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泥泞

迟子建

    北方的初春是肮脏的，这肮脏当然缘自于我们曾经热烈赞美过的纯洁无瑕的雪。在北方漫长的冬季里，寒冷催生了一场又一场的雪，它们自天庭伸开美丽的触角，纤柔地飘落到大地上，使整个北方沉沦于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中。如果你在飞雪中行进在街头，看着枝条濡着雪绒的树，看着教堂屋顶的白雪，看着银色的无限延伸着的道路，你的内心便会洋溢着一股激情：为着那无与伦比的壮丽或者是苍凉。

    然而春风来了。春风使积雪融化，它们在消融的过程中容颜苍老、憔悴，仿佛一个即将撒手人寰的老妇人：雪在这时候将它的两重性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它的美丽依附于寒冷，因而它是一种静止的美、脆弱的美；当寒冷已经成为西天的落霞，和风丽日映照它们时，它的丑陋才无奈地呈现。

    纯美之极的事物是没有的，因而我还是热爱雪。爱它的美丽、单纯，也爱它的脆弱和被迫的消失。当然，更热爱它们消融时给这大地制造的空前的泥泞。小巷里泥水遍布；排水沟因为融雪后污水的加入而增大流量，哗哗地响；燕子在潮湿的空气里衔着湿泥在檐下筑巢；鸡、鸭、鹅、狗将它们游荡小巷的爪印带回主人家的小院，使院子里印满无数爪形的泥印章，宛如月下松树庞大的投影；老人在走路时不小心失了手杖，那手杖被拾起时就成了泥手杖；孩子在小巷奔跑嬉闹时不慎将嘴里含着的糖掉到泥水中了，他便失神地望着那泥水呜呜地哭，而窥视到这一幕的孩子的母亲却快意地笑起来……

    这是我童年时常常经历的情景，它的背景是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时间当然是泥泞不堪的早春时光了。

    我热爱这种浑然天成的泥泞。

    泥泞常常使我联想到俄罗斯这个伟大的民族，罗蒙诺索夫、柴可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蒲宁、普希金就是踏着泥泞一步步朝我们走来的。俄罗斯的艺术洋溢着一股高贵、博大、阴郁、不屈不挠的精神气息，不能不说与这种春日的泥泞有关。泥泞诞生了跋涉者，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和力量，给苦难者以和平和勇气。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泥泞的磨砺和锻炼，它会使人的脊梁永远不弯，使人在艰难的跋涉中懂得土地的可爱、博大和不可丧失，懂得祖国之于人的真正含义：当我们爱脚下的泥泞时，说明我们已经拥抱了一种精神。

    如今在北方的城市所感受到的泥泞已经不像童年时那么深重了：但是在融雪的时节，我走在农贸市场的土路上，仍然能遭遇那种久违的泥泞。泥泞中的废纸、草屑、烂菜叶、鱼的内脏等等杂物若隐若现着，一股腐烂的气味扑入鼻息。这感觉当然比不得在永远有绿地环绕的西子湖畔撑一把伞在烟雨淳淳中耽于幻想来得惬意，但它仍然能使我陷入另一种怀想，想起木轮车沉重地辗过它时所溅起的泥珠，想起北方的人民跋涉其中的艰难的背影，想起我们曾有过的苦难和屈辱，我为双脚仍然能触摸到它而感到欣慰。

    我们不会永远回头重温历史，我们也不会刻意制造一种泥泞让它出现在未来的道路上，但是，当我们在被细雨洗刷过的青石板路上走倦了，当我们面对着无边的落叶茫然不知所措时，当我们的笔面对白纸不再有激情而苍白无力时，我们是否渴望着在泥泞中跋涉一回呢？为此，我们真应该感谢雪，它诞生了寂静、单纯、一览无余的美，也诞生了肮脏、使人警醒给人力量的泥泞。因此它是举世无双的。

一颗未出膛的枪弹

丁  玲

    “娃娃，甭怕，咱是一个孤老太婆，还能害你？”老太婆亲热地望着面前张皇失措的孩子，“你是……嗯，咱知道。”这孩子大约十三岁大小，迟疑地望着老太婆。远处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一个人影，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

    “还是跟咱回去吧，天黑了，你往哪儿走，万一落到别人手上……”

    窑里黑魆魆的，他不敢动，听着她摸了进去。“不要怕，娃娃！”她把灯点着了。灶里的火光舔在他们脸上，锅里有热气喷出来。陕北的冬天，孤冷的月亮那黯淡的光辉涂抹着无际的荒原，流落的孩子却拥抱着甜美的梦：他又回到队伍，继续当他的马夫，继续同司号兵玩着……

    孩子跟在老太婆后边去割草。蒙着尘土的沙路上，寻不到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他热切地望着远方，他们——大部队到底走得离他多远了呢？他懊恼着自己。那天正在野外放马，突然飞机来了，他藏在一个小洞里，听着外面连绵不断的爆炸声。洞口塌了。等他好不容易爬了出来，就只剩他一人了。他大声地叫喊，凭着感觉一路狂奔，却没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后来才遇着老太婆。

    有人送来包谷做的馍，还有人送来羊毛袜子。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他不敢拿出来。大家都高兴地盘问着：“你这么一个娃娃，也当红军，你娘你老子知道么？”

    天真的、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他暂时忘去忧愁，重复着在小组会学来的话：“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去打日本……”

    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露出无限的羡慕，他就更高兴了。老太婆也扁着嘴笑：“咱一眼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你们看他那张嘴多灵呀！”

    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马嘶声、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烧着火的孩子，心在剧烈地跳：“难道自己人来了么？”

    “呯！”窑门被枪托撞开了。冲进来的人一边骂，一边走到灶边，“哼，锅里预备着老子的晚饭吧。”

    孩子悄悄看了一眼，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那帽徽是不同的。他的心一下紧缩起来。

    有人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她瑟缩地坐在地下，掩护她身后的孩子。“这老死鬼干嘛老挨在那儿，藏着什么！”老婆子一动，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孩子被抓到跟前。一个兵打了他一耳光。

    “老子有枪先崩了你！”孩子大声嚷叫，因为愤怒，倒一点也不惧怕了，眼睛里燃烧着火焰。

    “什么地方来的！”拳头又落在他身上，“听口音，他不是这里人！”孩子一声不响，只是咬紧牙。门突然开了，门口直立着一个人，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报告连长，有一个小奸细！”

    连长走了进来，审视着孩子，默然坐到矮凳上。

    “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咱要靠他送终的。”老太婆嚎哭起来。几个围观的老百姓壮着胆子附和：“是她的孙子。”

    连长凝视着那双直射过来的眼睛，下了一道命令：“搜他！”

    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连长手上：一把小洋刀、两张纸票子、一顶黑帽子。纸票反面有一排字，“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帽子上闪着光辉的红色五星。看着它，孩子心里更加光亮了，静静地等待判决。

    “这么小也做土匪！”

    “招来吧！”连长问他。

    “没有什么招的，任你们杀了吧！不过红军不是土匪，我们不骚扰老百姓，四处受人欢迎。我们对东北兵也是好的，争取你们一道打日本，有一天你们会明白过来的！”

    “这小土匪真顽强，红军就是这么凶悍！”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但也得了许多尊敬。连长仍是冷冷地看着他，又冷冷地问道：“你怕死不怕？”这问话似乎羞辱了他，他不耐烦地昂了一下头，急促地答道：“怕死不当红军！”

    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地在增加，多少人在捏一把汗。连长不动声色，只淡淡地说道：“那末给你一颗枪弹吧！”

    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许多人的眼皮沉重地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连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要不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地说，“连长，还是留着那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跑过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和他相比、配叫他土匪吗？谁还要杀他，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地由嘶哑而哽住了。

    孩子觉得有热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隔着一层水雾，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地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树上的波光

李宗贤

    ①我很遗憾自己不会画画也不会作曲，我所有的有点意思的感觉只能靠着文字来表达。当我在窗口望向河边美丽的樟树的时候，我好像是看见了天幕上一幅巨大的油画，油画里樟树浓密，树冠满缀着的精致而油亮的叶片，在北风中欢快地颤动，把阳光反射成一小片一小片密密的波光。波光里飞来飞去的鸟儿成丁游来游去的鱼儿，是我这时获得的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

    ②油画里颤动的粼粼波光，在我的奇特感觉中习惯性地转换成小提琴柔和的颤音和钢琴悠扬的装饰音，这装饰音表达的是某几片十分光滑油亮的叶片较为强烈的反光。树上的波光里其实很少耀眼的反光，樟树馨香的卵形叶片虽然油亮得近乎精致，但表面布满细微突起的脉纹，到底有了些许的糙涩，毕竟不如水面光滑如镜。樟树树冠的油绿系列底色上，偶尔夹杂着几枚嫩黄色叶片，冬日温暖的阳光便在我的视觉和听觉里同时颤动出了树上的波光的美妙效果。

    ③树上的波光让我的欣赏达到了某种迷恋的程度，我甚至会走火入魔地想象卡尔维诺所说的男爵住的树上无数的树冠里的波光。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在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维安正好完成了著名油画《沐浴的希腊贵妇人》，就在这年，差不多生活在这油画般的贵族家庭环境里的柯希莫，因为父亲阿米尼奥的训斥而决意从家庭出走，爬到翁布罗萨森林里的树上生活。那时候，比柯希莫大7岁的贾宝玉早已在《红楼梦》里出家到江西黎川洵口寿昌寺当和尚去了。所不同的是，贾宝玉的出家是他世俗生活的终结，柯希莫的上树却是他世俗生活的崭新开始。柯希莫在树上照样打猎、读书、恋爱、旅行，和各式各样的人交往，和社会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

    ④我完全是因为精致的樟树叶片闪烁的波光，而在短暂的幻觉中也成为树上的鱼的。我和柯希莫对于树的迷恋或许就是一种本性。我们的祖先几亿年前就从海里爬上长满植物的陆地，然后上到树林里生活，后又从树上下到地面生活；现在我们回到树上就算是回到了故乡。

    ⑤我对于树上的波光的迷恋，是因为它唤起了我藏在基因里的祖先生活的美好感觉。我确信我在童年时代在一个叫作水边的地方经常感觉到树上的波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清澈的水面轻轻荡漾着并愉快地闪烁细碎的波光。我说的水边不是《褐色鸟群》里无可寻迹的地方，我的水边有一个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闪着波光的湖。我感觉到在久远的记忆中难以确定位置的湖，有着江南水乡极其妩媚动人的性格和形态。

    ⑥相比树上的波光，水面的波光由于亮度过高而有些晃人眼眸。但这不是缺陷，而是两者间或婉约或豪放的风格差异。人们正喜闻乐见于千姿百态的风格差异。然而水面的波光无法再现我遥远记忆中柔和细碎、密密麻麻涟漪状的光点，这让我怀上了挥之不去的失落感。水面的波光无法再现我关于水乡的美好记忆，是因为水面接连不断漂浮着菜皮、果皮、鱼内脏、鸡毛、塑料袋、塑料瓶、快餐盒等有机或无机、能降解或不能降解的杂物，大量漂在水面和悬浮在水中的杂物使得水体不仅肮脏而且沉重，这些杂物最终使得水面由于肮脏和沉重，对于阳光和风的呼应变得非常迟钝，无法做到在朝霞映照、微风吹拂下泛起细密的绚烂涟漪，以至于谭元寿一唱起“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就会陷落到怀旧情绪中去。细密的涟漪是形成水面细碎波光的必要条件。我知道有一种叫作趋势的东西无可阻挡，水面细碎波光的必要条件消失，就是趋势无可避免的结局。

    ⑦树木上的波光似乎在温柔地对抗着趋势，以给人抚慰。高岸消失了，村落消失了，集镇消失了。无尽的消失凸显了树上的波光弥足珍贵。这种纯粹的波光，本来我可以在江南水乡的河面或湖面上很容易看到，现在我即使匍匐在水边，向近看、向远看都难以看到。造物主似乎为了安慰我无尽的失落感而让我在窗口认真看河边的樟树，很久以来，冬日宁静的阳光里，樟树的香味会随风丝丝缕缕隐隐飘进我家的客厅和卧房。

    ⑧那天我因为惊奇于柯希莫从12岁到65岁的53年里都生活在树上，生活在圣栎树、橄榄树、柠檬树、美国榆树、角豆树、桑树、玉兰树、橡树、无花果树、樱桃树、木瓜树、桃树、杏树、梨树、梅树等组成的森林里的故事，便无限感慨地在卧室窗口出神望着河边的老樟树。我在恍惚中望着森林的枝叶间如长尾山雀般轻盈行走的柯希莫，以及足可与冬妮娅媲美的薇莪拉的同时，望见了令我感动的树上的波光。

    ⑨这波光以树冠的形态呈现浮光跃金的诗情画意，保持并延续了我对水面波光的美好感受。直到现在，一种温柔的情意使我在这美好的恍惚中，觉得自己就是树上的波光里一条快乐游动的鱼。

（选自2019年3月31日《解放日报》）

文本一：

《边城》题记

沈从文

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我的祖父，父亲以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但因此一来，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因为它对于在都市中生长教育的读书人说来，似乎相去太远了。他们的需要应当是另外一种作品，我知道的。

照目前风气说来，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种作品是极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给人中国不需要这类作品，后者“太担心落伍”，目前也不愿意读这类作品。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么？一个有点理性的人，也许就永远无法明白，但多数人谁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话想说：“我这本书不是为这种多数人而写的。”大凡念了三五本关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问题的洋装书籍，或同时还念过一大堆古典与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们生活的经验，却常常不许可他们在“博学”之外，还知道一点点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因此这个作品即或与当前某种文学理论相符合，批评家便加以各种赞美，这种批评其实仍然不免成为作者的侮辱。他们既并不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便无法说明这个作品的得失，——这本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至于文艺爱好者呢，他们或是大学生，或是中学生，分布于国内人口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诚实天真的把一部分极可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国内新近出版的文学书籍。他们为一些理论家，批评家，聪明出版家，以及习惯于说谎造谣的文坛消息家，同力协作造成一种习气所控制，所支配，他们的生活，同时又实在与这个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远了。——他们不需要这种作品，这本书也就并不希望得到他们。理论家有各国出版物中的文学理论可以参证，不愁无话可说：批评家有他们欠了点儿小恩小怨的作家与作品，够他们去毁誉一世。大多数的读者，不问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读。正因为关心读者大众，不是便有许多人，据说为读者大众，永远如陀螺在那里转变吗？这本书的出版，即或并不为领导多数的理论家与批评家所弃，被领导的多数读者又并不完全放弃它，但本书作者，却早已存心把这个“多数”放弃了。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是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记

文本二：

《边城》新题记

沈从文

民十随部队入川^① ， 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由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② ， 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倘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一九四八年

【注】①民十：指民国十年，即一九二一年。②兆和：沈从文妻子张兆和。

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

我到北京的距离是一个晚上。头一天夜里从我居住的城市坐上火车，睡一觉，睁开眼时，到处都亮了，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城堡，呈现在天地旷野的正中央，浑身闪烁出圣洁的光芒。此时，我完全被唤醒了。

北京很大，这体现在距离上。我算过，从东土城到北京西站，差不多要一小时。这在我们那儿，是两座城市的距离。而在你尚未精确地计算出这个数字之前，往往就已经堵车。奇怪的是，这样大的一座城市却感觉不到混乱。被堵住的车辆不会像别的地方那样四处泛滥，依然秩序井然地排着队。就如尼采所说，一切都是顺序，包括堵车，包括等待。

我时常会为北京担忧，我不知道如此漫长的等待会让北京的脚步该怎样疲惫拖沓。然而就在这等待中，你突然发现哪里又冒出了几座高楼。我想，在这等待中隐藏着某种力量，外人难以发现，北京自有其节奏，我这个旁观者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

在北京，我住得最多的地方是菜市口。傍晚时我喜欢在这里闲散地踱步，在夕阳的余晖中与一条条老胡同相随而行，穿过一个又一个朝代，从元、明、清延续到现在，现实与岁月交织在一起，难以分辨。这是北京到北京的另一个距离。谭嗣同的故居莽苍苍斋，其实不难找，沿菜市口大街西边往南走几十步，土坡上就是。我没想过要去，那里，但不知不觉地走近了，这让我感到意外。我感觉我已走进了一个世纪前的某个傍晚，这是我第一次走得离北京这样近，以无意的方式。这院子里现在居然还住着人，我看见煤炉里冒出的黑烟。我看着烟雾后面那个生炉子的大爷，他走过来了，蹒跚着，仿佛是从历史的幕后走过来的。

从里边出来，我看见门口有一棵树，不知是什么树，是那种可以一边落叶一边又同时长出树叶的树。我慢慢溜达着，老胡同里静极了，夜色突然变得很深。脚底下有了一点闷闷的回声。这才觉得，北京很大，也很深。

老舍茶馆也是我喜欢的。红色的门廊，眼睛被一盏一盏的红灯笼照着，一派朱红，中国红。那八仙桌，那靠背椅，却是别出心裁的黑。这样的红与黑，深厚、恒久。二三好友围坐一席，嘴里有吃的，耳里有听的，眼里有看的。一个个优雅细长的女子，穿着旗袍，仿佛正从清朝走来，在满座的宾客中来回斟茶。而你往这椅子上一坐，也成了这里的一种布景和效果。叫板的痛快，品茶的悠闲，完完全全的老北京的风韵。只有茶是不老的，杯中香气缭绕，台上余音绕梁。这座上闲情，已不是消遣，已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您呐，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了。

从北京到北京，还有一种距离，在一个人的仰望中。每次我这样仰望时，似乎是在观察一个距离更远的北京。太多的蓝图，太多的挖掘机和脚手架、脚手架上的小旗子，太阳在头顶上威严地移动，一群寂静地飞过的鸽子……

从理性的视角看，保存是必要的，拆也是必要的。一座永恒的经典性城市，每个时代都该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价值。北京是古都，更是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它也己不能老那样匍匐着。尽管许多人对北京拆老房子持否定态度，但有一个事实是谁都看得见的，北京的腰杆子迅速地硬起来了，它站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超越一个又一个的距离。北京正在获得它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高度。

去看鸟巢的那天，日光温暖。秋天，一些残叶正在凋零，更多的树叶则在等待被季节染红。在亲眼看到之前，它是我心中的一个悬念，一座古老的东方古都同21世纪有多远？只看了一眼，我一下放心了，大气！舒服！我看到了那些坦率地暴露在外的结构，那相互支撑的网络状的构架与中国传统的镂空手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东方与西方的大美被天衣无缝地铆接在一起。当我知道它被《泰晤士报》评为全球在建的最强悍工程时，我更加深信，美是无国界的，这是人类的建筑，人类的艺术。

偶尔，我会抬头瞅瞅天空，看见半天云里的脚手架，那是我到达不了的一个高度。这个充满了对速度和效率渴望的时代，有一股激越的力量在汹涌，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正在血汗与泥浆中分娩的新北京，仿佛只属于咬紧牙关的生命和那些愿意为之竭尽全力的人。这是这个城市的真正骨骼。此时，我知道自己是多余的。我这样左顾右盼地走着时，发现我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是被这个时代和城市落下的一个人。

北京很大，但每一个北京人其实都活在某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他们安静地凝望，时间长了，会发现自己与这城市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那种生死不渝的维系，以及坚守下去的那份信心，是我这样一个匆匆过客难以理解的。北京仿佛是一个我行将抵达却又一直没有到达的城市。天才的卡夫卡早已替我描述出了那种最真切的感觉，北京是我远远就看得见的城堡，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它的方式。最后，我只能选择——离去。

每次离开北京时，我都会下意识地深深凝望。火车已经飞奔了很久，但仍未跑出北京。回头，我看见的是一个北京，再回头，我看见的是另一个北京。

（取材于陈启文发表于2008年的同名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