书，像一扇门，透过这扇门，你可以看到别人每天都想了些什么，他们如何总结这个世界，又如何想象另一个世界。读书，不是要醍醐灌顶瞬间涅槃，追求人生的大和谐，而是要去知道，你这次与作者会在哪里会合，又会在哪里分开，会在哪里产生共鸣，又会在哪里产生分歧。一本书不一定能让你走出困境，不过至少会让你知道，从古到今跟你有同样烦恼，并且同样在寻找答案的人有很多，你并不孤单。

    ④我们小时候读的书，如同小时候吃的饭，一时半会儿看不出什么，直到成年后，前者成为了我们的精神，后者成为了我们的骨血，两者都融入到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气质，大多藏于读过的书中，读书就像一把把开山刀，每每拿起来挥舞，就能在你内心开垦出一片新的旷野，从而腾得出地方种植更多作物，到了秋天，心灵便可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忙碌着收获思想。

    ⑤我一直很喜欢毛姆说的一段话：“生命的尽头，就像人在黄昏时分读书，读啊读，没有察觉到光线渐暗；直到他停下来休息，才猛然发现白天已经过去，天已经很暗，再低头看书却什么都看不清了，书页已不再有意义。”这是形容一个人年老时的样子，而我则希望人们都能有这样的读书体验。

（选自《时代邮刊》2017年第4期，有删改）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已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学科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六十多年的历程，在时间上是现代文学的两倍多，但却是一个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年轻学科。在当前我国大力倡扬“文化自信”的背景下，直面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问题与困惑，并寻求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应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不容回避的议题。

    当代文学的学科建构离不开“外源性”的理论资源，而且事实上，它在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热衷于向“西方取经”，过于偏重这些“外源性”资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崇拜黑格尔的“历史哲学”，90年代服膺阿尔都塞的“历史总体性”和詹姆斯的“永远历史性”，新世纪迷恋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以及德里达的“解构学”。对于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同样顶礼膜拜、趋之若鹜。举例说，美国华裔汉学家王德威的论文《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发表，就无异于在国内现当代学术界扔进了一颗深水炸弹。一时间，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到处都是“被压抑的现代性”话题，甚至“没有……，何来……”的句式也到处被模仿。

    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不应失去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写作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本范畴、主体身份和当代性品格。当代文学学科建设要将落脚点转移到“内源性”理论资源上来，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二是中国的本土经验，三是清代“朴学”的实证方法。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文章学传统、《史记》对理想文化人格的塑造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都可以成为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的参照，并促使当代文学史家去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如当代文学如何回归或复活传统的叙事美学与诗学，等等。当代优秀作家已清醒意识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演绎，也不是技术主义的炫技，而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沃土中，并通过“本土经验”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以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高贵的精神气质，引导人类走向真善美的新高度。关于清代“朴学”的方法论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也是作为史籍最为宏富的国度，在历史化问题上自有其广博而又独特的资源、思路和方法。”不过，必须看到，清代“乾嘉学派”那一套方法对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是有用的，但它的琐杂考证和重学问而轻人文的理论对于建构当代文学史应有的广度、厚度和深度，则是无效甚至是不利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奠基者王瑶说过，文学史学科“总要发展，要突破过去，要后来居上。每个时代都应该达到自己时代的高度”。期待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化自信心的恢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也将脱羽成熟。

（摘编自陈剑晖《当代文学学科建构与文学史写作》）

    唐代外国人入华，有的在长安学习，参加科举考试，有的留在中国做官，有的回国效命。他们精通汉文,擅长吟诗，在唐期间与中国朋友赠答酬唱，赋诗咏怀。因此这些人的诗歌活动可以分为诗歌创作和唐诗传播两个方面。

    当时入华学习的以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也以他们汉化最深，他们的诗歌创作丰富了长安诗苑。金云卿是新罗最早以宾贡身份中举的，后在唐任兖州司马。《全唐诗逸》卷中录其《秦楼仙》诗残句：“秋月夜间闻案曲，金风吹落玉箫声。”从诗题看当是在长安所作。来长安的日本人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取得不小成就。晁衡（一作朝衡），原名阿倍仲麻吕，16岁留学长安,在唐朝历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等职，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为友。其《思归》诗云：“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有日，归国定何年?”他一直在长安为官，这首诗作于长安无疑。空海在唐学法期间，有多首题寺和与唐僧赠答之作。如《青龙寺留别义操阇梨》：“同法同门喜遇深，空随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表达了与中国同学依依惜别之情。

    从印度、西域入华的僧人也有从事诗歌创作的。唐志怪小说《东阳夜怪录》刻画了一位生在碛西，来中国的善诗的胡僧智高，正是胡僧善诗在小说中的反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唐代的印度入华诗僧和出身移民后裔的胡僧，都有人从事过诗歌创作，只是由于作品散佚，我们今天只能从散存的吉光片羽和文献记载中来追寻他们的创作情况及成因”。

    丝绸之路既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从长安输出的不仅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唐诗作为唐人最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也从长安走向域外。在这个过程中，从域外入华的各色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白居易说元稹的诗“自六宫两都至南蛮东夷，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元稹说白居易的诗受到域外的欣赏和珍重，“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鸡林国，唐时朝鲜别称，即今朝鲜,其经商者至唐朝购求白居易的诗携回新罗。岑参诗“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孟郊“诗随过海船”，流传到新罗和日本。白居易的诗浅切易晓，流播域外最广。

    唐朝的强大和繁荣使当时的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了无数域外人来到中国，而长安是外域人入唐的首选之地和最大聚集之地。外域人及其在长安的活动不仅成为唐诗的重要素材，他们的异域特征和别样风情也是激发诗人诗兴的重要媒介；活跃在长安的诗人才子是外域人喜欢交往的朋友，优美的诗歌成为外域人仰慕和学习中国文化的动因之一，他们不仅学习唐诗写作,还把唐诗作品带到中国以外的世界，为世人所共享。唐诗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宝库的组成部分，他们功不可没。

（摘编自石云涛《唐诗中流寓和出入长安之外域人》）

    我们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的开发和共享成为一个蓬勃兴起的产业。大数据能够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分析人们现在的行为状态，并预测人们未来的活动轨迹。数据的开发和共享也成为信息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对经济运行、生活方式、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与个人相关的数据往往包含大量个人信息和隐私，甚至涉及个人的敏感信息和核心隐私，一些机构也可以从数据中分析出个人的身份、财产、消费习惯等。因此，数据开发和共享与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关系十分密切。数据开发和共享的过程既涉及数据的流转，也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同时，个人信息还可以通过共享被多次加工、利用。如果不加以规范，一旦数据共享行为失控，就可能导致大量个人信息被严重泄露或不当使用。因此，有必要对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设置专门规范，加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的保护，促进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应在坚持保护个人基本信息权利的前提下，促进数据开发和共享。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信息被收集者同意。知情同意是信息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支配权的具体体现，这种支配应当是一种独占性的支配。这种支配的效力不仅体现在个人信息的初次收集方面，也应当体现在数据开发和共享行为中。也就是说，信息收集者在初次收集个人信息时，原则上应当征得个人的同意；其在共享所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时，同样应当取得个人的同意。这是因为，信息权利人允许信息收集并不等于允许信息共享。

    因此，数据开发后再次共享的，如果涉及个人信息，应当获得信息权利人的明确授权。也就是说，信息无论与谁共享，在共享的范围内，都应当经过信息权利人的知情同意。除信息权利人对信息共享者有特别授权外，信息共享者对相关信息所享有的权利不得超出被明确授予的权利范围。如果信息权利人没有对共享后的信息使用作出单独授权，那么，信息共享者所获得的利用信息的权利不得超出信息权利人初次授权的范围。这实际上体现了对信息权利人控制其个人信息流通权利的尊重。

    数据开发和共享中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除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还应当遵循最小化使用原则。这就是说，从事某一特定活动，在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个人信息时，尽量不使用；在必须使用并征得信息权利人许可时，尽量少使用。

    在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过程中，既要鼓励数据开发、利用和共享，以充分发挥信息的效用，也要注重保护信息权利人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等权利。既不能因为过度保护个人信息权利而限制数据产业发展，也不能为发展数据产业而不考虑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企业在进行数据开发和共享时，应对相关数据是否涉及个人信息、隐私进行必要审查，遵循法律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一般规则。可以探索建立明确的数据保密等级与公开等级，既充分保障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等权利，也为数据的利用、流通等提供便利，以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

（2019年07月23日《人民日报》王利明《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