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七块

冯骥才

    苏大夫本名苏金散，民国初年在小白楼一带，开所行医，正骨拿踝，天津卫挂头牌，连洋人赛马，折胳膊断腿，也来求他。

    他人高袍长，手瘦有劲，五十开外，红唇皓齿，眸子赛灯，下巴儿一绺山羊须，浸了油似的乌黑锃亮。张口说话，声音打胸腔出来，带着丹田气，远近一样响，要是当年入班学戏，保准是金少山的冤家对头。他手下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逢到有人伤筋断骨找他来，他呢？手指一触，隔皮截肉，里头怎么回事，立时心明眼亮。忽然双手赛一对白鸟，上下翻飞，疾如闪电，只听“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贴块膏药，上了夹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来，一准是鞠大躬谢大恩送大匾来了。

    人有了能耐，脾气准格色。苏大夫有个格色的规矩，凡来瞧病，无论贫富亲疏，必得先拿七块银元码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则决不搭理。这叫嘛规矩？他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能耐就值七块，因故得个挨贬的绰号叫做：苏七块。当面称他苏大夫，背后叫他苏七块，谁也不知他的大名苏金散了。

    苏大夫好打牌，一日闲着，两位牌友来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远的牙医华大夫请来，凑上一桌。玩得正来神儿，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进来，往门上一靠，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淌汗，脖子周围的小褂湿了一圈，显然摔坏胳膊，疼得够劲。可三轮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块银元？他说先欠着苏大夫，过后准还，说话时还哼哟哼哟叫疼。谁料苏大夫听赛没听，照样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忧或惊或装作不惊，脑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过去，使手指指门外，苏大夫眼睛仍不离牌。“苏七块”这绰号就表现得斩钉截铁了。

    牙医华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说去撒尿，离开牌桌走到后院，钻出后门，绕到前街，远远把靠在门边的张四悄悄招呼过来，打怀里摸出七块银元给了他。不等张四感激，转身打原道返回，进屋坐回牌桌，若无其事地接着打牌。   

    过一会儿，张四歪歪扭扭走进屋，把七块银元“哗”地往台子上一码。这下比按铃还快，苏大夫已然站在张四面前，挽起袖于，把张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几下骨头，跟着左拉右推，下顶上压，张四抽肩缩颈闭眼呲牙，预备重重挨几下，苏大夫却说：“接上了。”当下便涂上药膏，夹上夹板，还给张四几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药面子。张四说他再没钱付药款，苏大夫只说了句：“这药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儿的牌各有输赢，更是没完没了，直到点灯时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临出门时，苏大夫伸出瘦手，拦住华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后，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银元里取出七块，往华大夫手心一放。在华大夫惊愕中说道：

     “有句话，还得跟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这规矩不能改!”

    华大夫把这话带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没琢磨透苏大夫这话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儿里钦佩苏大夫这事这理这人。

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在城市里，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了。但在喀吾图，生活迥然不同。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很多人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只有量身定做的衣服才能穿得平展。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来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狂风呼啸，昏天暗地，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窗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温暖和平，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地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得酥掉了。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的最不可思议的尤物——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曼妙地闪动，透明的尾翼和双鳍缓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软下来许多。

    当地男人们很少进屋，最固执的是一些老头儿，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即使穿了也死活不肯照镜子，你开玩笑地拽着他往镜子跟前拖，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多“拍兹”（漂亮），可越这样他越害羞，双手死死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再三提醒我们，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库尔马罕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跟在后面，量完尺寸我们让她先付订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三只鸡嘛，换条裙子，够不够？”

    她订的是我们最新进的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这块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做了一条裙子。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揽过旁边那矮小的老妇人，“叭”地亲一口：“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

    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还有的人自己送布来做，衣服做好后却凑不够钱来取，只好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个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她妈妈始终凑不出来，小姑娘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捏着新衣服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店里挂着！最后，我们先受不了了。有一天，这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惊喜得不敢相信，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量体、排料、剪裁、锁边、配零件、烫粘合衬、合缝……做成后，还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缲裤边。浅色衣服还得洗一洗，缝纫机经常加油，难免会染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沾得到处都是。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

    是这样的，帕孜依拉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就殷勤地劝她脱下来，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半天，把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将袖口做大，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马蹄袖”。

    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有删改）

位置

尹全生

    胡集镇最棒的摄影师早把照相的家伙架好了，镇机关全体人员也都各就各位摆开阵势了，就等市、县领导到位，合影照就可以开拍了。

    电话约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这时间已经到了呀。负责组织照合影的镇文化站站长心里着急，便拨打手机询问。市文联主席回话说，距胡集镇10公里的地方公路塌方，正在疏通。

    消息一传开，本已各就各位的人便“放羊”了，站长放开嗓子吆喝：“大家都不要远离，要招之即来呀！”他特地嘱咐王夏有：“市、县领导说不准啥时候到，你半步也不要离开这里！”

    王夏有是这次合影的主角。他本是国企的下岗工人，托人帮忙才到镇螺丝钉厂打工，电工兼搬运工。就是这么个小人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写了部中篇小说，被国内某权威文学刊物刊发，且该刊物准备推荐其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

    王夏有用不起手机。该刊物编辑部急需了解其个人情况，站长说刊物编辑部是乱点鸳鸯谱：胡集镇就这么个屁股大的地方，哪个人能写出较顺溜的广播稿，哪个人曾在市、县报刊上发表过打油诗，站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别说胡集镇了，就是县文联的笔杆子们、市里的专业作家们，也没有参评“鲁迅文学奖”的能耐呀！

    可是一了解，王夏有确有其人；再找到其本人询问，王夏有在某刊物发表中篇小说确有其事！

    小镇突然冒出了个打工的“文曲星”，这一来动静就闹大了：市、县文联主席及分管领导，一起前来召开座谈会，会前安排了个合影的活动。

    过了半点钟了。又过了半点钟了。市、县领导还没有来！

    站长心急火燎的。他不但要安排照相，又要安排座谈会，还要安排中午会餐、领导午休……因此便交代王夏有继续原地等候，自己则见缝插针，离开照相现场忙活别的事去了。

    站长忙完宾馆忙会场，到酒店后为件小事与老板争吵起来。正吵得天昏地暗时，他的手机响了。文联主席说市、县领导的车队已经通过塌方地点，马上就到！

    站长看表已经十一点了，撇下老板冲出酒店，脚跟打屁股奔向照相现场。

    站长满头大汗找到市文联主席请示问安，却遭到了一通责怪：“你起初不是说没有王夏有这么个人吗？”

    站长解释说自己办公室座机有毛病，接听时噪声最少有100分贝，把王夏有误听成“王家牛”了：“王夏有是我们文化站多年培养起来的，哪能……”

    这边还没解释完呢，镇长又过来催促，说是座谈会改到下午，现在十一点多了，上级领导该进餐了，马上安排照相吧！

    站长就扯起嗓子喊：“各就各位啦——”

    位置座次早上八点就排好了，领导还有王夏有的位置都预留在前排。可是，这就要开拍了才发现计划没有变化快：市、县领导不是10人而是15人！早忙晕了头的站长只得临时做工作：请原来安排在前排的副职镇领导改当“背景”。副职们都想落个“全尸”，迟迟疑疑地不愿挪窝。

    镇长见状只能拿站长杀鸡吓猴：“上级领导在大太阳下晒着，你还指手画脚个啥？你们几个还是屈尊到后排吧！”

    合影的阵势这才草草调整完毕。

    站长刚随便找了个地方，“茄子”还没出口呢，咔嚓、咔嚓——摄影师已经把活儿干完了……

    合影照第二天就出来了。照片上方有一行醒目的文字：“热烈祝贺王夏有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站长捧起照片端详，这一端详他的眼珠子就往外突了——从前排到后排，从左看到右，死活找不到王夏有！

    他出了一头冷汗，找到正撅屁股干活儿的王夏有：“这照片上怎么没有你？”

    年近五十的王夏有吭吭哧哧地说，当天快十一点时工厂电路出了故障，老板差人把他揪回厂排除故障去了，“老板说要是误了生产就炒我鱿鱼！”

    站长的脚就乱跺开了：“这这这……”

要求赔偿

蔡楠

    那一天满江心里很高兴。其实满江不应高兴，他的玉米地滑进了一辆运货车。长势良好、已经甩了花花钱的玉米秸被碾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的，怪好的一片呢！

    满江当时正在玉米地里拔杂草，看到庄稼的惨景，他一把揪住了司机的脖领子，妈的，你小子长眼管尿泡的，怎么单往庄稼地里跑？

    乡下路窄，刚下了雨又滑，一没注意，就进来了。司机嗫嚅着说。

    你是什么地方的？

    就是前边工地上的，司机抬手一指说，我拉得全是办公设施，急用呢！

    满江知道那工地在建一个大项目，叫ＴDＩ工程。整天车来人往机器轰鸣的，黑间白日没消停过，光施工就快两年了。工地肯定很有钱呢，很有钱的工地上的车不能白轧老百姓的庄稼。满江这样想着，就松开了司机的脖领子说，你看这事怎么处理？白轧庄稼叫谁也不干！司机说，我们赔偿损失呗！满江就扣了司机的驾驶执照、记下了车牌号码，然后一挥手，你走吧，明天我去你们工地要钱！你在单位等我！

    第二天，满江就来到了工地，那司机果然在等。司机说，我带你去办公室吧；就领着满江沿小柏油路向里走。满江还是头一次来这里，没想到工地这么大，足有千儿八百亩，一片一片建成的或正在建的楼房，像地里长起来的秋庄稼。满江想，这工程是大呢！

    进了办公室，司机指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说，这是我们孙主任。孙主任，他就是那玉米地的主人。

    孙主任哦了一声，连忙倒了杯水端给了满江，大哥，你坐下先喝杯白开水，我们才刚安家，还没买茶叶。

    满江没接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粗声说，我家的玉米可是毁了一大片，你知道庄稼人种地不容易呢！

    谁有办法也不种地，种地赔本儿。买种子，买农药，买化肥，哪一样都得钱，这钱不好来呢！

    谁也不能白糟践我的玉米，如果白糟践行，我还糟践别人的呢！

    孙主任眨巴眨巴镜片后的眼睛，连声说那是那是，你说赔多少钱吧？

    八百，啊不，一千元！满江说。

    你别讹人，总共才那么几十棵玉米咋值那么多钱？司机忍不住说。

    你嫌贵别把车往我地里开呀！满江噌地立起身，这么说我不要钱了，我要你赔那原来的玉米！

    孙主任瞪一眼司机，又把满江摁下，大哥你甭着急，我们肯定要赔！要是一二百我就能做主，可千儿八百的必须刘总指挥说了算。工程这么大，资金紧张得很呢！现在总指挥去工地勘查去了，你先喝点水，等等他好吗？

    满江就又坐下，喝了口茶，啊噗——这水真难喝。怎么？你们就喝这水，像咸菜汤。

    喝了两年了，忙着搞基建，配套设施还没上。水没过滤，难喝不算，含氟量还高呢！孙主任摇着头，沙哑着嗓子说。

    满江就愣在了那里。

    等了半天，仍不见总指挥的人影。到了中午，孙主任就带着满江去食堂吃饭。四菜一汤，满江吃得很舒服。走出食堂，司机气喘吁吁地跑来，对孙主任说，总指挥回来了，要你们去他办公室！满江想，孙主任这人不错，比那司机有水平，要是他轧了我的玉米，赔个一二百也就算了，可不知总指挥是个什么人呢？

    未进总指挥办公室，满江隔着门缝就看到一个头发已经灰白的男人一边啃着方便面，一边拿着笔在一张图上圈划，桌子上放着一杯水。进了办公室，孙主任作了介绍，满江禁不住问，总指挥，你中午就吃这个？

    唉，工作忙，条件差，习惯了，总指挥笑了笑，抹抹嘴唇，那嘴唇裂了几个细小的血口儿。

    我们司机糟践了你的庄稼，又惹你生了气，我批评他了。我们愿意赔偿。不过一千太多了，我们正在创业时期，工地上有困难。来，这是我的500元工资。你拿去吧，别嫌少！总指挥掏出了钱，说。

    将来，我们正式投产，赚了钱，一定加倍赔偿，怎么样？总指挥把钱塞到了满江手里，皱着眉头把桌上那杯水一气儿喝了下去。

    满江知道那水难喝。满江攥钱的手也变得难受起来，能要人家的工资吗？人家是总指挥，中午啃方便面却招待咱四菜一汤。咱不就牺牲了几棵玉米吗？那才值几个钱？他们没日没夜地苦干，比咱牺牲不大得多吗？和他们相比，咱真是太没觉悟太钱迷心窍了……

    想到这里，满江把钱重新塞到总指挥手里，又把扣下的驾驶证还给了司机，然后说，总指挥，这钱我不能要，你还是买点东西养身体吧！玉米不用赔了！

    不过，我有个要求，能不能让我给你们往工地上送点好水喝？一天两趟，给个脚钱就行！满江又说。

    总指挥干涩的眼睛就变得湿润起来。

扎满鲜花的吊桥

阿成

    姑姑的第二故乡，在“白山王气，黑水霸图”的坡镇。那是中东铁路上的一个重要车站。旅客站在月台上环顾四周，的确有一种东北大野的苍茫之感。

    镇子中央，便是那条古时可以扬帆的蚂蚁河。蚂蚁河源自张广才岭，早年水势极壮，清冽而湛凉。法国人产的三星啤酒，就是汲这里的水酿成，并从这儿运出去，享誉整个战乱迭起的欧洲市场。

    斗转星移，到了20世纪初，蚂蚁河的水势渐渐地小了，几叶扁舟，一域静水。于是，便有了那“座”用数十根粗麻绳拉就的绳索桥。若女人在桥上面走，悠悠然，十分的俏——这情景的确是坡镇的神来之笔。

    到了盛夏避暑的季节，每值周末，照例会有一趟从省城哈尔滨驶向这里的旅游专列。那些到伪满洲淘金的俄国人、波兰人、法国人，纷纷洗净一双双掠夺的手，领着自己的家眷到山清水秀的坡镇来度假。

    姑姑就住在蚂蚁河南岸的一幢俄式的铁路房里。

    姑姑每天都要提一个很大的篮子，带着她的儿子，到阳光灿烂的南山坡上去采野花。那时姑姑已经20岁了。20岁的女人在那个时代，似乎是很大很大的岁数了。不像现在这个宽容而充满着同情心的年代，连40岁的女人依然可以甜甜地称自己是个“女孩儿”，并在自己很时尚的坤包上系一个可爱的小浣熊。

    姑姑是坡镇上出名的美女。几十年后，我去看望姑姑，仍然能看出来姑姑年轻时那美人胚子的影子。

    姑姑初到坡镇时，没人知道有关她的故事。单知道她的男人死了，带个儿子从她的第一故乡博平，千里迢迢到黑龙江来谋生。

    在坡镇人的眼里，姑姑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

    那时的坡镇，差不多是俄国人的地盘。不会俄语，几乎无法在这里谋生。于是，姑姑便进了当地俄国人开的女子中学。那时候姑姑只有18岁。两年后，姑姑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

    ……坡镇的南山坡，俨然一个天然大花园，姹紫嫣红，盛开着数不清的百合、芍药、玫瑰、野菊花和达子香。姑姑要赶在省城来的那趟旅游列车到来之前，采满一大篮子的野花。然后，带着儿子，去那个横跨蚂蚁河的绳索桥，把采来的鲜花，分别扎在长长的绳索上……

    旅游列车到了，一下车，就能看见那个扎满着鲜花的绳索桥，它像一条锦龙似地拦江而过，于是，那些来度假的洋人都欢呼起来。

    这是姑姑的工作。由一家旅游公司付给她一点点微薄的工资。

    有时候，姑姑用野花扎成一个个花环，卖给那些来这里度假的洋女人……

    日月如梭，光阴如箭。蚂蚁河的水越发地瘦了，越发地憔悴了，只剩下深沟里的窄窄一束，坡镇人甚至可以赤着脚趟过去了。

    那座绳索桥已经不见了，似乎已无存在的必要了。每逢周末的旅游列车早就停了，过去的一切恍如梦境了。

    姑姑仍然住在蚂蚁河南岸的那幢铁路房里。姑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壮实得像头牛，他完全有力气养活姑姑了。

    姑姑老了，已经是满头的银丝了。每逢天清气朗的日子，姑姑照例要提个小篮子，去阳光灿烂的南山坡采野花。

    清和的南山坡上空旷无人。年迈的姑姑把采来的芍药、玫瑰、野菊花，扎成一个绚丽的花环，然后戴在自己头上。

    南山坡一下子变得神圣起来。姑姑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少女，她也有一个女人的绚丽而温馨的梦啊……

    一次，成了男子汉的儿子突然向姑姑问起了他的父亲。

    姑姑凝视着儿子，突然苍老地痛哭起来……

    儿子望着窗外，望着那开满鲜花的南山，长长地叹气了。

（选自阿成《扎满鲜花的吊桥》）

俩老头儿的醉梦时光

原上秋

过了大堤，下坡，就是黄河滩了。

俩老头儿在那里生，在那里长，那里的每一座房屋，甚至路边的每棵荒草，他们都熟悉。

这条路，他们瞎摸也不会走错。沿着这条蜿蜒的土路下坡，走不多远

老陈问，今天到你家喝，还是到我家喝？

老薛说，到我家吧，去你家要从前街绕到后街，曲里拐弯的，太远。

老陈说，我家隔壁有一个小卖部，能凑个下酒菜。

老薛说，不用，我这里有你弟妹炸的花生米，举了举。

他们来到老薛家。老薛家好找，在大路边上，门前有三棵大槐树。院子中间摆着一张石桌，是四个石墩。（甲）那是他们原先经常喝酒的地方。他们很熟练地把花生米和酒摆上，一人倒一杯，互不相让。谁喝完，倒是喝出吃大席的感受。不大一会儿，一瓶酒见底

老薛说，老陈啊，我咋觉得像在做梦呢？

老陈说，你回家，让弟妹掐掐你，那就是梦；掐着感觉疼

老薛说，在生产队的时候，你当队长，不到年根儿，泥腿不拔出来洗。

老陈说，那，也没吃上个啥好东西。

老薛说，后来呢，包产到户了，但一年忙到头，还是没富裕。

老陈说，（乙）黄河滩里，你想咋样？老薛站起身，晃了一下才站稳。他回望刚才坐过的地方，微微一惊：根本没有所谓的石桌，变成了三个很大的土坑。

老陈也站立起来，屁股上全是灰土。他们刚才是席地而坐。几颗花生米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像羊粪一样滚着。（丙）空酒瓶歪在边上，瓶口正在滴着剩下的酒，在泥土上涸出一枚铜钱。（丁），他们对视，继而大笑阳光散乱一地，这是一个整村搬迁后的废墟。那些残砖碎瓦告诉你，这里曾是被烟火气浸润过的地方。老人们靠着几十年的记忆，总能轻车熟路找到这里，找到自己曾经的家。

老陈和老薛结伴儿回来好几次了。

他们笑着打着，打着笑着。老薛突然哭起来：老陈，咱们的家

停住手的老陈扶着老薛说，废话，不是没了

老薛说，我每次上那楼时，总感觉没迈进这院子脚下踏实。

老陈说，你思想跟不上形势。当初政府动员搬家，我第一个响应

老薛说，我不是也搬了？

老陈说，你还不是怕留在黄河滩里，没人和你做伴儿，你说你，是不是落后分子？

老薛说，我哪能和你比，老干部，当看到你们戴着大红花，站在主席台上领奖时，到时候也戴个大红花啥的。

老陈说，一定能。说罢，大笑一阵，去他家看看。

去老陈家，遇到麻烦。他们记得，从老薛家出来，见一个大石头再朝北走。大石头去哪了？没有了大石头，就没了走路的参照。转了半天，老陈说的小卖部也没了影，记忆中的街道和现在咋也无法印合。

老陈就说，不找了，回吧。

老薛附和着说，不找了，回吧。

回来的步履有些沉重，他们一直推着车走，谁都不说话。上了黄河大堤，一片繁华。那是黄陵新区。黄河滩里的人，都沐浴在新生活里……老陈打破沉默，现在，让你搬回来住，这个，孩儿们肯定不愿意。老陈说，就说你自己。老薛突然笑了，是大笑。老陈也笑，用手抹一把脸，湿了一片。他们又出发了。前面的路灯一下子亮起来，是他们的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