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村庄上路

卢年初

    我那时以为这一生大概只会做一件事：离开村庄。

    我并非在村庄里过得不愉快，那里的水土很适合我，只不过村里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把离开村庄当作出息。我选择一个夏天离开，人们都在打瞌睡，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不要让他们以为我有什么留恋，以为我带走了村庄的什么东西，我走得要有出息，能留给他们的全留给他们。

    后来我发现我是自欺欺人。路上累了歇脚的时候，把行囊打开，里面装的是一整个村庄。我很羞愧，我曾想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把它们抖掉，但人生这段漫长的路上，想要的东西还未得到时，原来拥有的东西你也还无法舍弃。在县城读书，我不能舍弃我的贫穷。在寄宿的同学中，我的伙食比许多人都要差，一般我只买个小菜，另外吃自己带的家乡菜：咸鱼、坛坛菜、鲊辣椒。肚子饿了，就用炒米茶充饥。炒米茶是母亲亲手做的，只要用开水一冲，加点红糖，很香。在省城读书，我以为离村庄越来越远了，但我却无法摆脱家乡话的困扰。在机关里办公，我摆脱不了家乡老土的做派。我常常怀疑同事是不是私下里议论我是个乡巴佬。我常见到来看我的老乡，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我为此忧戚：难道真的就抛不开村庄了吗?

    在我尽力掩藏村庄时，村庄却如影子一样照看我，照看着许多像我一样从村庄出来的人。我毕业后被安排到这座城市，在城里我遇到一个叫莲的女子，她的一切都具有村庄的风韵。她不在乎我的家底，却看上了农家孩子的勤劳和朴实；接受她的爱情，我知道又等于接受了村庄的一笔恩惠。后来，我的继父、母亲跟着我进了城，开了一家土菜馆，曾经叫我害羞的家乡菜，全部端上了大桌子。家乡菜全部来自家乡的风水，别有一番滋味。借助土菜馆，我发了一点小财，我真的离不开村庄了。我开始懂得，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永远都是村庄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村庄的累赘；我们把她的善良播撒，也把她的丑陋翻新。

    不知何时起，我开始把村庄像糖一样含在嘴里，稍不留神，香甜就脱口而出。我走到哪里，村庄都扑面而来。村庄的竹器、村庄的粮食、村庄的花卉，全都进了城，我感到这一切似乎都是跟着我进城的。我们这些从村庄出来的人，常常聚会，侃起村庄，就好像是在村庄的某个田亩说话，高昂铿锵。当我们贫穷，老把村庄当作羞涩；当我们富有，又拿村庄来调味，我们永远在把村庄当作铺垫，当作背景。

    总感觉对村庄有所亏欠，总是不想爽爽快快承认，终于有一天，我的灵魂在不断在拷问中，村庄才真实地的凸现出来。走吧，回吧，从村庄出来的人，回去干点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干。村庄最初不认识我们，但等我们一开口，就知道我们是谁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毕竟赤身裸体地摸爬过，村庄还残留着我们的呼吸。其实正是我们想再次缩短和村庄的距离时，村庄似乎在一点点远去。村庄的风物，村人的思维，常让我们寡言少语，我们走近亲近，又走近了陌生。我们对村庄难以有什么回报，因为过去我们带走的太多。我们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一把铁锹，而是别的东西，这只有我独自在夜晚书写文字时才真正知道。

    而我那时疏忽了的是，我的文字又把村庄打扰了。我这后半生还有最大的一个愿望要实现，那就是什么时候，要让村庄打个盹儿，我要带着我去上路。（本文有删节）

刃

李新立

    突然想起“刃”，我被自己的这一闪念吓了一跳。

    金属的刃，是技术高超的匠人千锤百炼精心打造而成的，大凡削铁如泥的利刃，要有柔而坚的优良材质。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好刃似乎都沾了过多的血腥。因此，我尽量避开血腥和与血腥相关的词语，只说生活的日常。

    那年我十七岁，第一次进城。从东关车站出来，避开纷杂的喧闹，朝西缓缓而行。街道狭窄漫长，两侧的土台子上，摆满了高低不一的民房，这些房舍，檐子高挑，花格状的窗户裱糊了白纸，双扇大门钉了铜扣，笨拙得让人喜爱，而木质的材料上，全部涂了深红色的颜料，显得沉稳大气。想必它们一定是民国的建筑风格吧。临街的个别房子前，扬着商家的幌子，有酒有茶，有布有面，斗大的隶书是绣上去的，经年不会掉色。

    先是听见“叮当，叮当，叮当”的敲打声，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极具节奏。泥炉的火焰正好，一块铁在里面燃烧，支在一旁的砧台上，老师傅用钳子夹着一块已经打扁了的铁料，挥着小锤。小锤打下去，抬起，年轻的徒弟抡起大锤砸了下去。砧板上的铁，红星四溅，随后由红变黑，师傅又将它丢进泥炉。如此反复，一把刀有了形状。水槽里的水泛着浊红．带着高温的铁放了进去，雾气升腾而起，上面坐了神仙似的。刀口处一抹白，与众不同，名叫铁白，那是一把利器的刃。

    可惜的是，这个美妙的去处很快消失了，先是街道拓宽，土台子和那些建筑尽悉拆除，硬化了的人行道和楼房修筑而成时，民国遗风茫然无存，我也就不知道老手艺的去向。

    现在想起这个，是因为我所寓居的巷子里一声唱腔般的“启刀磨剪子喽”，突兀得让人措手不及，险些将行人撞翻。这也是个老手艺人，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在小巷子的出入口处摆了一条长凳，上面夹着他的家当。他没有坐在长条凳子上，而是坐在旁边的可折合的小马扎子上，当时就想到，他这是出于对一种老手艺的尊重吧。他用钢质铁器启磨菜刀时，肯定用力却捉拿得有些分寸，刀口卷起的铁屑，刨皮一般。然后在磨石上稍加抛光，菜刀的刃口就闪着宝贵的银白。

    无独有偶，不几日，又在巷口遇见了另一磨刀者。其实他是出售磨刀工具的，属于现代科技产品。叫卖声是从旁边的电喇叭里发出的，不是方言的唱，是普通话的讲。我看清楚了，任何刀具，置于规定的磨口，只需拉几下，刀口就可变得锋利，以他的现场演示，吹发可断，落纸可削。但不同的是，那个刃，有些粗糙，虽然发白，却不见银光划亮眼睛。

    我仍然要说有刃的生活器具。

    在老家农村，每一件有刃的家当都置放于指定的位置，比如，菜刀的刀背朝外或者朝下，出工的铁锨夹在腋下，锨头朝前，刃口向下，更不允许用有刃的家当直指他人。但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耕作者，要经得起许多磨练，要让它们熟悉你的体温和气息，你要有接近和使用它们的足够本领。一次，我合刃具时，没有多少经验，加上用力过猛，刃具的偏锋划在手掌上，没有声响，没有疼痛，只见鲜血直流，因此而耽误了几天的劳作。

    假货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连一把用以收割的刃具，也会有假货，即便是真货，也分三六九等。其中奥妙只有经年和土地打交道的人知道。我曾经跟着年长者去商店购买刃具，他拿过一沓，蹲在地上，抬起胳膊，逐一将手中的刃具摔到地面上去，将那种发出清脆声响的收到一边．，而后，又在这些刃具中用手指试着刃口。这些，是生活累积的经验，口传无效。假货材质不好，那只能算是一片硬铁，没有可用的刃口，就连裁纸可能都有些费力，更别说用来收割作物。年长者对这样的东西当然不会鉴别不出来，并且十分不屑。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片“死铁”罢了。由此，我认定一张好的刃具，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甚至是有灵性的。

    除了厨具和农具，几乎每个人都使用过有刃口的其他工具。小时，我用过的就有削铅笔的小刀，村小学门口不远处就是代销点，包容了许多日常所需的商品。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不是用现钱去购买的，是拿了可以当作钱花的鸡蛋，换一把铅笔刀和一支不带橡皮的铅笔。现在回想起来，剔除物质上的匮乏，竟然觉得有些古风的味道。（有删改）

小铁盒里的秘密

朱士元

（一）

    雪停了，大阳露出了久违的笑脸。路面被一层薄冰覆盖着，车子行驶在上面发出“咔咔”的响声。

    真是不巧啊，刚到淮阴就一连下了几天雪，今天终究可以出门啦。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显得很兴奋。

    爷爷，我们还得等一等，路面现在有点滑，车子不能开。孙子华振不打算急于现在就开车走。

    孙子啊，我真的有点等不及了。

    您别急，我们到了这里不就是等于到了卫爷爷的家了吗？

    不是还有20里的行程吗？

    20里转眼间就到了。

    好，好，那就再等一会儿吧。这个雪，和我们那年在战场上一样，一下就是好几天啦，雪停了以后，地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二）

    华伟是1949年2月参军的，那年他刚满20岁。到了部队，他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班长卫国。

    解放家乡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捷报也频频传来。华伟跟在比自己大两岁的卫国身后，学会了很多打仗的本领。

    战斗休息期间，卫国教华伟识字，还教他打枪扔手榴弹，还为他补衣服。很快，华伟视卫国为亲哥哥，卫国也视华伟为亲弟弟。

    要去海南了。部队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华伟的母亲煮了20个鸡蛋送了过来，她要儿子不要饿着。华伟无法面对母亲，劝她连夜回去了。

    华伟把20个鸡蛋分给了全班人，班长让他留着自己吃，华伟一个也没留。

    那么多的战斗，华伟经历了。他看着好多战友离开了他，心里想起来就会难受。

（三）

    华伟，我们马上要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战斗了。你怎么想？卫国问。

    保家卫国，这是七尺男儿的担当，我一定去！华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高望山战斗是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进行的。战士们已经断粮两天了，粮食还是送不上来，雪是他们唯一充饥的来源。

    敌人再一次反扑过来，战士们怒目圆睁，等待敌人靠近些，再靠近些。

    打！首长一声令下，敌人倒下了一片，余下的缩着头拼命往回逃窜。

    轰！一颗炮弹落在华伟身旁炸响。班长卫国掸了掸身上的泥土和雪花，睁眼看了看，只剩下他一个人能够站起来了。他看了看华伟正在向他招手，已不能说话。

    班长卫国走到华伟身边一看，伤情十分严重。他立即叫来担架，要他们立即将华伟送到战地医院。

    雪还在下着。雪花打得人眼睛睁不开。

    华伟对卫国说，你也负伤了，要去，你去，我在这里守着。

    你在这里已无意义了，得赶快走，有我在，敌人就别想上来。卫国坚定地说。

    哥哥，我是舍不得你何！华伟流泪了。

    弟弟，有军人在战场上流泪的吗？

    我委托你一件事，把我这枚军功章送到我淮阴老家，也好让爹娘高兴一回。卫国说。

    接了卫国的军功章，华伟便被担架队抬走了。

（四）

    卫国在那场战斗中牺牲的消息是连长告诉华伟的。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那一年。

    华伟离休以后，写了无数封信去查询卫国的家乡，可一个回音也没有。

    66年过去了、老人的心愿一直没有了却，这早已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病。

    华伟的叹息声，唤起了孙子的一种想法。孙子对爷爷说，爷爷，我上网给您查询，再请志题者们帮忙，一定能带来希望的。

    孙子，这有可能吗？华伟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孙子。

    试试吧！

    好！

    3个月过去了，华伟老人的孙子收到一条信息，上面显示的与老人要找的卫国的家乡和家人完全吻合。

（五）

    路面上的冰雪融化了。老人坐的车启动了

    卫国的侄儿已是年近80的老人了，见到华伟老人后泣不成声，说，叔叔有下落了，叔叔有下落了。

    华伟老人从小包中取出一个小铁盒递到卫国侄儿的手中，说，这是一枚军功章。

    卫国的侄儿用手轻轻地打开小铁盒一看，只见那枚军功章熠熠生辉。

    爷爷，这么多年，您一直不让我们看这个小铁盒，原来藏的是这么大的秘密啊。华伟老人的孙子既惊讶又感慨地说。

    是的，这个秘密可以洗清我叔叔那些传说中的不白之冤啦。卫国的侄儿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枚军功章。

    这么多年了，真的难为你们啦。华伟老人把卫国侄儿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谢谢您何，华叔！您的小铁盒藏了我叔叔的一生啊。卫国的侄儿忍不住流下泪来。

    坐在轮椅上的华伟老人郑重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卫国的侄儿向华伟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8年第12期）

“这一切都不是证据。”我心想。毕竟每一所文科中学都有一间美术教室，都有刷成黄色和绿色的走廊，墙上也都有老式弯形挂衣钩；就连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的《美秋亚》和九年级甲、乙两班之间尼采的小胡子，也不能证明我现在是在自己的母校。肯定有必须挂尼采像的明文规定。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规定为：《美秋亚》挂在一年级甲、乙两班之间；《挑刺的少年》放在二年级甲、乙两间；恺撤、马可·奥勒留和西塞罗放在过道里；尼采挂在楼上——楼上的学生已经学习哲学了。还有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一幅多哥的彩色画。《挑刺的少年》和雅典娜神庙庙柱中楣已经成了世代相传的，美好而又古老的学校摆设。而且可以肯定，一时心血来潮在香蕉上写上“多哥万岁！”的不会就是我一个。学生们在学校里闹的恶作剧也都是老一套。此外，也可能我在发烧，我在做梦。

失踪在1947

胡炎

①1947年一个阒寂的秋夜，大耳朵独自踩着霜白的月光向村外走去。在村头的老槐树下，他回过头望了望家的方向。

②望不到家，那三间瓦房同所有的村舍都淹没在了诡谲的月光里。不远处一只疤瘌狗用特有的破锣音梦呓似的叫了两声，丝毫没有惊扰每一扇窗里酣沉的呼吸。大耳朵激灵了一下，便接着向前走去，越过田垄，穿过丛密的小树林，爬上了斗折蛇行的山道。月光冰凉，照着他脸上缓缓淌下的泪水……

③多年后，大耳朵秋夜出走的情景依旧萦回在柳眉儿的梦里。她确信那天晚上大耳朵是含泪离开的，他在无边无际的夜色中不停地回头，就像一场身不由己的梦游。他被月光裹挟，走向了未知的远方。

④在此后的时光中，柳眉儿常想：我的大耳朵到底去哪儿了呢?

⑤这个疑问贯穿了她的一生，成为她后半生苦苦寻找的谜底。她向全村的人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大耳朵的下落。她甚至在恍惚中问过那只疤瘌狗，她说：“狗啊，大耳朵平日里待你多好，怕你饿着，省下半块馍都尽着你吃。你和大耳朵最亲，一定知道他去哪儿了对吧?”听不懂人话的疤瘌狗只是无精打采地吠了两声，便趴在墙根下打盹去了。后来，她几乎把能走到的地方全部走过了一遍，这样就几乎走完了她的一生。

⑥她曾无数次在梦中遇见她的大耳朵。即使在她老态龙钟的时候，梦里的大耳朵依旧是年轻时的样子。嚯，他可真帅，高挑个，宽肩细腰，鼻直口阔，尤其那两只威风凛凛的大耳朵，被日光映得赤红剔透。他就那么坐在大槐树下，手捧着一片树叶，吹奏着不知名的小调儿。她捯着碎步追上去，嘴里叫着：“大耳朵，你这个冤家啊……”但是，辽阔的夜色铺天盖地降下来，大耳朵在冰凉的月光中转眼便不见了，只有那条骨瘦如柴的疤瘌狗匍匐在老槐树下，吐着暗红色的舌头，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⑦柳眉儿和儿子盼归出现在潘教授的家中，是在1992年的夏天。那时潘教授正坐在阳台上，翻阅着一叠厚厚的资料。他没有想到家里会突然出现两个不速之客。67岁的柳眉儿看上去像一个极度衰弱的耄耋老人，被盼归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来到了潘教授的面前。还没等潘教授开口，柳眉儿就双手合十说：“教授，求你帮我找个人吧！”

⑧在这个燠热的夏日，党史专家潘教授和柳眉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到了后来，潘教授竟然落泪了。当然，年逾八旬的潘教授本身就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

⑨潘教授问了很多问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总觉得有什么细节被忽略了：“把你找过的地方都给我说一说，越详细越好。”柳眉儿如数家珍，县里、市里、省里的民政部门都去过了，亲戚邻居、田间地头、荒村古道、陵园墓地……能找的地方全找了；哪里也没有大耳朵的踪迹，倒是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在大耳朵出走后的几年里传得沸沸扬扬。

⑩“都是些什么传言?”潘教授扶了下老花镜，问。柳眉儿突然陷入了沉默，仿佛那些传言还像毒蜂一样在她的生命里飞舞。一直低头不语的盼归搓了搓手，替母亲接过潘教授的问话：“父亲失踪后，有人说他当了土匪；有人说他八成是到蒋介石的队伍里当了兵，成了俘虏……至于是死是活，没人能说得清。”

⑪“这不是没可能。”潘教授拧着眉头，沉思一会儿说。“不！”柳眉儿突然愤怒了，她站起来，枯瘪的两腮剧烈地痉挛着，“大耳朵是个好人，他怎么会去当土匪……”潘教授对柳眉儿如此激烈的反应始料未及，他有些尴尬，一时不知所措。呆愣了一刻，赔着笑说：“别激动，大妹子，坐下慢慢说。”

⑫柳眉儿不坐，全身都在战栗。她瞪着潘教授，好像这个她费尽千辛万苦打听到的“活菩萨”突然间成了她的敌人。他怎么可以随口胡说呢?他不老是宣称“不能让烈士的鲜血白流”吗?大耳朵就算当兵，那也一定是共产党的兵，一定是的。

⑬“你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寻找大耳朵。”潘教授说。柳眉儿扬起拐棍，坚决地截断了潘教授的话：“不用你费心了，他死了！”潘教授哑口无言，他看着柳眉儿转过身，狠狠地捣着拐棍，穿过卧室、客厅，拉开门走了出去，下台阶的时候，她脚下一绊，差点跌倒在地。盼归急忙扶住她，回头歉疚地看了一眼潘教授，嘴唇翕动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来。

⑭“他死了！”柳眉儿又厉声说，声音像折断的兵刃，在回旋的楼梯间猛烈跳荡。

⑮死前的头一晚，柳眉儿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这个梦颇为奇怪，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各种萦绕不绝的声音——草叶在脚下扑倒的窸窣声，山路上的砾石滚下山崖的嗒嗒声，无数流星划过天际的尖啸声，还有一种嘹亮而急促的“嘟嘟嘟”的号声……突然，号声戛然而止，柳眉儿突然惊醒！只觉四下寂然，耳边仅余一个女人忽柔忽怒的争吵声：“他活着——他死了——他活着——他死了——他活着！他活着！他活着……”柳眉儿觉得，这声音就是她的一生。

⑯现在，大耳朵可以告诉柳眉儿真相了，因为他们已经处于同一个世界。大耳朵出走是为了“干大事”，后来他在半路上遇到了战争，遇到了共产党部队，他在战斗中牺牲，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喋血疆场。但他参军完全是个意外，既没告诉村里，也没通过区上，县里自然更不可能有他的档案。但他最终还是沉默了，柳眉儿太累了，真的太累了，还是让她好好睡去吧，忘掉一切，包括大耳朵。

（有删改）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儿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她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