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材料一 秦、汉时期，我国封建制确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 疆域辽阔，边疆民族众多，汉族和边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其边疆管理机构开始形成为中央和地方双重体制，组织上日益严密，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

——摘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元朝把藏族地区统一在中央管辖下，忽必烈加封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总领宣政院事，“管领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同时制定“吐蕃刑律”，对西藏行使有效管辖。所有这些，即所谓“郡县吐蕃之地”，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明清继续在西藏行使主权，清在确认明治藏旧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有力地促进了西藏地区的全面发展，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摘编自李清和《中国古代民族》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取得重大成就。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化取得重要进展，以《宪法》为根本，以《民族区域自治法》为主干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民族区域自治执行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中央领导与决策机制加强、 自治机关能力提升、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职等协调配合，彰显了制度优势； 制度运行的监督机制受到重视，党的监督、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构监督、社会监督等相互补充，共同发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促进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巩固。

——摘自雷振扬、王明龙《改革开放 40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