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自古以来，北斗如天河中的一座灯塔，指引着人类前行的方向。如今，北斗系统闪耀浩瀚星空，织就天网，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我们形成了涵盖上游基础产品、中游终端、下游应用系统和运营服务的北斗完整产业链。国产北斗导航型芯片模块累计销量已突破8000万片，高精度板卡和天线销量已占据国内30%和90%的市场份额，并输出到100余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北斗系统已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公共安全、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通信系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等领域，融入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已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彰显“中国智慧”。

    北斗交通应用。600余万辆营运车辆安装北斗，建成全球最大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系统，让交通监管部门有迹可循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危险驾驶、疲劳驾驶。据统计，有了北斗之后，道路运输重大事故率和人员伤亡率均下降近50%。同时，国内有3万辆邮政和快递车辆，36个城市的约8万辆公交车、3200余座内河导航设施、2900余座海上导航设施已应用北斗系统。

    北斗渔业应用。7万余艘渔船和执法船安装北斗终端，北斗成为“海上保护神”，渔民说：“一拜妈祖，二拜北斗”。定位与短报文通信功能发挥突出作用，累计救助1万余人。

    四点五万台北斗减灾终端得以推广，建成部、省、市（县）3级平台，实现6级业务应用，受灾地区利用北斗短报文功能，及时上报灾害位置、突发灾害信息及灾区救助信息等。各级民政部门通过北斗终端进行救灾物资的查询管理和监控，大幅提升全国救灾物资管理与调运水平。未来，北斗系统将持续融合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更多的应用形式将被创造，深刻影响我们的生产与生活。

    (摘编自2019年09月30日北斗网《波澜壮阔七十载，经天纬地铸北斗》）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2019)显示，中国企业的卫星导航定位产品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实现销售，其中北斗已先后落地应用“一带一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已经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盟、阿盟、非洲等国家和组织建立了北斗相关合作机制，举办北斗亚太行、北斗东盟行、中阿北斗合作论坛等系列活动，加强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建设北斗系统海外中心，推动北斗在亚太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的落地应用。同时，为了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我国还向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国捐赠了北斗系统有关设备，用以监测和评估相应地区北斗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性能，共同推动兼容卫星导航终端设备应用服务亚太地区。以上这些合作，都为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推广应用北斗创造了机会。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多边合作机制框架下，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将共同努力，推动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201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网《2019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注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画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注）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

材料一：

科学发现有赖于创造性思维，这需要文化底蕴的涵养。科学与人文传统、人文关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艺术人文并不妨碍科学研究，往往还是创新的源泉。现代学科高度分工，在科学、艺术两方面均取得高成就难度很大，可很多科学大师依然热爱文学艺术。当代著名数学家丘成桐练习书法，念唐诗、宋词，背诵古文，精研鲁迅、王国维、冯友兰等的著作，他说：“这些书看起来与我后来研究的数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著作中所蕴含的思想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者的成长受周边环境的影响，历史上未曾出现过一个大科学家在没有文化的背景里能够创造出伟大发明的情况。”可见，在求索未知的阶梯上不断攀登，艺术与科学可以相互激发。原创性的科学发现、颠覆性的科学创新、“从0到1”的科学突破，离不开想象力、创造力的激发，这就需要让科学与人文携手同行。当前，我们正走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无论是探索未知奥秘，还是攻克“卡脖子”难题，无论是加强基础研究，还是提供科技解决方案，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而科学精神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促进科学与人文融合，不仅能树立科技为民、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更能为科技创新带来丰富的源头活水。

（摘编自喻思南《科学琴键演绎人文旋律》）

材料二：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一个民族对其文化基因的自觉与坚守。爱国、创新、求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历代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全社会对优秀科学家群体精神禀赋的基本认同。回顾我国科技发展史，无论在哪个时期，科技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科学家自身所展现的求真务实、不断精进的精神支撑。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以探讨社会秩序为己任，以政治伦理、道德伦理为主要研究对象。儒学的理性与求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心之精爽，有思辄通”的理性认识论。《孟子字义疏证》中有言：“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心之于理义也。”这也就是说，虽然心可以支配感官，但却不能代替感官的功能；人还具有认识和把握事物及其规律的理性能力。其二是科学的怀疑精神。在北宋初期，部分儒学家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大胆怀疑，“疑古”思潮颇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沈括，他不仅批判了宋以前的历法，还亲身参与证明凹面镜焦点和凹面镜成倒像的科学实验，并借此批驳了《酉阳杂俎》所谓“海翻则塔影倒”的说法，认为“影入窗隙则倒，乃其常理”。

道学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脉络。所谓“道法自然”，“道”是道家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道学的核心概念。“道”对自然规律的依循、对“法天贵真”的尊崇以及相对主义中的认识论对中国的科学家精神产生了深厚影响。首先，“道”讲求事物的原初性、自发性和实有性，力求探索宇宙万物的根本。在《周易》中，有与无、长与短、难与易、高与下等基本要素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彼此转化且周行不殆的，这表明了道学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变化的基本态度。其次，“法天贵真”旨在回答人类如何把握对象世界这一问题。“法天”，即崇尚自然；“贵真”，即反矫伪。“法天贵真”的精神内涵与科学活动的目的高度一致，也是当今坚决抵制科研不端的哲学基础。最后，道学中的相对主义对科学家精神的影响也颇为深厚。相对主义主要表现在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三个方面，对客观科学认识事物本身具有重要价值。

理性、求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显现，而创新和爱国则在五四运动之后有更为集中的表现。一方面，“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能力关乎国家命运。历代科学家们孜孜不倦、勇于奋进的创新精神为改革开放后的人才储备和科技革新提供了最有生命力的精神保障。另一方面，创新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最鲜明的禀赋，但爱国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根本。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科学家的任务不仅是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仅是为生产力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更是通过科技强国来维护民族独立与民族尊严，并将爱国之情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推进制度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科学家精神虽然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但正像绵延数于年的华夏文明一样，从未间断。有此历史成就，不仅取决于历代科学家自身的优良品质，更取决于他们对中国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弘扬。也正是这种传承与弘扬，才沉淀出弥足珍贵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所独有的文化基因。

（摘编自徐靖《从传统到现代：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文化基因》）

响器

刘庆邦

大笛刚吹响第一声，高妮就听见了。

她以为有人大哭，惊异于是谁哭得这般响亮！当她听清响遏行云的歌哭是著名的大笛发出来的，就忘了手中正干着的活儿，把活儿一丢，快步向院子外面走去。

他们这里生孩子不吹，娶新娘不吹，只有死了人才吹打张扬一番。

大笛不可抗拒的召唤力是显而易见的，不光高妮，庄上的人循着大笛的声响纷纷向死了人的那家院子走去。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响器班子在院子一角，集体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吹奏。这是镇上崔豁子的响器班子，那个老头儿就是四乡闻名的崔豁子。他们吹奏出的曲调有着古朴单纯的风格，它绝不模仿任何哭声，而更接近旷野里万众的欢呼，天地间隆隆滚动的春雷。人们静默地听着，只一会儿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死者出殡时，响器班子是在行进中吹奏。响器在旷野里吹奏，跟在庭院里吹奏给人的感觉又不同些。收去庄稼的千里大平原显得格外宽广，麦苗长起来了，给人间最隆重的仪式铺展开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在长风的吹拂下，麦苗又是起伏的，一浪连着一浪。高妮不认为麦苗涌起的波浪是风的作用，而是响器的作用，是麦苗在随着响器的韵律大面积起舞。不仅是生性敏感的麦苗，连河水，河堤外烧砖用的土窑，坟园里一向老成持重的柏树等等，仿佛都在以大笛为首的响器的感召下舞蹈起来。响器的鸣奏对举哀队伍的帮助更不用说，有了响器的点化，哭就变成了对生死离别的歌咏，就有了诵经的性质，并成为人类世代相袭的不朽的声音。

高妮走在响器班子左侧前面一点，为了听得真切，看得真切，她不惜倒退着走路。高妮心中热浪翻滚着，她不可避免地流泪了。

死者入土后，响器班子拐上大路，直接向镇上走去。高妮有些不由自主地尾随过去。崔豁子问，你跟着我们干什么？高妮的回答连她自己事先也没想到，她说，我想跟你学吹大笛。崔豁子把高妮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回去请你爹来找我吧！高妮大喜过望，两眼顿时开满泪花，一路小跑回去了。

高妮家的人不同意高妮去学吹大笛，因为吹大笛不是女孩子家干的事。母亲对高妮采取了控制措施，不让高妮走出院门，用活儿占领高妮的手脚。高妮在家穿着辣椒串子，穿到半截儿，她的手哆嗦了一下，把头直起来了。她听见起风了，风呼呼的，一路吹荡过来。在劲风的吹荡下，麦苗拔着节子往上长，很快就变成了葱绿的海洋。风再吹，麦子抽出穗来，开始扬花。乳白色的花粉挂在麦芒上，老是颤颤悠悠的，让人怜惜。当风变成热风时，麦子就成熟了。登上河堤放眼望去，麦浪连天波涌，真是满地麦子满地金啊！母亲问她不好好干活儿愣着干什么？她回过神来才听清不是起风，空气中隐隐传来的是大笛的声响。高妮怎么也坐不住了，她借口去趟茅房，攀上茅房里的一棵桐树，登上茅房的墙头，轻轻一跳，就摆脱了母亲的监控。

高妮的父亲从镇上的崔家叫回了他。父亲打了她，下手很重，把她打哭了。她听见了自己的哭声，哇哇的，通畅而嘹亮，像是从肺腑里发出来的，底气相当足，跟大笛的声音也差不多吧。父亲不许她哭，命她憋住，憋住！可是她却往大里调整了口型，哭得更充分了。父亲拿过一块毛巾，塞进她嘴里去了。鼓着腮帮子貌似吹大笛的高妮，只能在脑子的记忆里重温大笛的音响。大笛响起来了，满地的高粱霎时红遍，它与天边的红霞相衔接，谁也分不清哪是高粱，哪是红霞，哪是天上，哪是人间。然而好景不长，地上刮起了狂风，天上下起了暴雨。大风把成熟的高粱一遍又一遍压下去，倔强的高粱梗着脖子，一次又一次弹起来。暴雨下了几天几夜，大地成了一片汪洋。这时候，高粱仍有上佳表现，举出水面的高粱如熊熊燃烧的火炬，暴雨不但浇不灭它，经过暴雨的洗礼，大片的高粱简直成了火的海洋。高妮脑子里的大笛响到这里，眼泪又禁不住滚落下来。

母亲把她嘴里的毛巾掏出来时，是让她吃饭。她咬紧牙关，当然不会吃。母亲解开捆她的绳子，她还是不吃。她不光不吃饭，连话也不说了。

父亲请来一位亲戚，帮着做高妮的工作。这位亲戚用历史的观点，说吹大笛属于下九流行业，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吹大笛，一辈子就被人看不起了。说得苦口婆心，可高妮仍坚持绝食，拒绝说话。后来这位亲戚对高妮父亲说，人各有志，算了，给孩子一条活路吧！

没人会关心高妮为练习吹大笛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一个人来到世上，要干成一件事，吃苦受罪是不言而喻的。两三年后，高妮吹出来了，成气候了，大笛仿佛成了她身体上的一部分，与她有了共同的呼吸和命运。有人说她的大笛能呼风唤雨，要雷有雷，要闪有闪；能让阳光铺满地，能让星星布满天。只要一听说高妮在哪里吹大笛，人们像赶庙会一样，蜂拥着就去了。

消息传到外省，有人给正吹大笛的高妮拍了一张照片，登在京城一家大开本的画报上了。照片是彩色的，连同听众占了画报整整一面。有点可惜的是，高妮在画报上没能露脸儿，她的上身下身胳膊腿儿连脚都露出来了，脸却被正面而来的大笛的喇叭口完全遮住了。照片的题目也没提高妮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响器。

（有删改）

材料一：

    新诗是在打破旧诗形式中站立起来的，但即使是“五四”时期的开路先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对传统持有的一种近乎“暧昧”的情绪：胡适是在“以文为诗”的“宋诗运动”中袭取传统的；俞平伯在《社会上对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更是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对于古诗，觉得不能满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艺术的巧妙，我们也非常惊服的。”百年新诗总是要竭尽全力地摆脱传统诗学的影响，走上自己的道路，但事实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回到了传统的层面之上，从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新诗尽管吸收了许多西方诗歌的技巧，但与此同时，新诗无疑也再现了古典时代诗歌的格调与韵致；而中国诗歌会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50年代中后期两次大规模地采集民歌也确实再现了遥远的“采诗”景象，这些能够说明的问题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离开传统而谈新诗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百年新诗在文体重建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当然，那种要从形式与韵律的角度重新为新诗套上“枷锁”的做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新诗的文体建设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但绝不是将过去的一切照搬过来。从文体形式的角度上说，今天的新诗已经形成了形式灵活、文体自由的特点，那么，我们从吸收的角度上说，关键是应当从类似形式较为灵活多变的屈原骚体诗、宋词中找寻与传统的融合点。

（摘编自张立群《反思与重建—论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

材料二：

    “传统”是古已有之的，也可以是正在创造的。它一方面可以是作为中国新诗存在前提的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中国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对中国新诗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古典诗歌传统在中国诗歌“现代化”征途上出现的种种变异与转换。徐志摩在《青年杂咏》中的三段，每一段开头都运用了复沓的章法：“青年！你为什么沉湎于悲哀？你为什么耽乐于悲哀？……”“青年！你为什么迟回于梦境？你为什么迷恋于梦境？……”“青年！你为什么醉心于革命？你为什么牺牲于革命？……”诗人运用复沓形式加强感情，呼吁青年们抛却幻想与悲哀，投身到切实的革命当中。这种复沓的章法在徐志摩的《雁儿们》《小诗》《马赛》等诗中均有运用。而复沓本是《诗经》中    最常出现的章法，徐志摩在他的诗中广泛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新时期的社会情感，不仅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手法的认可，更是对它的创新与发展。二是在外来诗学观念与现代生存条件对中国诗歌“现代”取向产生着种种影响时，它们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限制、侵蚀和择取。梁实秋曾声称：“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这实际上是将中国新诗当作了对西方诗潮的单纯回应。从这个单纯的角度出发其实并不利于新诗的阐释，西方诗歌对新诗的影响应该是一个文化体与另一个文化体的对话，在对话中有同意也有异议。异议产生于本文化体内的古典传统内核与另一个文化体的过大差异。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新诗来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从审美理想来看，诗本身就是最容易直接袒露人们最深层的生命体验与美学理想的文学样式。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和感受。与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个人的，而思想对所有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用外语思考比用外语来感受要容易些。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

    再从语言上来看，中国古典诗歌对现代新诗的影响最易发现的地方就在诗歌的语言上。比如上文提到的徐志摩的《青年杂咏》，就算其中带有西方词汇，也总感觉是刻意加于其中的，难以真正与诗歌语言融合，这就体现出新诗语言的民族性。

    而就中国新诗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传统而言，这一传统自然也是在上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影响下产生的。之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传统，是因为中国现代新诗的独立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正是因为如此，即使我们单方面地正视古典诗歌传统对新诗之大作用也无济于事，因为根本上，中国新诗的价值并不依靠这些古典因素来确定，它只能依靠它自己，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汲取营养谋取生存，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传统。

（摘编自牛淑娟《试论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