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孩子书写“中国式童年”

李东华

    少儿文艺是一个大概念，它包括少儿读物、少儿影视、少儿动漫，等等。由于信息传播的便捷，我们的孩子几乎可以同步地享受到这个时代少儿文艺的最新成果，拥有一个精神富足的童年。

    然而，与外国少儿文艺的“来势汹涌”相比，富含“中国元素”并为少年儿童所喜爱的优秀作品是否足够丰饶？

    中国元素首先指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始自了解，了解的功课需从少儿时代做起。这不仅出自父母、社会的期待，更出自孩子们自身的生命需求：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来处。

    中国元素的另一大内涵，是指当代中国故事与当代中国经验，即现实指向。国内畅销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不如国外同类题材作品的文学性强，有失精致，但为什么他的书比同类引进作品畅销？那是因为中国孩子更喜欢看表现他们身边人身边事、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品。的确，对于知识和阅历都还不够丰富的少年儿童来说，通过文艺作品认识自我、探索未知世界，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和有效的途径。反映当代少儿生活的作品，更容易让他们产生共鸣，从而实现文艺的引领、抚慰，文艺的启智、怡情。

    新时期的少儿文艺也曾为小读者、小观众留下皮皮鲁和鲁西西、霹雳贝贝、男生贾里、男孩桑桑、大头儿子、淘气包马小跳等鲜明的主人公形象。但是相对于我国3亿多少年儿童，相对于他们丰富多彩的个性和差异化的生存状态，当前少儿文艺所表现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我们有6000多万留守儿童，却没有诞生影响广泛的、为这一庞大群体代言的文艺形象。同样，反映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少儿生活的文艺作品也比较少，或者说其影响力没有都市题材的影响力大。而即便是表现都市儿童生活的作品，也往往是速写式的、对表象进行描摹者多。这些都束缚了中国元素在少儿文艺中的展现。

    一方面是中国元素不够丰盈，另一方面则是作品中的中国元素难以与少儿心理相契。如何以审美的方式把传统文化精神融入而不是生硬地嵌入到作品中，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有效地对接，是当下少儿文艺创作无法回避的问题。

    如何书写中国式童年？这不仅仅是方法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这是儿童观的问题。创作者应把儿童放置在这个大时代中、放置在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而不是切断儿童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切断儿童和周围人的关系孤立地来描写，仿佛他们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特殊群体。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儿童，都与这个世界之间拥有生动而微妙的互动。

    此外，给孩子们看的和给成年人看的文艺作品的区别，是审美方式的不同而不是审美高下之分。因而，创作者需心怀敬畏地看待“少儿”两个字，遵循少儿文艺自身的艺术规律。不是简单地、敷衍地、想当然地，用成年人对儿童的抽象想象来裁剪他们生机盎然的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是走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借助审美的触角探察他们的内心需求，他们的憧憬与烦恼、快乐与忧伤。如此，才能创作出沉甸甸的、闪现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好作品，才能富有深度地表现当代中国孩子的生活，进而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富含“中国元素”的少儿文艺。

（201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

美丽《诗经》

    《诗经》是一个谜，它有太多的秘密没有揭开。可是，它实在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来已被“公认”，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缺乏证据，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否定这个说法，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采诗”说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召公谏厉王”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是否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的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它的作者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抗战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诗三百篇探故》，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为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

    上述种种学术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据《世说新语》载，东晋谢安曾问子弟《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谢玄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我一定回答《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不刺戮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305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一例。《诗经》毕竟是“诗”，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

    外卖行业最近频频出现负面新闻。最初，舆论关注较多的是外卖小哥群体的交通违法现象，而这两天一篇题为《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的文章引人关注。该文的主要意思是，外卖使塑料餐具使用量增长，会破坏环境，为了保护地球，保护下一代，请远离外卖。

    总的来说，舆论对外卖行业的批评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的很多解决问题的策略却让人啼笑皆非。比如，针对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这一问题，有人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而提出让外卖小哥上岗前参加驾照考试。这种观点充满道德批判意味，似是而非，没有什么价值。“外卖小哥素质不高，公共交通安全意识缺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判断，在此判断的基础上提出的策略自然难以服众。

    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的根源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外卖行业既要配送准时，又要服务价格低，还要途中安全，这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如今外卖行业竞争激烈，价格很难拉高，而外卖平台对服务效率有要求，于是就出现了外卖小哥进入后厨成为“炒菜哥”的现象，出现了更为普遍、更让人担心的外卖小哥引发交通事故的现象。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也是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卖小哥的收入与送餐量及用户对服务体验的评价直接挂钩，对外卖小哥而言，必须尽快将餐送到消费者手中，从而通过跑量的方式获取更高的收入。总之，外卖小哥带来交通安全隐患是经济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就行业现状而言，外卖小哥在为消费者提供较低价格的外卖服务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交通风险。而要降低这种风险，就必须改变外卖行业现有的收入机制。最近，南京市交管局在规范外卖服务方面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是要求外卖平台“主动调整现行的配送自由抢单模式，制定更加科学的任务分配制度”。南京市交管局似乎看清了外卖行业目前的症结，所提的这条要求也具有可操作性。

    至于外卖行业破坏生态环境，则是一个看似正确但充满哗众取宠嫌疑的观点。使用塑料餐具会污染环境，这个逻辑可以成立。但要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靠消灭外卖这个行业是不行的，而要切实减少对塑料餐具的使用。但就环保这一具有公共价值的话题而言，似乎《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这种持逻辑简单粗暴的观点的文章更容易动员人。在对该文的批评声中，一个常识被反复提及，那就是环保是一个专业问题。该文注定只是哗众取宠，而提不出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塑料餐具污染环境和外卖小哥频频引发交通事故，这些绝不是外卖行业、外卖小哥引发的社会问题。对于外卖行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不能用纯道德的眼光去看待。

（选自何小手《对外卖的许多批评已经走偏》，有删改）

    ①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中国成语大会》，从《唐诗风云会》到《最爱是中华》，近来，多档主打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热播，引发社会关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之情，更让舆论惊呼传统文化正在勃兴。

    ②为什么似乎在一夜之间，传统文化节目就火起来了？其实，这些节目并不是最近开播的，不少都播出一些年头了。传统文化节目的产品供给，可以说一直都在持续。这些年，播放平台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极大地拉低了社会需求的下限。电视剧里，抗战雷剧、谈情说爱的戏码、婆媳育儿剧、古装玄幻剧，已经开始让大家厌倦了，大家希望看到有文化积累和沉淀的精品剧目。综艺节目要么音乐选秀扎堆，要么明星真人秀扎堆，真正有文化内涵的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③被乌七八糟的事物包围太久，观众势必会自发地生出一种反动。套用文青的话就是，谁的内心没有诗和远方？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成为一种强制储蓄，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④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国重视并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复兴工作，宣布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重点。

    ⑤在看惯了网红脸、听多了鸡汤话的当下，与其让播放平台被烂节目占据，不如用充满诗香的节目占据。这些传统文化节目的坚持，终于等来了社会需求的转向，终于等来了更多人的关注。

    ⑥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有传播基础的部分，也就是说有可能广为传播的部分，莫过于古诗词。其实，传统文化的重镇在子学，在经学，在小学，但是门槛太高。而唐诗宋词，我们从小就背，接受面广。所以，传统文化节目的落脚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这也是从传播规律出发考虑的。学数学要从一加一开始学起，学英语要从ABC开始。古诗词的鉴赏，有助于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在此基础上，才有向深处探寻传统文化的动力。

    ⑦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几年前，《百家讲坛》让传统文化红火了一阵子，但接下来就恢复平寂了。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知识，还是没人看。这次古诗词节目带火的传统文化热潮，能否持续？能否带动更多人去翻阅我们的文化经典？还是会成为新闻热点事件一样，没两天就被人们抛诸脑后？这是需要继续观察和讨论的。

（摘编自慕松《传统文化为何成当代热需品》）

浅论儒家之义

夏海

    ①义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管子倡导“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儒家之义强调主体性和实践性，使义既内敛为行为主体的品格，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播种下道德文明的基因，又外化为主体行为，把义由抽象的价值准则贯穿到日常生活和个人行为之中，拓展了伦理道德实践的空间。在儒家看来，义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依据，也是个人道德修身的价值取向，更是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伦理道德范畴。

    ②义是人性的规定，孔子虽没有对人性作出判断，但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人的品性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将义规定为“羞恶之心”，与仁、礼、智共同构成人的本性。孟子言人性本善，虽然不无唯心倾向，却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激励作用。这是告诉人们，所有道德行为都源自于人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就能够做到，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孟子以羞恶来界定义的内容，是对儒家之义的贡献与发展。

    ③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优秀道德品质的集合体，其中义是根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然后是态度，谦逊，不自满，不骄傲；最后是诚信，对人对事，处之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他人。在孔子看来，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论语》经常比较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最大的差别与义有关，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中国传统社会，君子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是为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孔子鼓励君子为官从政，承担社会责任，努力为大众服务，必须遵循义的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④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根基却是孝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爱不是兼爱、泛爱，而是差序之爱，即从血缘亲情之爱开始，逐渐延伸拓展开来，形成亲疏有别的仁爱关系和伦理原则，其主旨是敬长。孟子用义来规范君臣关系，明确提出君臣有义的观点，这与孔子有着些微的差别。在孔子那里，君是臣服务的对象，臣是君的下属，上下等级关系比较分明；孟子则注重君臣关系的对等性，君主是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其行为具有引导、统率作用。为此，孟子强调，为官从政者要做大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纠正君主的错误。

    ⑤儒家之义，既是主体品格又是行为品格，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道德的价值原则与行为实践统一起来，从而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历久弥新，成为影响中国人道德修养和性格品质的主导力量。

（有删节）

    中国美学界非常熟悉的概念就是距离。这里的距离，主要指心理距离。时间与空间都可有距离，但只有当时空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时，才能成为审美的条件。布洛在1912年发表论文，首次提出这一观点，扬名学界。原因在于，这篇文章涉及美学上的一个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我们在身处荒野时也会碰到。想到可能会有猛禽野兽出没，有无常的气候变化，有迷路的危险，就无法实现对美的欣赏。如果你抛开这一切，拉开与实际人生的距离，就能欣赏荒野中可能具有的自然奇观。

    心理距离说的优点在于，它对传统的审美和艺术无功利的观点作了一个很大的修正。审美与艺术欣赏所做的，是通过拉开心理距离使概念和功利得到暂时消除，在审美欣赏的瞬间不想到概念和功利。“无功利”是说审美欣赏中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考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道德和功利，这些因素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知觉。心理距离说提供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将这些思考和体验放在一定距离中来看。

    当然，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人们也指出了心理距离说的一些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仍是一种审美态度说。依据这种学说，讨论对象的美是无意义的，只要主体有了审美态度，就可以从对象中获得审美的感受。对于心理距离如何能产生，布洛并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面对大雾，不想行程耽误和危险可能降临，只是幻想进入了仙境，一般人没有这番修炼功夫，也不应把审美寄托在这种修炼功夫上。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对美的欣赏的种种具体条件的关注，如果不这样，就会将美学研究指向一个纯主观的对心理状况和心理调适能力的要求。

    关于距离，莫国学者理查德德·乌尔海姆提出了一种视为的理论，即把生活视为艺术，认识到艺术在改变着人的生活。因此，与其谈论审美距离，不如说审美视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并不能设想，一下子就能凭空拉开距离。对待大雾，能镇定自若，并欣赏雾中美景，产生诗情画意，是由观看者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的全部教养决定的。这时需要的，是对生活美的发现。艺术教会了我们发现美。过去，这种美的视角被理解成一种态度，其实，与其说这是态度，不如说发现美的能力。

    让我们再次回到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一古老的话题上来。艺术在改变着我们的全部知觉。在人与世界的互动过程中，美被发现，又被改造。发现美时，美是客观的；创造美时，美是主观的。但发现的美又是被创造的，创造之时又受着对美的发现的制约。更进一步说，人的艺术实践来源于生活实践，同时艺术实践又渗透到生活实践之中，对生活实践起改造的作用。这是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文明的进步过程。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