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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2018-2019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第三次学段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魏晋书法所够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超越的。儒学精神的夺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我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本与道、德、仁相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术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木书法发展出现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弃儒家经典而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的气氛中产生的。赵士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整理,并把书法纳八儒家的恩想体系之内使书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等。颖川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

    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

    (摘编自吕文明《魏晋书法的儒学精神》)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先秦儒家思想中,艺术的地位和道、德、仁相当,后来艺术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书法的地位更是在艺术之下。 B、赵壹的《非草书》很好地规整了处于赴状态的草书,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魏晋时代的书法达到高峰。 C、魏晋时期的钟皓、卫暠精通儒学,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因颍川钟氏、河东卫氏,成为魏晋时期的新兴家族。 D、魏晋时期,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发展繁荣的世家大族,在天下大乱家族迁移时,始终没有抛弃礼法。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开头提出中心论点,阐述了魏晋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B、文章以赵壹对士子们抛弃儒家典籍而研习草书的行为的批判为例,论证了草书的危害。 C、第三段论述了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与儒学精神的关系,世家大族对传承儒学有重要作用。 D、文章举钟繇和王羲之的例子作为论据,论述了书法的发展与儒学精神的紧密关系。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王羲之,不仅将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而且把儒家和道家逐渐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 B、汉魏之际最有名气的书法文化家族中的钏繇对当时新出现的楷书进行了规整,使书法向着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的方正典雅的方向发展。 C、除了出现之初,草书在后世书法史上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境地。 D、魏晋书法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它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对后世书法发展有启示意义。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小题。

人文的意义

楼宇烈

①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

②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束缚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④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宗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做人为目的的。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上天;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发展中来探讨中国诗歌的民族传统,就好像沿着九曲黄河行走。它永不停息地滚滚奔流着,是既曲折又割不断的一道长流。新的地理形势促使黄河转了弯,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五四”以来诗歌的革新。如果循流溯源,那当然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那当然还是继承与发展着殷周以至明清的诗歌传统。只是自此而下,黄河便一泻千里,“奔流到海不复回”,现代诗歌,已经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而直接汇入“世界文学”的汪洋了。

    人所共知,胡适是新诗最早的开拓者,从1915年就着手白话诗的试验,一开始就朝着打破旧诗词最顽固的语言形式桎梏的方向冲击。白话诗很快就流行开来了,出现了一个“初期白话诗派”,它在形式与风格上做到了多样化,而统一于白话。假如说,“五四”初期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严肃地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主要还属于开创阶段,致力于对旧诗的否定。那么,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当时称之为“异军突起”,就更立志于新诗的创造,不再单纯着眼于诗的形式的创新,而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碑,那么,堪称新诗革命先行者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就是稍后出现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这就奠定了以创造为宗旨的新诗传统的基础,战斗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新诗传统的基础。

    须特别指出,与上述诗风不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诗坛上被称作“诗怪”的李金发,是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他把导源于法国的象征派诗艺引进中国来,打破程式,任意涂抹,刻意追求一种新奇神秘的色彩,虽然缺少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却也禁得住时代风雨的淘洗,而耐人咀嚼寻味。

    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新诗第一个十年间,以口语入诗,且取得显著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不过诗终须讲究节奏韵律。怎样在口语中提炼出诗的语言,似还没有来得及着意探求,以致不免过分直白松散。针对这种情况,自由诗确立之后,格律诗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了。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带上镣铐跳舞”,并且在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绩的当首推闻一多。闻一多于1926年发表《诗的格律》一文,主张诗富有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更以自己的创作来印证,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诸诗人的应和,迅速形成了以讲求格律为标志的流派,它就是朱自清所指出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内的第二个诗歌流派,即继自由诗派之后的格律诗派,也就是新月诗派。新月诗派的诗人和诗,跨越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主要代表自然还是徐志摩和闻一多。

    20世纪30年代真正能够“把一代底精神,赋以活的呼吸,吹向来世”的,是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艾青的《芦笛》《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这些表现着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诗篇。卢沟桥头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抗日的狂飙爆发了,也迎来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诗歌时代。卞之琳不再“站在桥上看风景”,而是到了西北战区,献出了他的《慰劳信集》;戴望舒收起了彷徨于“雨巷”中的“油纸伞”,而在“狱中题壁”,并且“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放声歌唱“永恒的中国”!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诗经》与城市

刘冬颖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近年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即称《国风》为《邦风》。国、邦指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学者多认为《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濮上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史。《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的范围十分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绵》诗的行文完全是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展开:先察看地形,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展现出对土地的重视及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赋城东门外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在今陕西凤翔春秋秦都雍城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一处藏冰的窖穴。冰窖在古文献中称为“凌阴”。《豳风・七月》即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意思是说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秦都雍城凌阴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诗句的解释提供了实物例证。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所谓“野人”与“小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 炰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人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景。(《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文物曾“无人问”,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中华文化根源于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实际上是以商周文化为主体的。从文献和出土文物看,商周时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远超同时期其他地区。基于农耕生产和生活所产生的文化,当然要比狩猎采集时代的文化发达,也更为精细,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再加上农业社会有超过日常需要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社会分工也更为细密合理,因而在当时经常发生的部落或部族战争中容易获胜。这样,中原文化靠着文和武两种手段慢慢地向外扩散,在扩散的过程中,并不是单向地输出,而是随时吸取当地部落部族的文化,边扩散边演变壮大。如果我们放眼历史,中华文化的这一趋势至今也未中止,以后也不会终结。

    商周活动的地域在今河南、陕西一带,这里土地肥沃,适于耕种;但同时自然灾害频仍,接近北边和西边的游牧部落。中华文化的根基大致就是由这一自然和社会状况的刺激而形成的。农业生产需要社会的稳定和氏族、家族与家庭的延续。农业的耕种和收获是以年计算的,只有稳定,才能春种秋收,才能不断提高耕作技术、提高产量,生活也才能逐渐富裕起来;只有延续,土地、工具的占有才能长久,技术的传承和提高才有保障。要稳定,就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作;要延续,就要重视血缘的纯正,要分清正支与旁支,要保持以辈分为基础的等级制。既然时时可能发生自然灾害和外来兵灾,就要与水旱风雹、虫兽疾疫搏斗,要和入侵劫掠者拼杀,灾后还要艰苦奋斗以恢复家园。在应对种种自然界和人的挑战过程中,不但磨炼了人们自强自立的意志和能力,同时也使得对自然界的观察越来越细密,天文、历法、地理、动植物学、医学等都有了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因而高度发达。这样,中华文化就种下了吃苦耐劳、聪明睿智、自立自强、知难而进、崇和反战、宽容豁达、重视伦理、忠孝仁义等基因。

    中华文化形成之后,表层、中层和底层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体系。这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的内在原因。任何文化,表层是最易发生变化的。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的物质条件关系十分密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经变革,人们的衣食住行就要跟着变化。中层变化的速度仅次于表层,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交融的加深,礼仪、风俗、艺术、宗教、法律、制度等也必须相应地演变。表层与中层文化的每一次演变,也就向前推进了一步。惟有底层文化,经过了数以千年计的表层和中层的反作用而不断地“修订”、加强,已经深深根植于民族的血液中,极难改变。但是,既然表层和中层对于底层有着反作用,那么表层和中层变得久了,也就要动摇底层文化。

(选自许嘉璐《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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