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坐席

朱筱新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在相互交往时，经常会考虑如何安排坐席的位置，以此表示对来宾和长者的敬重。实际上这一传统习俗自西周开始，在我国已有3000年的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

    形成于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最早采用规范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方式，将这一传统推行到上层社会和家居生活中。尽管西周时期“礼不下庶人”，建立礼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强化奴隶社会等级制度，以协调奴隶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但进入春秋时期以后，随着奴隶制度“礼崩乐坏”，又出现“知识下移”“礼下庶人”的局面，这一传统的礼仪制度也因此深入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广泛遵守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在中国古代家居生活中，桌、椅等家具尚未出现前，人们在室内活动时是坐在铺设于地面的席上的，故称其为坐席。中国的传统建筑平面为方形，故室内有四个墙角，称为四隅。“西南隅谓之奥，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宧，东南隅谓之窔”（《尔雅·释宫》）。孔子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就说明古人对这种建筑已司空见惯。房屋平面为方形，室内的坐席也就按照方形布置，并以不同的朝向区分主次、高低。

    古人在安排主宾的坐席时，需要依据在场的每个人不同的身份、地位或年龄，选择恰当的位置朝向，以此突出长者、尊者的地位，表示对长者、尊者的尊敬。同时也使在场每一位人的坐席位置都“恰如其分”，以体现“长幼、尊卑有序”“主次有别”的原则。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宫室、衙署、府邸以及民居建筑，均将堂作为建筑群落的核心和主体，其建筑面积最大。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一般称正房为堂。堂在家居生活中，是接待宾客和举行活动的重要场所。按建筑形制区分，堂的位置因在室的前面，而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规格也比室高。

    堂的朝向为南，堂内北面亮而南面暗。因此堂内的座次，以南向为尊，西向次之，东向又次之，北向为卑。

    在中国古代的宫廷建筑中，宫殿亦属于堂的性质。所以皇帝在宫殿上的坐席为南向，即所谓“背北朝南”，实际就是依据始于西周时期礼仪制度的规定，以此显示其至尊的地位。在宫殿内这样安排坐席，更含有凌驾于群臣、庶民之上的意思。

    堂的后面是室，与堂之间有户相通。室一般是主人居住或家庭内部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室内的四个墙角中，西南隅奥是室内的祭祀之所。所以奥在四个墙角中地位最尊。因此室内的座次，以东向为尊，南向次之，北向又次之，西向为卑。

    无论是堂内还是室内，在坐席的位置即座次中，位尊之座是其他位置坐席的中心。在这个坐席入座的人，自然成为在其他席位上的人共同尊敬和拥戴的人。不过在交谈、宴饮等活动中，还有一位起着组织、协调作用的人士，实际上也就是活动的主持者。在所有参加活动的人士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被称为“主席”或“主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中，“主席”逐渐成为领导者的代称。

（选自《百科知识》，有删改）

    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到，“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朝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朝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朝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朝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朝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得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京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郎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朝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京城民众的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扇子作为实用器物产生，却被逐渐赋予了深层次的象征含义。从统治者在重重“障扇”下出行，到读书人借“便面”遮面；从汉宫始人托执扇抒弃妇之情，到魏晋名士持麈尾扇谈经书之义……自古文人笔墨着重记叙的扇子，其实都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缺少联系。然而在宋代商业活动繁荣、市民文化兴起等种种历史大趋势的影响下，扇子第—次作为日用品受到了关注。

    在南宋移民的笔下，林林总总可发现专卖扇牌的、专卖扇柄的、专卖折叠扇或团扇的各色商铺——这些悄然花样翻新的商品也许昭示着在温暖的江南，扇子受到了更大的欢迎。

    那么这些商店中的扇子是怎样一番模样、又反映了普通百姓的何等观念？展开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持扇的人物形象屡屡出现，他们手中拿的大抵是竹扇纸扇一类。这样的材质称不上奢靡，似乎与时人连饮酒都要全套银器的性子不符，但贵在轻便、又有其他材质无可比拟的天然意趣。妇人的扇子则往往施加装饰，在绢面扇子上以逸笔勾画花草虫鸟，成为所谓“画扇”。然而，市井中的宋人并不喜新厌旧。比起奢靡的王孙贵族，百姓们总是务实的。当扇子坏了，还有那些走街串巷、以修扇子为业的匠人，用如今的我们已不能得知的技艺，将破损变为缺陷之美。

    不论装饰如何、工艺如何，宋人所使用的各式扇子在形制上大抵还是团扇，这也是自汉代班婕妤《团扇诗》起就萌发的传统。然而两宋的街头，一股源自异邦的新风已悄然暗度，带来时人眼中尚且陌生的折扇。根据《宋史》记载，早至端拱年间，二十余把折扇就作为礼物，被日本使臣进奉给宋太宗。之后，在北宋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相国寺里，也出现了进口自日本的高级折扇。扇面上一改本土“画扇”上的花鸟图案，绘以清远萧瑟的山水，意境独绝。

    作为舶来品的折扇并未能在北宋民间流行开来。不过，在南宋这种情况可能有所改观。在《梦粱录》中，吴自牧记载了都城中的铺席，其中就有“周家折叠扇铺”一项。也许当时的匠人吸收了折扇的形式，仿制出了汉地的版本，并且成品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以至于有独立的铺席专门经营。同时，南宋人周密在其《癸辛杂识》中也提到了自己对“倭人之扇”的看法。不同于北宋前辈们的赞叹之情，他批评日本折扇“或作不肖之画于其上”。从“中国之善画者，或不能也”到“作不肖之画于其上”，这样的转变，是不是又暗示了中国匠人贩卖的仿制品，精致程度已出于发源地之上呢？

    小市民的扇面一挥一摇，不止驱散江南酷暑的清风，更让礼仪伦理赋予的繁缛深意褪去。持一把图案灵动的画扇，或带着异国风情的折扇能为寻常的路途增添几分清凉与情趣。扇子花样翻新，始终不变的是对美的追求。更难得的，是有生长于斯的文人将这些风貌，用始于宋的视角与风情，一一记叙下来。

（摘编自李怡淙《掌中暗度故城风——宋人生活中的扇子》）

    人们的生活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文化也随之而不断变化和发展。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带来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历史学家汤因比发现这是人类文明兴衰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一过程的结果是，文化自信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

    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而引发了文化的剧烈变革。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不断扩大市场的内在需求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文化震荡，引发了普遍的文化危机，人们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成为普遍问题。

    文化认同危机冲击、瓦解了传统的文化自信，引发了人们对既有文化的反省性认识，在文化批判中形成了文化自信的发展机制。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的文化弥散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中，具有天然的传承性和保守性，由此也形成了走向僵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文化也具有一种自我发展的潜能，作为一种能动的因素，它通过新思想的引入而吹响变革的号角，从而成为克服僵化机制进而维系社会系统活力的积极力量。文化批判意味着以批判性的立场认识和对待自己，不是盲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在理性地反思与省察之上客观地予以认识和对待，它的对立面不是对象本身而是拒绝理性的思想方法，克服这种思想方法正是启蒙理性的要求。康德将启蒙理解为脱离人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以，批判精神乃是实现精神成长的真实表现。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意味着文化的成熟，表现出该文化的理性自觉和现代意蕴。

    可见，人类文化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发展，现代文化更是在现代性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由此形成了文化自信生成与发展的辩证逻辑。尤其在全球化时代，每一种文化都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因而也都面临寻求和构建文化自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坚定文化自信就必须认识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克服人类文化固有的自我中心倾向和僵化封闭的传统，在包容开放与自我批判中构建现代文化发展的创新机制，从而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摘编自魏波《文化自信的生成和发展机制》）

写在舞台边上（节选）

黄裳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特征。它是整个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是歌、舞并重的综合舞台艺术。它以“唱、做、念、打”为主，辅之以“圓场”为代表的舞台调度手法和独特的服装、道具、切末、脸谱、锣鼓、丝竹伴奏等艺术手段经过近千年戏曲艺人的辛勤创造、积累，从广泛的生活、艺术领域中吸取营养，形成了一种具有非凡表现现实生活能力的诱人艺术力量，至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不妨以艺术大师齐白石的作品作些比较。齐白石是“大写意”派的代表画家，他笔下的花草山水无不以简练而浑成的笔法写出。但在用写意方法勾勒出的花瓣，叶片中间，往往栖息着蜻蜓、蟋蟀、纺织娘……这样细小的昆虫，这是用工笔画出的，笔法的细致，往往使观者可以看到那透明翅翼中间纤细的纹路。无论是粗笔或细笔，画家给观众提供的是同样生动的，洋溢着生之活力的形象，而两者又是统一的。

    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同样或类似的情形。戏曲艺术家仿佛是一位非常精明的鉴赏家，他在五光十色、无比丰富的生活中，能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就抓住不放，哪些是次要的可以略去。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所形成的一系列表现方法与手段，是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人画”流派的萌芽、发展、繁荣几乎是同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戏曲舞台上“上下场”、“圆场”等一系列舞台调度方法，是一种非常经济、简洁、聪明的方法。它摆脱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使演员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物在马背上奔驰，在道路上躜行，穿过深宅曲院、进入密室、绣房，这些难以在通常话剧舞台上再现的困难课题，在这里几乎都不成为问题。但遇宣泄、刻画人物内心，展现人物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机会，就决不放过。必以狮子搏兔的全力，调动一切手段，加以再现。演员所使用的手段，比姊妹艺术丰富。面部的表情，衣衫的转折、抛掷，繁复身段的运用，歌声的变幻，念白的抑扬……无一不被用来作为揭露人物内心的武器。大胆的省略与精微的刻画在构思细密的节奏中成为一种高度谐和的统一体。观众得到的是同时呈现的“视听之娱”。一切都在同时间、地点完成。

    艺术家的表演，有时夸张便夸张到极处，细腻也细腻到极处。导演设计有时竟会使人联想到现代艺术形式一一电影的手法。近景、特写的使用是如此的频繁与自如，使观众不能不惊异。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所获得的是远远超过一切姊妹艺术的可羡慕的“自由”但这“自由”又是受着自身的制约的。一步不能脱离生法，也不能离开本身的“程式”。

    程式是死的又是活的；程式是艺术家创造、积累起来的，也是在杨弃、提炼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发展不会停止，程式的变化、丰富过程也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古典戏曲表现的多半是历史题材或传说、神话故事。但并不因此而使其艺术魅力有所削弱。这首先是固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创作者借用了古代的衣冠，但处理题材、刻画人物的依据却是当前的现实。今天舞台上保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戏，在其创作的当时，正是那时的现代剧。因为现实针对性强与艺术上的成功，被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今天戏曲舞台上通行的服饰，正是明代（约十四到十七世纪）的衣冠，这是因为戏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当时也正是现代剧产生得最多的时期。

    中国古典戏曲总是以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出现的。由于演出习惯的变更与观众欣赏的集中，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整出戏中尤为精彩的许多段落。人们都希望在一次演出的组合中能看到题材、风格表演各不相同的许多单折戏。这样做更易于满足观众中间不同的要求并使演出更丰富而精炼，异彩纷呈。

    一九八四年二月六日

    这几天，知名视频博主李子柒，因在境外视频网站上拥有超高人气和关注度，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有文章认为，这位博主主打传播中国传统美食文化，通过镜头语言呈现田园生活，令外国网友喜爱并评价说“她在重新向全世界介绍，被我们忘记的那些中国文化、艺术和智慧。”从这个角度而言，李子柒的作品具有文化输出的意义。当然，这一结论也引发了不小争议。

    浏览李子柒微博的主页，不难发现这位拥有两千万粉丝的大V与众不同之处。在她更新频率不算高的视频中，能够看到黄豆如何变成酱油、纯手工造纸等等传统文化遗产，也能读到蕴藏于田园生活背后的脉脉温情，这些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对于田园牧歌的向往，也打开了西方世界欣赏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由此而言，李子柒的走红不难理解。但能不能把这种走红视作文化输出，以及中国需不需要这样的输出，在网上言人人殊。有人认为李子柒的视频不真实，拔高了现实生活；也有人认为乡土社会代表不了中国全貌，会带来误解；还有人质疑其包装炒作的成分，担当不起“文化输出”的重任。

    必须承认的是，作为视频内容行业的从业者，李子柒已经用粉丝和流量证明了自己的成功，但究竟是不是要抢占“文化输出”的名头，目前来看，更多是公众讨论中赋予的意涵。每一个新媒体产品都有自身的定位，喜欢与否都是双向选择，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和道德规范，他人无需苛责。实际上，在互联网连接世界、中国影视作品不断走出去的今天，某个博主的视频走红也存在着必然因素。网友的争议，表面上是探讨文化输出，但更多折射出对待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不同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是否还有时代价值？面对互联网包装和营销手段，传统文化如何自洽地走向未来、走向世界？

    沿着这个视角望去，那么在李子柒镜头下，传统的笔墨纸砚、蜀绣，古法制作的苏式鲜肉月饼、桂花酒，这些流传于上千年历史之中的技艺，浸润着岁月的打磨和一代代人的匠心。传承好这些、推动它们走出去，不仅必须，而且重要。李子柒视频中所呈现的田园生活，虽然距离当下普通人的生活比较遥远，但从中依然能看到中国传统“清隽”的审美取向和“出世”的价值追求，读懂这些内涵，方能更好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不如学习借鉴其优点和经验；争议是否是文化输出，不如扎扎实实做好文化创新和推广的工作。每一个文化作品的成功都不是轻轻松松的，都凝结着精益求精的探索、持之以恒的努力。坚定文化走出去的大方向，秉持工匠精神来谋划创新，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

（节选自201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