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社会注重运用多样的治理策略——道德教化、科举引导、榜样激励、乡贤治理及宗族家训族法和乡规民约的规范，以实现淳风化俗，民德归厚的治理目标。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策略是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即以德治为主，礼法兼用。“士绅阶层”成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力量，在经济上，他们带领乡邻搞地方建设，既是倡导者，又是组织者，还是监督者。在礼法上，制定或修订地方的乡规民约，是乡邻私怨和纠纷的仲裁者；还是违德败俗行为的判决人。中国古代社会基层治理策略于当今的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摘编自《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思想、策略及目标探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就基层管理制度而言，在秦朝已经确立了一个模式，即在编户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教化、征税、治安三个部分组成的管理结构。二千余年以来，典型意义上的乡官 逐渐沉沦，但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依然保持不变。专制政府在利用乡民治理乡民方面似乎也

越来越得心应手，历朝政府都试图建立一种机制，最早便是秦汉的什伍组织，邻里监督，善 恶相告，甚至有罪连坐……明中期王守仁巡抚江西时更是以书面化表达了邻里监督。

——摘编自张德美《古代乡官的嬗变》

材料二 就“皇权是否下县”，有两种观点可供讨论。①自秦置郡县以来，历史上从来都是 “皇权不下县”。……在宋代以后的历代王朝统治中，国家的行政治理局限在县一级，县以下基本属于自治无为的状态，官员不负责治理，乡绅构成了县以下社会秩序的主要支配阶层。……县城以下的乡村是由宗族和乡绅自治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②从东汉一直到中古时期唐朝甚至宋朝早期的基层社会，常见情况还是由皇权下县控制的编户齐民。……根本就没有后世所谓皇权不下县那种“乡绅自治”的影子。

——据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等改编

材料三 1883年，德国制定了《疾病社会保险法》，标志着德国法定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德国的医疗保险现已达到比较完善的程度……德国政府注重“有管理的竞争”的理念，这样患者就可以获得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据统计，德国男性平均寿命为

72.7岁，女性为79.0岁。但是，社会福利立法却对长时间在私人医疗保险公司投保、岁数比较大的群体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以增加他们转为法定医疗保险的难度。这些现象的存 在就表现出对互助原则的损害。

——摘编自陈成武《德国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改革探索》

材料一

注：乡绅绝大部分是通过参加国家选举人才的官方考试而获得自身的特权地位，主要由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人物构成。

材料二  明清时期乡绅对乡村社会的管理

兴办学校书院、创办义学、培养人才、编修方志等事务。

协助地方政府办理税赋、治安等社会事务，在灾荒之年，为维护乡族利益，在自动出资救济乡民的同时，要求政府拿出举措——以减代赈、减免赋税。

担负组织祭祀、制定族规等宗族内部活动，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

经常对地方诉讼、争斗事件进行公断和防护，维护乡村地区治安。

——摘编自解亚珠《明清白话小说中的乡绅形象研究》

材料一   历史反复证明，税制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产物。但之所以采用两税法，按资产来征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朝中期之后，大规模的农户迁徙。“逃避战乱并非这时期民户大迁徙的唯一原因，均田农民处境日益恶化才是根本原因……百余年中民户增长了二倍，而耕地的开拓却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民户的土地势必日益缩小。”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使得流动人口大量出现，甚至出现了流动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情况。再加上安史之乱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威大大下降，地方政府和贵族地主的势力大大增强，这都使得传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无法继续维持。

——摘编自张学博《从宪制看中国古代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若里长失于取勘，致有脱户者，一户至五户笞五十，每五户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漏口者一口至十口笞三十，每十口加一等，罪止笞五十。本县提调正官，首领官吏脱户者，十户笞四十，每十户加一等，罪止笞八十。漏口者十口笞二十，每三十口加一等，罪止笞四十。知情者并与犯人同罪。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

——《明律·户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