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土司制度与唐朝管辖民族地区的口口口口存在继续与发展的关系，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有些土官以世袭故，对内恣肆重税，生杀任情，对中央不服，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土司之间为夺土地、人畜，互相厮杀，经年不解，世代为仇，甚至土司家族内部械斗或是战争。

——据陈绍举《土司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等资料编写

材料二：顺治十年（1653）四月，入京朝贺清朝入关的五世达赖喇嘛离京返藏，顺治帝正式赐予“达赖喇嘛”的封号及大量金银财宝，五世达赖下令重修布达拉宫。此后又多次扩建。康熙帝曾特派114名汉、满工匠进藏，参加扩建工作，布达拉宫成为了历世达赖的驻地。

——据《清史》等资料编写

材料一：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弃宗弄赞（松赞干布别名），令李道宗持节送公主于吐落。弄赞平其部兵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娇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把脸涂成红色），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

——《旧唐书·吐蕃传上》

材料二：“史学自觉”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并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作出努力。唐太宗的《修晋书诏》写道：“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彰善痒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唐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他数次下诏修纂前朝历史，又命宰相监修国史，成为历代官修历史制度的先河。《帝范》为何而作？首先，这是唐太宗给皇太子的政治遗嘱。他在序中明确写道‘汝以幼年，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学者瞿林东认为，①唐太宗是“史学自觉”的突出代表。②《帝范》是唐太宗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提炼出的重要认识。

——据瞿林东《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一代明君的君主论》等整理

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儒家经典）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他经常在清微堂、苑堂给群臣讲经，或亲临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即使在巡察、征伐途中，也同大臣在车上谈经论典，不肯停辍。489年，孝文帝立孔庙于京师；492年，改称孔子为文圣尼父；495年，孝文帝亲祠孔子庙。孝文帝敬重大臣刘芳的儒学功底，主动与之联姻；一代大儒高允博通经史，多年参与孝文帝的军机大事，晚年还为孝文帝议定律令，因此常受孝文帝的赏赐与恩惠。

——摘编自李世龙、刘惟《北魏孝文帝治国思想述论》

1938年7月，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举行大规模的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在这次活动中，影响最大的是“七七”献金。武汉各界民众对献金的反应十分热烈。短短5天内，参加献金的达50万人以上，献金总额超过100万元。“来献金的人中，有工厂的工人，有郊区的农民，有船员，还有人力车夫、店员、小贩，甚至还有乞丐”。“乞丐教养所全体乞丐绝食一日，把节约下来的钱捐献。这些感人的事例真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捐献的这一点一滴的血汗钱，这不是钱，是他们对敌人的仇恨，是对胜利的希望！”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摘编自吴颖《40年改革开放之路，40个意义非凡的“第一”》

材料  王国维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且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成就大大超过前辈。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等，为后来学者提供了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

陈寅恪自幼接受中、西学教育，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言，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等四篇论文，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陈寅恪的蒙元著述不多，但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运用等特征的新时期标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根据材料，概括王国维和陈寅恪作为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史学研究的原则。

①体现了蕃汉分治的特点   ②不利于强化君主政治权威

③体现了崇文抑武的政策   ④源于农牧复合的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