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与社会制度的产生

    从历史上各民族的图腾崇评来看，图腾是某种社会组织或个人的象征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图腾制度，是规范人行为层次的社会组织系统。正如英国学者里弗斯所说，图腾制度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拉德克利夫也认为图腾帝4度为有关社会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组织原则。

    图腾制度是图腾丈化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而且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制度。

    图腾产生之前的原始群尚处在自然状态中，各群体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原则。图腾产生之后，每一个群体以一种图腾作为名称和标志，而且同一部落的各群体的图腾互相不重复。这是当时约定俗成的社会组织原则。法国学者倍松说，图腾制度“把各个‘个人’都区分属类，造成一种‘图腾的卢籍制’，所以这种制度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组织制度，而且以母亲的血缘关系的维持为基础”。所以，图腾制度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制度。

    斯库耳克拉夫特用“图腾制度”来表示氏族制度。对此，摩尔根认为：“倘若我们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中都才戈不到一个术语来表达这种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制度的一切特征和性质，那么，‘图腾制度’这一术语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使用这个术语亦自有其便利之处。”在这里，斯库耳克拉夫特和摩尔根都认为图腾制度就是氏族组织制度。其实，两者之间是不能画等号的。图腾制度产生于氏族之前，而氏族形成后，继续沿用过去形成的图腾制度。所以在氏族社会，尤其是母系氏族社会，普遍实行图腾制度。

    图腾制度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每一个社会组织都以图腾——动物、植物、无生命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一一作为名称和标志。第二，同一部落的各个群体，图腾互相不重复。如印第安人波塔瓦塔米部落有十五个氏族，其图腾分别为十五种不同的动物。第三，同图腾者皆为亲属。根据图腾组织制度，一个部落内各群体的图腾各不相同，但不同部落的群体，图腾允许重复。在约四十个印第安部落中，以熊和狼为图腾的氏族分别有三十多个。这些部落不同而图腾相同的氏族，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彼此都视为亲属，认为同出于一个图腾祖先，相互间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我国白族虎氏族成员也认为同图腾者皆为亲属，如出门在外，虽素不相识，但只要是以虎为图腾的，便亲如兄弟，生死与共。

    图腾制度在形成之后，随着图腾文化的发展而目臻完善，并随着图腾文化的衰亡而为其他社会组织制度所代替。

魏晋时期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可能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论文》）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相联系的。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当时，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作者持“魏晋封建说”，认为我国秦汉时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自魏晋开始。)更没有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的和名声的。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曹植在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炼词造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精心练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都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

——摘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 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屈原列传》等史料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而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纫秋兰以为佩。”“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其他季节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

（节选自周秉高《<离骚>写作年代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