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代实行保甲是要把高度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成员纳于政权的直接监控之下，并利用这种制度平衡或制约绅士。因此，地方保甲事务严格限制绅士的参与。但是19世纪50年代兴起的太平军起义却给士绅提供了参政的契机。面对狂飙突进的农民军，清廷不得不“诏令各省兴办团练，以缙绅主之”。以办理团练为起，点，士绅开始以团总、团正的身份掌管变通后的保甲。自此，士绅开始作为一种地方政治势力对中夹政权发生影响。

——摘编自高海燕《地方主义·军事主义一近代中国军阀政治探源》

材料二 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兵不能战，财无所调，不得不允许地方练兵筹饷，使军权、财权下移，造成“兵为将有，饷由帅筹”的局面，行政人事权也随之下移，中夹集权受到严重削弱。清末新政中，地方士绅以咨议局为中心聚集和组织起来，主张地方分权，从而使地方主义势力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咨议局和督抚一起构成了侵蚀中央权力的地方权力系统，在反对清廷中央集权措施的对抗中，常常互为声援。

——摘编自邓正兵《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

材料一  两宋为科举盛世，取士人数众多。南宋时期，士人受命选官往往“十余年不成一任”，时人有“寒士改官，视为再第”之叹。南宋立国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士人择业更加多元化，除了读书做官，开馆讲学，还可以做胥吏、做师，“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摘编自(南宋)袁采《袁氏世范》等

材料二  安徽桐城县的方氏家谱记载了一位明代士人的晚年乡居生活：“晚筑桐川会馆，从游者益众。于是酌礼俗之宜，定丧祭诸议，正人伦而易风俗。公虽负重望，而家居不交世事，值岁饥，籴谷为食以赈，上书有司，劝修预备仓，行常平法，至今赖其利。”

——摘编自光绪《桐城桂林方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