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张骞通西域后，设校尉管理屯田，“有副校尉，秩比两千石头，丞一人，司马、候千人个二人。”唐朝统一西域后，唐政府在西域驻扎重兵，任命各级官吏，推行内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并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推广至西域。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亦重。”丁日昌也认为：“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防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清末甲午战败割台时，光绪皇帝甚至哀叹“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摘编自刘耀《晚清台湾海防建设研究》

材料三：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借外访机会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面对新一轮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快向东南亚、中亚、南亚开放而提出的，是中国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相对接的重大战略构想。

——据中国日报网2014年9月17日电

材料一：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达到高峰。双方的商贸、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被称为“藩客”，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密切的经贸交往促进了波斯文化东传，“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便是典型。三者皆由波斯人传入，后两者于唐代传入中国，并随着大量波斯人来华迅速发展。其中尤以摩尼教影响最大，一度成为回鹘国教，直至明清才逐渐消亡。波斯文化作为异域文化也吸引着唐人效仿，胡饼、胡乐、胡服受到青睐，唐代文学有许多描写波斯文化的诗句。

——摘自2017年《光明日报》闫伟《古代中国与波斯的文明交往》

材料二：1898年，月，清总理衙门相继奏请开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为通商口岸，均获得批准，这是中国第一批自开的商埠。同年8月，清廷又颁布“广开口岸”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著沿江、沿海、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

——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2019年3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主任李永全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上的讲话中说在世界局势多变，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险阻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开启了新的合作模式，激活了各种合作机制，创造了诸多合作记录，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目前，这一方案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和支持。”

——至诚财经网2019年3月29曰讯

材料一 两宋长达三个多世纪的统治开始于公元960年初。此时的人们，尽管无不渴盼安定太平，却没有充足的根据相信赵匡胤能够稳固他所篡夺来的政权。这个赵宋王朝很可能不过是继梁、唐、晋、汉、周“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使宋代不致成为五代之后短命的第六代始终是萦绕在宋初统治者心间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太宗及其谋臣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稳步而有层次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统兵体制的变革开始，重建中央集权，有效地杜绝了割据再起的可能性。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清朝方面的接连败北，被归咎于汉奸（大多为福建、广东沿海民众）的活动。开埠之后亦因走私、苦力贸易、海盗猖獗，沿海地区的秩序极为混乱。但这种变动并未像元朝末年和明末清初，在沿海出现自立为割据一方的势力。其理由在于19世纪中叶急速进行的秩序重建。换言之，贸易由海关管理，而中央政府掌握海关和关税；且因海盗势力由英国海军扫荡，地方海上军事实力无所成长；还有以镇压各种叛乱为契机在地方掌握权力的督抚，停留在清朝的架构中并未自立。而且，海关和近代海军等以西方“制度“为基础的体制，比以中国既有“制度”为基础构筑的管理沿海贸易、维持治安的体制稳定，即使在19世纪末的变动期亦未发生动摇。

——【日】村上卫《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

材料三 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古已有之，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丝绸之路”可谓全球化的鼻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认识越来越成熟，务实合作、互利共赢、多元包容成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总体认识和战略选择的出发点。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不断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同时，中国开始用自己的能力反哺世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到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充满韧性活力，备受世界瞩目。从国内发展到国际秩序维护，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正向推动力量。在一次次全球性危机中，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帮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王辉耀、苗绿《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

材料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欧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是在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经历了一百年的大国均势和欧洲协调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全面战争。关于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及由其确立的凡尔赛体系，有人评论道：“1919年的和平条约与1815年时的截然不同。《维也纳条约》曾组织起一个欧洲君主的社会，它承认同样的正统和平衡原则（即传统均势外交思维）。与之相反，《凡尔赛条约》建立了一个分成战胜国与战败国的欧洲。大国并不讨论一个各自都接受的共同秩序，而战胜国把某种欧洲秩序强加于战败国。”法国要防范德国再次威胁到其自身的安全；英国企图以德国来牵制法国。美国试图以民族自决权原则和一个全球性组织的方式来取代均势外交。 

——摘编自宋新宁《探寻和平之路：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国际格局的真正转折点。新的国际格局的基石，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由反法西斯大同盟“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确立的雅尔塔体系；其外在表现，则是美苏之间在战后逐渐形成的“冷战”态势。 

——摘编自徐蓝《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种宏观论述》

材料三：冷战结束后，以美、苏为首的两极对峙局势被打破，世界格局呈现了多维发展趋势。无论从国际经济、国际政治来看还是就国际军事、大国关系而言，未来世界在很长时间内将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世界，不管昔日的大国是否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也不论发展中国家能否承受这个机缘，多极世界已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同时把世界推向了和平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摘编自陈晓翔《浅析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材料四：中国领导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次提出，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针对21世纪的新特点、新趋势，高瞻远瞩地提出把合作共高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多次提出要确立断的全球观，加强全球治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对人们认识人类文明的走向无疑是有重大启示意义的。 

——摘编自李景治、林甦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