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应该有延续文脉的自觉性

葛剑雄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是因政治功能而形成并生存的，基本上都是从国都至县（邑）的各级行政机构驻地。这些城市往往也是全国的或地区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甚至是军事中心。但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一座城市的其他功能也可能随之消失。一旦城市的功能改变，即使自然条件依然如故，相应的硬件和软件都会随之改变。否则，这些硬件和软件不是过剩就是不足，或者只能废弃，城市就会失去生命力。

    城市功能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城市的文脉上。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不仅仅是指当时存在的文化，还包括过去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则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城市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如线，也已岌岌可危。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便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的，但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

    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些物件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像去想象，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即使是属于封建、迷信、腐朽、反动、罪恶的旧物，也有必要适当保留一些，以便让后人了解历史的另一面。

（选自《环球人文地理》）

    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知识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集体协作中进行的，需要有善于同他人协作的品德和能力，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讲究信誉。

    一个知名的企业向社会招聘高级管理人才，面试中有一道题：“请写出你原来所在单位的最大秘密和对我公司有何价值。”应聘者对此各陈所见，但最后被录用的却是一位对此题交白卷者。有人问及原因，老总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专家的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一项事业的开拓，一项创新活动的成功，智力因素往往只占20%—30%，人格要素占70%—80%。由此，人们对德才兼备又有深一层的认识，在重视智商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情商的提高。

    所谓情商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情绪、品质和人格素质。它包括个人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个人了解自身感受、能够控制冲动和情绪波动、理智行事的能力；面对各种艰难考验时能保持乐观自信心态的能力。如果说智商测量的是你适宜从事什么工作，情商测量的则是你在这个工作中能否成功。可见，青年人在走向成才的奋斗中，既要开发智力，更要养成健康人格。智商如同飞鸟的双翅，情商犹如翅上的羽毛，__________________。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

“字”有多解

    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汉字的定型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形音义三者一体的“六书”构造系统，使得汉字本身具备相当的完整性，从而能够灵活组词。比及表音文字，汉字笔画繁复，却是当今世界上仍在通行的最古老文字。汉字结构精致，形状优美，韵律协调，内涵隽永。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之所以能够引起国人那么大的兴趣，除了出于对母语的情感外，还因为汉字本身具有活泛的灵性、睿智的义理、幽深的趣味，蕴涵着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

     “字”的本义是生孩子。“字”的结构，上有屋宇，下有子息，合起来会意，即在家中产子。乍一听来，似乎有点奇怪，其实这里说的是汉字的派生原理。唐代书家张怀瓘说：“文字者，总而为言。若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浸多，因名之为字。”在我国的经史典籍中，“字”含有“孳乳”“怀孕”“生殖”“繁衍”“养育”“爱抚”“教化”等意思。

在今人眼中，“字”，就是文字，没人会把它与生孩子联系起来。倘若仔细考究，即便是后来，乃至现在，“字”的表意尽管不再与生孩子相关，但也不限于记录语言的符号，还可以拓展为文书、信函、书法、人名、嫁娶等意涵。

    称文书为字。签署合同、契约、协议，订立遗嘱、保证书以及书写借条、收条、欠条、领条、发条等，口头语叫“立字据”，所谓“空口无凭，立字为据”。为防日后争讼，涉及利益交割的字据还要有担保人签字画押。字条，也称条子，可视为凭据。字条虽小，有时也能办大事。管事的条子往往是走后门的通行证，递条子办事的做法自古就有。

    称书简为字。“见字如面”的意思是：看到这封信，就像见到了本人一样；“由字度人”的意思是：通过这封信，想象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字如其人”的意思是：书写的风格就像他本人的品性。

称书法为字。人们把书法绘画作品统称为字画。北宋书画家米芾，将蔡襄、沈辽、黄庭坚、苏轼以及自己的书法分别称为“勒字”“排字”“描字”“画字”“刷字”。米芾的概括简明通俗，说的是书法的运笔风格。

称别名为字。过去的读书人因礼节相关，姓名之外有表字。《礼记•曲礼》云：“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成年后就要取字，以便他人尊称，同辈及晚辈不得直呼其名，所以有名讳一说。命名取字的讲究很多，通常要“名字呼应，互为表里”。《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字孟德，孟为排行，“德”与“操”相呼应；孙权，字仲谋，仲为排行，“权”与“谋”相呼应。这一古风延续到近代，乃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如辜鸿铭、孙中山、胡适之、梁实秋等称谓，都是表字冠姓而不是姓名。

    称嫁女为字。待字闺中指的是成年待聘的女子。古时女子“十五及笄”，盘起头发，插上簪子，这叫“上头礼”，表示已经成年。“及笄”后再取一个“字”，表示嫁人了。所以，成年女子尚未婚配，就叫“待字闺中”。

    中国文化一个最首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性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性情和情感方面是最发达的。性情是属于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之间的，而情感是属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当然有时我们并不严格区分两者。

    性情乃是由心而发，由“心性”而生。这种性情是独立的、自我欣赏的、悠闲自得的，然后外化为各种自然的事物上，使这种性情显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刻。例如，只有中国人才有“梅兰竹菊”这样精致高雅的性情的外化物，梅之凌霜傲骨、兰之清逸雅致、竹之高风亮节、菊之淡泊不拘，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独立的性情人格。中国的诗是抒情的，中国的画是写意的， 中国的琴是直达心灵的。梅兰竹菊自有其精神，琴棋书画自有其性情。中国人的饮食也是最丰富和最讲究的，中国人讲究色、香、味、形的完美统一。中国人饮茶叫“品茗”，而西方人却是“喝茶”。只有带着性情才能是“品”，而满足生理就只能叫“喝”了。中国的陶瓷之所以精美，是因为它和制作者的情感是一一对应的，是带着性情、带着神韵的。中国之所以有精致的刺绣，也是因为其中蕴涵有中国人精致的情感。中国的景观、建筑、亭园，无不对应着中国人精微雅致的性情和情感。中国人的审美观是性情化的： 当一个事物和一个人的性情、心性和心灵相通的时候，便产生了中国式的美，也只有这时才产生中国式的美。

    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的这种“性情化”放到世界文化中去比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就世界文化而言，可以分别以西方、印度、中国为标志，基本上划分为三大类型，它们反映的文化特性分别是“物性”、“神性”和“人性”。

    西方文化将“物性”表现得非常极致，他们的物质文化非常发达，而物质文化的手段——科技，也相应的可以非常发达。西方设计的许多制度特征也是“物性”的，尽量排除人的情感因素。西方所说的“自由”是指人身及其行为的自由，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多是“心性”的自由。西方文化的“物性”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生理上的需求。

    印度文化则将“神性”表现到了极致。这里的神性指的是人的“精神”上的最高程度。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但西方也有宗教如基督教，为什么我们只把印度文化称为“神性”的呢? 因为只有佛教才要求将人的精神提高到最高的境界，要求人抛弃世间的一切俗念，那就真的是“纯精神”的了。印度文化的“神性”满足人的精神和信仰上的需求。

    中国文化则将“人性”表现到了极致。我们经常说“人性化”，其实真正的人性化就是人的心情和情感达到最愉悦的状态。中国文化的“人性”是性情化的，它从根本上满足了人的心理上的需求。而且，中国人似乎也最追求这种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这种情感和心理需求是和生活紧密相连的，同时又高于生活，但没有到达印度神性文化中超脱世俗的、纯精神的层面。

（节选自《人民文摘》《论中国文化的魅力》）

    传统中国基本是将财权集中于中央为主，但由于管理区域的扩大和公共事务的增多，地方政府在承担一定政治、经济、社会功能与责任的同时，自然而然被赋予一定的财政权力，甚至在晚清还出现了中央财权下移和地方分权的现象。

    清代初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野，但有以“起运”“存留”为标志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划分和调整。“起运”与“存留”实质上就是中央与地方对于所征收钱粮按一定比例进行再分配。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事权的高度集中导致财权的高度集中。户部作为中央财政主管机构，制定财税征管政策，包括修订和编纂《赋役全书》以实现各省、州、县的赋役定额化；推行和利用诸如“易知由单”“实征红簿”“串票”“截票”等征税工具，以及滚单催征、顺庄编里等征收方法，确保赋役的足额征收。与此同时，通过起运、存留制度调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支比例，通过解款和协款制度调剂不同省份、不同地方之间的收支余缺，从而控制地方财政。

    康熙朝以后还采取“悉数解司”与户部掌管“奏销”的举措，进一步强化中央对于地方财税的掌控。各地征收钱粮“悉数解司”等于取消了以州县为单位的财赋存留，州县正项经费开支必须随时向布政司及其所辖的户部寄存库领支。而清朝前期的奏销制度，除了由布政使司汇总所属府州县当年的赋税出入数额，核造上报计簿（“奏销册”）给户部审核外，还由督抚另外“复核”题奏，以达到相互监督之目的。雍正朝以后推行的耗羡归公，将地方官加征的杂税部分公开化和合法化，从而加强了预算外收入的管理，以实现其集权之目的。

从起运与存留的比例来看，清代中央有逐渐加强集权之趋势。清初，存留与起运各占一半，随着军费开支和中央财政的匮乏，中央政府开始对地方存留进行削减，地方存留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康熙中叶至嘉庆、道光年间，地方存留一般不超过25%，嘉庆末年甚至仅为17.4%。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比例从对半分配变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形成集权型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清代中央集权型财政关系至咸丰初年发生了转变。此时，为了镇压各地起义，清政府军费开支急剧膨胀，中央财政左支右绌。为了维持王朝统治，只得允许各省自行经营筹划，从而导致地方督抚财权扩张。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以湘军为代表的地方军事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通过征收厘金和推行捐输等不同途径筹措军饷，而这些财政权力逐渐被地方督抚所掌控。厘金原本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开征的一种临时税种，属于在商品的产、运、销等三个环节同时征收的商税。后来在全国推广并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与田赋、盐课、关税等一起构成晚清的四大支柱收入。由于地方权重，厘金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而中央政府无法左右。正如郭嵩焘在《郭侍郎集》中所言：“今之厘金，惟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式……一听督抚之自为。”此外，捐输事宜虽要经户部批准，但各地方设立名目繁多的劝捐机构，户部根本无法考核其收支情况。各省督抚以厘金、捐输等自筹经费，必然导致地方督抚财赋支配权日重，而“户部之权日轻”，户部的奏销制度名存实亡。

    今年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画展中，署名“夏雨冰”的多幅绘画作品引起关注。近日，这位创造力不遑多让的“夏雨冰”身份被揭晓，原来它就是以会写诗闻名并且已经出版诗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据研发人员介绍，该智能机器人在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画家化作进行学习后，原生绘画创作能力已经具备一定水准。人工智能技术在进入文艺领域之后，凭借超强学习能力、记忆能力和迅捷高效的创作优势，正在拿出越来越多的作品果，显露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生产和文化市场方面的诸多可能。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创作吗”正成为一些人焦虑的问题。目前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弱人工智能，它具备人类一些高端技能，但在情感、意识等方面与人类差之千里。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进入依然促使我们反观人类自身创作的特点与优长——越是面临技术冲击越要端正和坚定本体价值，同时在文艺观念和创作实践上越要有新的突破和追求。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想要成为诗人徐志摩，它需要做些什么？它要拥有徐志摩的阅读量，最大限度接近他的创作素材；其次，它要学习徐志摩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因为徐志摩的诗歌特色是在与其他诗人诗歌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必须掌握当时其他诗人的特点，才能更好凸显徐志摩的诗歌特质。但这样，它就能创作出徐志摩的诗了吗？不，它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徐志摩的人生经历。所谓“功夫在诗外”，人工智能只有具备徐志摩的人生经历，还原他的所有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类似徐志摩的诗来。

    没有人生，我们无法理解诗和艺术。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遭遇滑铁卢。据研究，尽管人工智能具有令人炫目的高超技能，却很难模仿人类基本、无意识的直觉。它可以轻易学会下棋，但一个婴儿都可以做到的感知世界，人工智能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艰难训练，甚至即便如此也未必学会。

    文艺创作就是这样一座人工智能很难翻越的山峰。创作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它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来自人生际遇和内在情感，基底是整个人生和人所处的整个世界。在形式层面，人类未必会比人工智能厉害，但是将形式与生命体验深切关联在一起，创造出更优美、更有冲击力的作品，人工智能没法与人类相比。这是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人类创作的真正尊严。

    正如有人所说，机器人写诗不是要代替人写诗，而是帮助人把诗写得更好。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创作上各有优劣，重要的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如何发挥人工智能作用，帮助我们提升创作品质和水准，让人类创作如虎添翼。就像以往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将推动艺术创作革新一样，这一次，我们获得了一个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强大和更方便的工具。它将重塑艺术创作格局，也将重塑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长远来看，这场巨变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来了，不仅仅带着它的作品来了。我们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刚刚接触到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尚未思及深层问题。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会对我们的观念和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正视挑战，在挑战中发掘价值、抓住杋遇，必将带来艺杺创作的新变化新收获。

（选自《人民日报》2019年6月7日《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