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帝国建立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系统和官僚体系。……就秦朝的郡县制度来说，从考古发掘统计出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甚至最小的县城的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由秦帝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可以从上到下传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错。秦帝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地区是两横两直四条主干道，然后以此为基础对外展开若干条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效率很高，得到神经末梢回馈讯息的效率却有所不足。

材料二  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的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

材料三  唐朝真正走向灭亡，应当是唐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导致的。……唐末的气候并不寒冷，照说不应该有过不下日子的情形，也只能是因为课税太重，而政府上层不了解民情，百姓实在没法忍受的时候，才会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唐朝政府的上层是由一小群贵族长期垄断的，那些来自民间的科举进士，其中不少也是贵族的子弟。更何况，科举出身的寒士很难真正进入决策阶层。另外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回避本籍的制度下都是外来者，对地方情形并不了解，而且又经常更换职务。因此，汉代地方官员可以承担的回馈信息的职能，在唐朝并不能实现。于是，小乱变成大乱，大乱连续不断，那么庞大辉煌的朝代，也就在农民的锄头和镰刀下，分裂成许多小国。

——以上材料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请回答：

材料一：张骞通西域后，设校尉管理屯田，“有副校尉，秩比两千石头，丞一人，司马、候千人个二人。”唐朝统一西域后，唐政府在西域驻扎重兵，任命各级官吏，推行内地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并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推广至西域。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亦重。”丁日昌也认为：“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防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清末甲午战败割台时，光绪皇帝甚至哀叹“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摘编自刘耀《晚清台湾海防建设研究》

材料三：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借外访机会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面对新一轮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快向东南亚、中亚、南亚开放而提出的，是中国将自身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相对接的重大战略构想。

——据中国日报网2014年9月17日电

材料一

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办法。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他们真心相待，与他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赢得了他们的爱戴。他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了亦君亦友的关系，既是国君，又是朋友， 由此保证了民族关系良性运行。

——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西藏先后出现蒙、藏贵族之争，准噶尔军攻占拉萨、 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叛乱等， 雍正六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也有被杀害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福康安率大军入藏，在藏族人民支持下，将入侵的廓尔喀(尼泊尔)军队全部驱除出境，廓尔喀王请降。乾隆帝曾指示福康安，一定要妥立章程，以改变西藏各项制度废驰，噶伦与地方官员舞弊、擅权的状况。于是，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及西藏地方官员共同议定了章程。章程明确了西藏灵童转世、 军政事务等具体规定。……章程还规定， 西藏涉外事务集权于中央，统归驻藏大臣管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唐代出现了多个新兴节日。开元十七年（729年），百官表请以唐玄宗生日为千秋节（皇帝诞节），得到唐玄宗首肯，唐玄宗还下令允许“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天宝五年（746年），陈希烈上奏，“太圣祖玄元皇帝（老子，唐奉其为始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这一建议得到皇帝首肯。贞元五年（789年），唐德宗颁布《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敕》：“朕以春方发生，候及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和同，俾其昭苏，宜助畅茂。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休假一日。”在中和节这一天，百官要献农书，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粒来赠送亲友。此外，迄今仍堪称“大节”的清明节和中秋节也在此时诞生。据史料统计，唐代节假日的总天数超过了40天。

——摘编自张勃、李学娟《唐代节日特征述论》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

——根据教材及相关资料整理

材料二 “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及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间之和平……联盟会员国为维护和平起见，必须减缩各本国军备至适足保卫国家安全及共同履行国际义务的最少限度……联盟会员国约定，无论何时联盟会员国间发生争议认为适于仲裁或司法解决，而不能在外交上圆满解决者，将 该问题完全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

——《国际联盟盟约》

材料三 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作出的反应。二战后影响中国

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冷战阶段，世界政治的最主要特征 是美苏两极对立。另一个是“后冷战”阶段，“一超多强”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

中国政府以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积极、负责任的行为，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21 世纪以来中国在维护亚洲安全、全球问题治理等方面更积极地树立这一形象。今天的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对捍卫全人类利益负有重要责任，中华民族的复 兴为世界所瞩目。

——摘编自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吴兵《从“天下责任”到“负责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