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在引领 贵在自觉

仲呈祥

    从去年开始，一部不趋时、不媚俗的被称为“三无”(无女角色、无婚外恋、无明星偶像)的电视剧《士兵突击》火爆荧屏，并持续到了今年，引发了一种蔚为壮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电视台的文化类谈话节目到大学生论坛，从部队到工厂、机关和社会大众，人们都在议论“许三多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一部文艺作品引发一种波及上亿观众主动参与的社会文化现象，这在当下并不多见、且值得珍视。彪炳人类文艺史册的古希腊喜剧游乐活动，参与者不过数以万计，而今凭着现代传媒优势的电视剧艺术，得到了具有欣赏章回小说和连台本戏剧艺术传统的中国人的青睐。究其原由是历史品位、美学品位使然。这部作品最终社会效益的完美实现，不仅在于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自身的创造，有时也必须靠读者、观众及全社会一起共同创造。惟其如此，重视对一部文艺作品引发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正确引领，极为重要。

    譬如如何认识和评价“许三多艺术形象”?如何从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中获取精神营养?这里面有个“引领”课题。我孤陋寡闻，也至少耳闻目睹了几种不同的声音——在一家省级卫视面向全国观众的谈话专栏节目中，年轻漂亮的主持人向在场的观众发出这样的提问：“诸位女嘉宾，你愿意嫁给许三多吗?”全场哗然，然后无人应答。稍顷，一位勇敢的时髦女性站起来应对：“我愿意!”主持人追问其由。再答：“第一，许三多憨，不怕苦，我可以叫他玩命挣钱，供我花；第二，许三多实，不怕累，我可以叫他全包家务活，我轻松。”答毕，一片笑声，并无辩难。此可谓一种“引领”。另一种，某大学研究生论坛上，莘莘学子与编剧、导演、制片人对话，探讨“许三多性格”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你一言，我一语，认为其性格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力倡的“抱定宗旨”“自强不息”的因子，又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力倡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因子，且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民军队熔炉中锻造而升华为一种具有当今时代精神和现代人文精神的理想人格，它在一定程度土反映出时代与人民的呼唤和现实社会道德的某种缺失。此可谓又一种引领。

    两种“引领”，孰高孰低，不言自明。应当说，盛世文化，乃包容多样的文化。一个成功的典型艺术形象，引发各种社会舆论，不足为怪。但各种舆论与见解的高下是非，确须引领分辨。上面某电视台谈话节目中主持人面对那位年轻女士以庸俗的实惠主义去选择和理解“许三多形象”一言不发、一笑了之好呢，还是与人为善、外柔内刚地引领在场有高见的观众入情入理地加以辩难好呢?我看，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的电视台，还是理应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永远不忘胡锦涛同志早已阐明的“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伟大真理。

    能否在一切文艺活动中真正做到以先进文化引领整个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文化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深刻总结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建设经验，认为可以归结为“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并明言这便是他“要过的最后一重山”，并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来阐释何为“文化自觉”。这确为至理名言。惟其有了美自己民族文化之美、借鉴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之美，并善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将这两种美交融、整合、创新的自觉性，才能真正做到以先进文化引领和谐文化建设，以达到天下大同，即社会和谐。

    重在“引领”，贵在“自觉”——这是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须铭记在怀的—条要诀。

(节选自200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墓志铭与墓碑文考辨

王珂

    世人常把墓碑文当作墓志铭。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从墓碑和墓志的演变来了解它们的区别。

    墓碑的使用是在东汉以后。东汉之前，碑的用法典籍记载有三种。一是竖立在宫室前测量日影记时。二是在宗庙前用来拴牲口。碑上有洞，叫穿，绳子可以从中穿过，拴住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三是用作下葬时绑系棺椁的柱子，一般竖立在墓的两旁，其规制有严格的规定。按照郑玄的解释，天子可以用四个木碑，穿六根绳索下葬，诸侯两个木碑、四根绳索……而到了低等级的士，则不能有碑，只能用手挽着绳索下葬了。

    从这些记载来看，石碑是用在宫庙前面的，而墓地前的碑，为木质，没有文字，只起到承载棺椁下葬的作用，与后世的墓碑，作用显然不同。

    东汉立墓碑的习俗，应当和先秦、秦汉时期的刻石纪念、歌功颂德的传统有关。“物不朽者，莫不朽于金石”（蔡邕《铭论》），由于金铜材质较少，所以纪念性的墓碑就用石碑代替。我们今天发现的东汉初期的墓碑，如袁安碑、甘陵相尚府君碑都是有穿的石质墓碑。

    而墓志是在魏晋以后兴起发展的。墓志是埋在坟墓里的石碑，所以它的别称都带有入土的意义，如埋铭、葬志、圹志等。西汉中后期，世家大族建立祠堂、家庙，广立碑铭，刻石记其祖先功德，为的是团结族人，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以禁止厚葬为名，禁止立碑，其实是为了淡化士大夫们的群体意识，淡化世家大族的凝聚力。曹操立法的威严，使立碑之风受到遏制，但是人们依然按照立碑的风俗，把石碑立在坟墓之内，这就是墓志。魏晋时期的墓志，仿照墓碑而制，直立在墓内，不像后世的墓志都是平放。

    南北朝时期，墓志经过不断发展，已经逐步确定了其形制。我们看到的过渡期最具代表性的墓志就是南朝宋大明八年的《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是方形石质，但是还没有盖，加盖的墓志是洛阳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的《寇臻墓志》。这一时期墓志基本定型，为后世所效仿。

    禁止立碑的政策至隋唐之时，已基本解禁。但是相较于碑，墓志的使用却更加频繁。由于竖立在墓地前的墓碑，会因战乱灾害人事变迁等原因被损毁，而随同棺椁埋在一起的墓志，则一般不会被毁坏，它的长久保存性更强，因此，虽然禁碑之令有所松动，但墓志因具有独特的优势而被保存并传承下去了。

    再说墓碑文与墓志铭。墓碑文包括序和铭。序主要叙述死者的姓氏、籍贯、世系以及生平事迹等；铭在序之后，以韵文的形式来对死者进行歌功颂德。而墓志上的文字前一部分是“志”，即简述死者生平；后一部分是“铭”，即用韵语概括前一部分内容，并加以褒扬和悼念之意。墓志上的文字虽由墓碑文发展而来，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黄金明在《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中说得很详细：“就文体功能而言，碑文更注重铭颂德勋，墓志虽也记德铭勋，又很注重记事。碑文于序中更见辞彩，墓志于铭中更显文丽，故古代文章选集如《艺文类聚》碑文主要选其序，墓志则多选其铭。”

（节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12日第391期）

影视剧片名诗意莫强求

刘佳

    从《千山暮雪》《寂寞空庭春欲晚》，到最近热播的《人间至味是清欢》，近几年，许多影视剧喜欢援引或模拟古诗词原句作为题目，这现象似乎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一时间银幕荧屏仿佛都氤氲着一层诗情画意，是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细想起来，在中国传统艺术中，诗歌是最为源远流长的一个艺术门类，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词，每个时代的人文精神、审美气质都在诗歌中得到了艺术化的呈现。

    其实，以诗句为名无非是希望为作品平添一丝诗意，关键是诗意落在何处，是与作品的主题、重要意象契合，还是仅仅为了营造画面感、格律感？《一江春水向东流》《人间正道是沧桑》《东边日出西边雨》《几度夕阳红》……这些影视作品以诗句为名，片名和内容能够充分地相互诠释，“未成曲调先有情”，观众还没看作品就已充满期待，而这期待来自于诗词名句的蕴藉。

    也有一些影视剧片名虽然采用了诗词常用的格律形式，但不知是故意追求朦胧感，还是诗词功力不够，堆砌了一些色彩感较强的字眼儿，而意义晦涩难懂，和作品本身的思想主题几乎毫无关联，就像用五颜六色的水粉在书籍封面上画些千奇百怪的图案。这样的文字游戏，除了徒增观众的费解程度之外，看不出有其它功效。名字起得好不好还在其次，如果为了附庸风雅随意篡改古典诗词名句，并因此误导了正处在学习期的青少年观众，那就如同广告用语和网络用语随意篡改成语一样，对祖国语言文化的发扬和传承造成了伤害，得不偿失。

    起个好名字不容易，想出一句惊人之语更不容易，古人不是也常常“为赋新词强说愁”吗？艺术创作的多种尝试无可厚非，但影视作品的人气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内容和拍摄质量。创作者的真情实意，比片名的诗意更重要。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华龙文化，揭示了中华民族生殖崇拜和对初生生命的崇拜的历史3龙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之中，在中国古代，皇帝称为“真龙天子”，在民间人们也喜欢在家里装饰龙，龙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红山文化出土的“龙”揭开了中华文化崇拜龙的谈底。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猪龙其头部形象似一个猪首，身体则是一个“C”形，它充分证明我们的祖先创造的龙文化源远流长-从脊椎动物的胚胎演化来看，它们发育早期的胚胎全部呈现几乎完全相同的样子，并且身体都呈“C”形——龙形。显然，中华龙文化的实质是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生殖崇拜。传统的十二生肖文化，如果让龙打头，唯有龙没有现实的比照。龙除了是所有动物的早期胚胎之外，还是不同动物的整合，它包含了蛇、马、羊等化身。在中华文化中有“左青龙、右白虎”说法广虎踞龙盘”的成语等，这里的龙，应该是一种“威龙”威武之龙。红山玉龙，则可称为“生龙”——生命之龙。生命之龙与威武之龙整合以后的龙，可称为“神龙”，这也是在中华文化中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的开始。神龙的形态则由具体的生命与动物的形态所蕴涵的多种理念整合升华而成，其内涵仍然是中华民族生殖文化的最尚表达。

    关于龙文化的演化，现在人们比较认同的是，龙是由古代多种演化合一的结果：中国封建文明从鼎盛发生逆转、走向衰落的明代是龙文化的鼎盛期。随着清王朝的消逝皇室龙文化也终结为历史文化而在现代，中华龙文化则主要成为一种民俗的表达每逢春节等中华传统节日“龙”节目则必不可少；青年男女结婚时，常常会有龙风图案作为婚礼的主要装饰，表达“龙凤呈祥”的美好祝愿；中华巨龙的金蛇之舞则是中华文明辉煌发达的象征，表达的是“福寿綿延”之意：中华民族作为“龙的传人”，中华龙文化则又表达为每一位炎黄子孙对祖国深沉的认知情感―。

    中国龙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横亘万古的伟大文明。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同中国的必要的文化交流途径之一便是需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认知和理解中华龙文文化的内涵和历史演化过程。由于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因此不宜简单修改历史的形象传承但为了让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华之龙，可以考虑出多个标准样本龙，以在不同场合使用。

（摘编自《中华龙文化的源头、演化、内涵和意义》）

影 子

刘建超

    老街有“三老”，老招牌、老古董、老学究。

    老街的门店多，许多都是老招牌。看着不起眼的小店，门口的招牌上却是乾隆康熙所赐，在老街度过岁月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郑板桥之类的文匠骚客，他们题写的招牌楹联，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在犄角旮旯的小店中。老街的古物多，古董遍地都是。老街家里打一口井，就能挖透几个朝代。老街流传个笑话，两个青年打架，一个用铁锨拍人，结果人没有拍到，却拍倒了一段土墙。这个小青年就被逮走了——被他拍倒的是隋朝古城墙，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老街以前的私塾多，教书先生多，有许多还给皇亲国戚做过先生。所以，老街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

    霍老、乔老、贾老都是老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老街，只要是有沾点文化色彩的事情，三位老者是必被邀请的。三位老者都是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往场合里一站，就觉得文风氤氲，儒气荡漾，场合就显得有了品位，提了档次。

    三位老者聚到一起，抱拳作揖，称兄道弟，一派和祥。其实，背地里谁也不服气谁，论年龄，三人同庚，出生月份不同；论资格，都是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论学识，也都出版过自己的文集著作。老街有场合时，请一位还行，如果是三位都到场，如何排座次就是个费死脑筋的问题了。常常是因为前后的次序不满意，有的老者就会拂袖而去，弄得主家不尴不尬。

    天下事没有难得住老街人的。有人就刨根问底儿，看看是谁最先发表过文章。三老提供的资料竟然都是同一年。那就看看谁发表的报刊级别高，居然也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那就再看谁发表的文章字数多，三人都含糊着说记不清了，反正是版面挺大的。就有好事的人，去了京城的图书馆，查到了三老当年发表的文章，还复印回来了。结果是霍老的文章815字，乔老的文章770字，贾老的文章602字。霍、乔、贾的排序就被默认了。霍老自然就是德高望重的领头羊了。老街的一些脸面的事务，霍老也就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子的中间。

    面子上的事情解决了，心理感受还是不舒服的。在有的场合上，有意无意地就会涌出点暗波。霍老若是发了言，乔老随后就会提点不同看法，与之“商榷”。乔老若是发言了，贾老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问题，把乔老的意见给间接地损一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心照不宣，却能相安无事，得过且过。

    贾老心里最不安分。三个人当中，只有他年龄最大，比霍老早来到世上二十五天，比乔老早活了四十五天。贾老也比那两位早毕业一年，在学校也是一支笔杆子，若不是当年自己把不住滑，犯了点小小的作风问题，早留在京城混出个模样了。在老街混到一把年纪了，还是个“小三”，这让贾老很是不爽。排在老三，实际上就是个搭头，有你没你都一样。

    老伴最能理解贾老的心境，安慰他说，现在要看谁能熬过谁。我看那老霍老乔都不如你结实，好好锻炼吧，机会都是留给活得最长的人。贾老心中豁然开朗，制定了一整套的健身养身计划，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出席一些场合，他就特别注意观察老霍老乔的状态，闲聊听他俩念叨这个脂肪高那个血糖高的贾老就特别受鼓舞，自己啥都不高，就是心气高。

    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先是霍老中风住院去世，乔老接替了一大堆的名誉头衔。后是乔老心梗，撒手人寰，贾老继承了一大堆名誉头衔。以后，只要有车接，有饭局还有点小意思，贾老都会显身于各种场合。

    贾老在场合上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正中间了。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似乎只是坐着，因为场合上的发言不是长官就是老板经理董事长，轮到贾老该说话时，就到了饥肠辘辘的开宴时分，个个都心不在焉，交头接耳，贾老也就没有了讲话的兴致。

    有一次，贾老坐在场合的中间，百无聊赖，忽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肉身，在场合上空游荡，看到自己的那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就如同影子一样在耗费钟点。贾老恍然，其实在场合上，自己就是被用来做影子的。

贾老觉得影子很好玩。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仁学”。“仁学”的主体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思想。关于“仁学”的基础，《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孔子视孝悌之亲情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孝悌通过“能取近譬”，将爱父母、爱兄弟、爱妻子扩展为爱君主、爱国家及爱一切人。的确，从人伦关系的角度来看，亲情无疑是人之生存的基本条件，由亲情、爱情、友情，推而广之到一切道德情感，从而构成“仁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依据。

    然而，不同于西方思想家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平等地“爱一切人”，孔子的“推己及人”，其对象是有限制的。仁爱等道德品质是区分小人和君子的标准，是“君子”（有德有位者）的专有物，小人（无德无位者）则往往与仁爱背道而驰。正是在此基础上，孔子对于道德情感的适用对象给出了较为明晰的界定，仁爱不仅包括爱“好人”，即爱“君子”，而且也包括恶“恶人”，即恶“小人”。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创立了“义”学。孟子“义”学的主体是“不学而能”之“良能”、“不虑而知”之“良知”的性善思想和“先立乎其大”、“养吾浩然之气”之“求放心”的道德修养思想。如果说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据——亲情，是一种事实根据的话，即通过客观描述父子之间的亲情来推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感情，那么，孟子所言“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的仁义思想的根据——性善，便是一种价值根据，即通过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来引导道德主体自我实现其先天的性善。亲情是父子这对道德主体之间的情感互动，而性善则是道德主体的自我呈现。与孔子相比，孟子将政治伦理的希望全部压在单个道德主体的身上，政治伦理思想的实现，是道德主体存养扩充先天的、本真之性善的结果。

    孟子既然设定人性本善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条件，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方方面面都自然要以性善为基点。然而，“性善”虽然能够满足政治伦理思想基础的普遍性条件，但孟子本人也意识到性善的原初性不充分，如其所言：“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一定的物质生活财富对“民”之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条件性，性善就不再是绝对基础了。

    与孟子一样，荀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可以概括为“礼”学。“礼”学的主体是性恶思想，“积善成德”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及“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思想。荀子认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人性之恶，礼义道德是基于人性之恶而人为（“伪”）产生的，是用于制约和改造人性之恶的产物。一方面，道德之善就是“伪”的结果；另一方面，“性恶”是“伪”的前提。以此为基础，道德主体自身才要“积善而全尽”地进行自我修养，社会才要以“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

    综上所述，孔子以道德情感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孟子、荀子以人性善恶为基础，分别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大都不出这两类。

（摘自王乐的《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