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

王安忆

    ①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②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③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

    ④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她一定要问我“1丈等于多少米”，我说：“老师只要我们知道1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可是，妈妈说：“万一有一道题目是1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只能跳脚了。

    ⑤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我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⑥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学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我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⑦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让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⑧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

    ⑨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总夸：“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有所不满，总说：“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似乎，对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或许也对。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和你姐姐一点不像。”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每周上3次英语课。只能敷衍应付。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写小说的梦。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选自新星出版社《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有删改）

仇恨

安勇

    袁五谷和袁丰登做了一辈子的仇敌。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都有置对方于死地的决心和勇气。

    比如说吧，一条路，如果袁五谷刚走过了，袁丰登就说啥也不肯再走，宁可绕远走另一条路。实在没有另一条路呢，袁丰登在这条路上走一步，就冲着想象中的袁五谷的背影吐一口唾沫，再走一步，又吐一口唾沫。吐完了就骂一句：袁五谷你真不是个人。当然了，袁五谷也是如此。

    我十岁那年，袁五谷从乡政府调到了县政府。转年，袁丰登从乡中学调到了县教委。没多久，上级就开始调查袁丰登的问题，查来查去发现，袁丰登这个同志是清白的，没啥问题。袁丰登也弄明白了，是袁五谷给上级写了封信揭发他的问题，意思就是想把他再弄回农村去。不久后，上级又开始调查袁五谷，查来查去，这个同志也是清白的。不用问，是袁丰登回报了一封举报信。

    某一天早晨，在县医院旁边的一座石拱桥上，袁五谷和袁丰登狭路相逢了。两个仇人一东一西，像两轮不共戴天的太阳似的，升到拱桥中间的弧顶处时，就同时停住了。袁五谷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丰登。袁丰登也不说话，拿眼睛使劲瞪着袁五谷。他们俩的影子投到桥下的河水里，一个伸着脖子，另一个也伸着脖子，看起来像两只斗架的公鸡。袁五谷不肯让路，袁丰登也不肯让路，都是钉子似的，在桥上钉着。后来，两个人，四只眼，都瞪得要冒血了，四条腿也不停地打哆嗦。这才同时把头转过去，冲后面“呸”地吐一声，下桥，找另一条路去了。隔着河他们又同时回过头来，冲着对方“呸”了一声。

    袁五谷和袁丰登虽然仇深似海，但他们俩对我都非常好，他们一个是我的亲二叔，另一个是我的亲三叔。而且在我心里，他们也都是挺不错的人。我一直想搞清楚，在他们这对亲兄弟之间到底理藏着什么仇恨？当然了，我更希望他们能解开心里的疙瘩，丢开仇恨。一家人和和美美地相处，不是更好吗？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父亲、母亲、爷爷、奶奶，二叔和三叔是为什么成为仇人的？但每次问，他们都摇摇头说不知道，知道的就是他们俩有仇。没办法我只好去问两位当事人，在这个问题上，二叔袁五谷和三叔袁丰登的回答是相同的，他们都告诉我六个字：袁丰登（五谷）不是人。我如果接着问为什么就不是人了呢，他们就都瞪着眼睛大发雷霆，摆出一副恨不得吞了对方的架势，闭口不提。

在二叔和三叔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成了我心头最大的一个疑团。后来我又问过好多人，他们都知道二叔和三叔有仇，有大仇，但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仇恨的根源。

    我二叔袁五谷在七十岁那年得了重病，临死指名要见我最后一面。我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想不起来该对他说点什么，最后竟然又问了他和三叔的仇很。已经奄奄一息的二叔听到三叔两个字，立刻瞪圆了眼睛，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他不是人。这也是二叔临死说的最后一句话，算是他的遗言吧！

    二叔死后，三叔大笑了三天，逢人就说那个不是人的家伙袁五谷死了，第四天早晨睁开眼睛，三叔还准备接着笑时，突然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们大家赶到时，三叔已经不行了，如果三叔也死了，那么我心头的疑团就永远也解不开了，所以一见面我就毫不犹豫地问三叔。当时，三叔的脸上还有一缕没来得及绽放的笑容，那笑容花骨朵一样在肉皮里含着。这次三叔没有告诉我袁五谷不是人。他好像仔细想了想，然后重重地摇了摇头，告诉我四个字。四个字刚说完，一歪头就走了。

    我三叔袁丰登的墓地在县城的一小山上，左边是棵老松树，右边是另一个墓地，是我二叔袁五谷的墓地。安葬了三叔后，我在两个叔叔的墓碑前哭了一整天，边哭边想着三叔说的最后四个字，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三叔说的竟然是：记不清了。

    这四个字是三叔在世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也算是他的遗言吧！

（有删改）

今生今世的证据

刘亮程

    ①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倒，砍掉那些树，拆毁圈棚和炉灶，我们想它没用处了。我们搬去的地方会有许多新东西。一切都会再有的，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

    ②我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去告别，不知道回过头说一句：草，你要一年年地长下去啊。土墙，你站稳了，千万不能倒啊。房子，你能撑到哪年就强撑到哪一年，万一你塌了，可千万把破墙圈留下，把朝南的门洞和窗口留下，把墙角的烟道和锅头留下，把破瓦片留下，最好留下一小块泥皮，即使墙皮全脱落光，也在不经意的、风雨冲刷不到的那个墙角上，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块吧，留下泥皮上的烟垢和灰，留下划痕、朽在墙中的木头和铁钉，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啊。

    ③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④有一天会再没有人能够相信过去。我也会对以往的一切产生怀疑。那是我曾有过的生活吗。我真看见过地深处的大风?更黑，更猛，朝着相反的方向，刮动万物的骨骸和根须。我真听见过一只大鸟在夜晚的叫声?整个村子静静的，只有那只鸟在叫。我真的沿那条黑寂的村巷仓皇奔逃?背后是紧追不舍的瘸腿男人，他的那条好腿一下一下地捣着地。我真的有过一棵自己的大榆树?真的有一根拴牛的榆木桩，它的横杈直端端指着我们家院门，找到它我便找到了回家的路。还有，我真沐浴过那样恒久明亮的月光?它一夜一夜地已经照透墙、树木和道路，把银白的月辉渗浸到事物的背面。在那时候，那些东西不转身便正面背面都领受到月光，我不回头就看见了以往。

    ⑤现在，谁还能说出一棵草、一根木头的全部真实。谁会看见一场一场的风吹旧墙、刮破院门，穿过一个人慢慢松开的骨缝，把所有所有的风声留在他的一生中。

    ⑥这一切，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没有扬起又落下的尘土，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人、牲畜，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谁会证实以往的生活--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

    ⑦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只几十年功夫，它变成另一个样子。尽管我早知道它会变成这样--许多年前他们往这些墙上抹泥巴、刷白灰时，我便知道这些白灰和泥皮迟早会脱落得一干二净。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他们挖墙边的土，一截一截往上打墙，还喊着打夯的号子，让远远近近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在打墙盖房子了。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他们也不填它，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一年又一年，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

    ⑧但我却不知道这一切面目全非、行将消失时，一只早年间日日以清脆嘹亮的鸣叫唤醒人们的大红公鸡、一条老死窝中的黑狗、每个午后都照在（已经消失的）门框上的那一缕夕阳……是否也与一粒土一样归于沉寂。还有，在它们中间悄无声息度过童年、少年、青年时光的我，他的快乐、孤独、无人感知的惊恐与激动……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

    ⑨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

光荣的孤独者

韩少功

    我与老一辈文学家交往不多，唯严文井先生是少有的例外，其中一份深情，与其说缘于私恩，不如说缘于公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旧的文学模式仍然在惯性滑行。有些苦心的新创，总是遭遇一些大人物严厉的面孔，不少革新者感到威压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庆幸一些文学大人物苦尽甜来重新出山，但对他们在台上的一些陈旧而专断的说教，又一直深感困惑和不满。

    有一次，我出席一个座谈会，听到一位老作家为朦胧诗大胆作辩护。我不觉暗暗吃惊，后找旁人打听，得知发言者即严文井先生。我没料到文井先生对文学新探索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宽容以及支持。这在老一辈中实为难得的异数。这次会上，没有什么人附和与支持他的发言，这使他在会场里多少显得有些孤掌难鸣，甚至身陷十面埋伏。

    会后不久，出于一份按捺不住的崇敬，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一些有关文学的粗浅看法，对他的勇敢与睿智表达感激。我没料到他不但细读了一个陌生青年的来信，还把我的一些小说和文章找来读了，很快回复了一封信：

    近年来，你的一些有关美学的议论，只要能碰到，我都看了。我的印象，你和另外一批年轻朋友，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些严肃问题，不人云亦云，不自卑自贱，也不自高自大。你们各有所得。

    他在信中对教条主义也大不以为然：

    我听了一辈子训斥，也不喜欢任何人在作品里继续训斥我，尤其接受不了那些浅薄之辈引用自己并未读懂的中外圣人的片言只语来吓唬人或讨好人，我很怀疑他们这样做的动机。

    他在这封信中热情肯定和鼓励了我的新作《爸爸爸》。我把这封信交给一位编辑，在1985年8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但在一次官方高层文件的传达中，我听到了有关方面对文井先生这封信的点名批判，我的小说《爸爸爸》当然也株连受斥——它们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例证。

    在整个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里，思想风向反复，曾身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先生，却一直被冷落在主流圈子之外，常常被主流媒体的镜头和笔头跳过。以致最后，他九十诞辰时的一个小小座谈会，相对来说还是规模很小，规格很低，在文学界几乎无声无息。他逝世之后虽有各种追思报道，但诸多媒体一般只提到他在儿童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他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出大义和大智的孤独抗争，对他多年来被实践证明了具有非凡眼界和非凡胆识的破冰之功，却奇怪地保持着沉默。

    我与文井先生的忘年之交就是在患难中开始的。以后每次到北京，我总要去他家看望。他的居室很狭窄，光线也很暗，成堆的书刊占去了陋室的绝大部分空间，只留下窄缝任人通过。如有两三客人入室，房内就拥挤不堪，主客双方难免“抵肘”和“促膝”。比较闲的时候，我与他会聊得漫无边际。他谈到的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让我大开眼界和大受补益。他对我的批评也毫不留情。有一段时期，我轻率应付编辑们的约稿，出手较松，就引起他的不满。

    “作者不动心，读者就更不会动心。读者是骗不过的”他警告我。

    之后，我们终于遭遇了一个尖锐的话题。当时我列举了东德与西德、朝鲜与韩国、大陆与台湾的对比，问他你不觉得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吗？

    他沉吟了很久以后说：“我不会向你隐瞒自己的观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什么天堂，我并不相信那种神话，但我的共产主义就是公平和正义，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是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我在这一条上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觉得有任何必要来改变。”

    我没有料到文井先生会有堂堂正正的别出一言，也没有回应这番道理的准备，于是一时无语。

自那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高歌猛进，一种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悄悄流行，贫富差别的社会矛盾正在加剧。面对崇私尚恶大潮，思想文化界很多人却助纣为虐。在他们那里，连“公正”和“平等”这一类词都羞于启齿，“理想”和“道德”更成了洪水猛兽——这正是文井先生曾经忧虑过和警告过的。当年很多攻击过文井先生的正统人士，转眼之间也成了红皮白心的新贵，争相抢搭着权力与资本两相勾结的时代快车、香车宝马，甚至在纽约曼哈顿和东京银座挥金如土。与同时代好些慌不择路的潮流追随者相比，先生当年的那一席话余音在耳。

    先生在一篇自白性的文章里说过：

    我最珍重的品德：敢于面对现实，承认事实。

    我最厌恶的是：伪善。

    我喜爱做的事：修改自己没写好的文章。

    我的座右铭：尽力认识各种局限性。

    我对文学的追求：反对成见与偏见，尽可能地跟谎话、废话唱反调。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

    孤独是孤独者的光荣。

    孤独者有一颗遍及天下的大心，因此在更广阔的世界和更久远的年代里，必有自己成千上万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本文有删节）

偷父

刘心武

    那晚我到家已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电灯，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地关闭着啊。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时，一仰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有贼！我忙从衣兜掏出手机，准备拨110报警，这时又忽然听见声响，循声过去，便发现卧室床下有异常，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咱们好商量！”

    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那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圆领T恤，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立起来，用那窗帘叉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东西掏出来！他把两手伸进裤兜，麻利地将兜翻掏出来，又把手摊开说：“啥也没拿啊！”

    但他那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保持着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我来到门厅里，开始讯问。

    “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问我。

    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警察来了，你会是怎么个处境呢？”他叹了口气：“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返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里熬一阵呗。”他那无所谓，甚至还带些演完戏卸完装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令我惊奇。

    他今年14岁。家乡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一年前开始流浪。现在就靠结伙偷窃为生。

    我望着被灯光照得瘦骨嶙峋、满脸大汗的少年，问他：“饿吗？”他眯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

    我决心放他回去，对他说：“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要跟你说，不要再干这种违法的事，你应该走正路。”他点头。

    我给他开门时，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

    天哪！原来还有个大活人在我床底下！我慌忙将窗帘叉拿到手里，准备拨110。这工夫那少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而且麻利地爬进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回到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我正想嚷，他对我说：“我要——我要我爸——求您了！”

    那幅油画，是我临摹的凡高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里，人物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碴的，看去不像个西方人倒像个东方农民。

    我细问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呢？你妈妈呢？”

    他执拗地告诉我，他没有妈。他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嫌他爸穷，跟别人跑了。他记得他爸，那扎人的胡子碴儿，那熏鼻子的汗味加烟味加酒味。

    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去年的一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呜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简单地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还有别的许多孩子的爸，给埋井底下了。

    少年说，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家窗外看见了这幅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他说他爸坐在床上想心事的时候，就那么个模样。今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

    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我听这孩子讲他爸的遇难，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清这孩子今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他父亲的画像时，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溢出了眼角。

    我把画送给了他。他不懂得道谢，我把门打开，他闪了出去。

    关上门以后，我若有所失。不到半分钟，我一溜烟儿跑下楼梯，气喘吁吁地踏出楼门，朝前方和左右望，那少年竟已经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只有树影在月光下朦胧地闪动。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派寂静笼罩着我时，我问自己：“你追出来，是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补充一句叮嘱：“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

站在后台看人生

朱光潜

    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

    站在前台时，我把我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他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亏人自肥。

    再比方生死，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决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者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水虫鱼特别优厚。

    因为如此着想，我把自己看作草木虫鱼的侪辈，草木虫鱼在和风甘露中是那样活着，在炎暑寒冬中也还是那样活着。像庄子所说，它们“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它们时而戾天跃渊，欣欣向荣，时而含葩敛翅，晏然蛰处，都顺着自然所赋予的那一副本性。它们绝不计较生活应该是如何，也决不埋怨上天待它们刻薄，不但和旁人一样，而且和鸟兽虫鱼诸物类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

    以上是我站在前台对人生的态度，但是我平时很喜欢站在后台看人生。许多人把人生看作只有善恶分别的，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是留恋，就是厌恶。我站在后台时把人和物也一律看待，我看西施、嫫母、秦桧、岳飞也和我看八哥、鹦鹉、甘草、黄连一样，我看匠人盖屋也和我看鸟鹊营巢、蚂蚁打洞一样，我看人和物，好比看图画，好比看小说，件件都很有趣味。

    这些有趣的人和物之中自然也有一个分别。有些有趣味，是因为它们带有浓厚的喜剧成分；有些，是因为他们带有很深刻的悲剧成分。

    我有时看到人生的喜剧。许多年前一位同事常常很气愤地向人说：“如果我是一个女子，我至少已接得一 尺厚的求婚书了。”偏偏他不是女子，这已经是喜剧；何况他又麻又丑，纵然他幸而为女子，也绝不会有求婚书的麻烦，而他却以此沾沾自喜，这总算得喜剧中之喜剧了。如此等类的事，我天天都见得着。在闲静寂寞的时候，我把这一类的小事件从记忆中召回来，寻思玩味，觉得比饮茶还更有味。

    其次，人生的悲剧尤其能使我惊心动魄。许多人因悲剧而悲观厌世，我却以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 悲剧也就是人生一种缺憾。它好比洪涛巨浪，令人在平凡中显出庄严，在黑暗中现出光彩。假如荆轲真的刺中秦始皇，林黛玉真的嫁了贾宝玉，也不过闹个平凡收场，哪得叫千载以后的人唏嘘赞叹？

    人生本来要有悲剧才能算人生，你偏想把它一笔勾销，不说你勾销不去，就是勾销去了，人生反更索然寡趣。所以我无论站在前台或站在后台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

    （选自朱光潜《谈人生与我》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