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国理念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儒家经典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此为目的，为政者必须是深谙儒家伦理道德且身体力行者。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换言之，任用大量儒家知识分子是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前提和保证。在立国前后忙于征战的阶段，辽、夏、金所任用的儒学人才是通过扣留使者、招降纳叛、主动投靠等方式获得的。为满足对儒学人才的大量需求，在政权稳固之后，也只有仿效中原王朝推行科举制度了。金朝在其第二任皇帝太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了。《金史》记载：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儒家知识分子在金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辽朝和西夏也都实行了科举制度。

    深受儒学熏陶的官吏们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者，而最高统治者皇帝，是治国理念的决策者。辽朝“为政以德”的例子很多。在建立辽朝之前，契丹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类似奴隶制的部落联盟。与此相应，直到辽代初期还在实行严刑峻法，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到了辽代中期，随着吸收汉文化的深入，景宗和圣宗针对辽初的“重法”，开始主张“慎刑”“宽法律”。例如，原来契丹习惯法允许主人对奴隶随意处置。统和二十四年辽圣宗下令：“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重熙元年辽兴宗又下令：“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有利于改善奴隶的待遇，是辽代法律汉化的结果。在西夏，其法律的儒化倾向也很类似。

    金朝皇帝大都儒学修养较高，其中贯彻儒家治国理念最为突出者，当属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世宗主张“为政以德”“宽仁”治国。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世宗皇帝批复说，“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叮咛告诫，岂可遽加极刑”，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以减死论”。他还曾下诏给有司：“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提高死刑的量刑标准以示对人命的看重。但是，世宗也并非一味“宽仁”。他还曾说过：“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又说：“帝王之政，故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朕常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因此，金世宗主张的是治国执法宽猛相济，而这正符合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为了贯彻儒家的“礼治”主张，金朝在法律上也很注意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而世宗皇帝以刘祐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由坚持依法判刘祐死罪。这显然是出于对儒家伦理的维护。鉴于熙宗、海陵王都是死于政变，世宗也很注意宣扬儒家的忠孝观念。他多次告诫皇太子及亲王等：“人之行，莫大于孝悌”。世宗还下令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节选自李玉君《儒学与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

    秦砖汉瓦，并非专指“秦朝的砖，汉代的瓦”，而是泛指秦汉时期的青砖与古瓦。它们历千年而不朽，以精美的文字、充满活力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当时人们的现实世界与美好愿景。秦兵马俑的千军万马与气势万钧，见证了秦代制陶技术的高超。用这种技术去制造宫殿上的陶瓦，不难想见它们的坚固与华美。精美的陶瓦被广泛用于秦阿房宫的营建。因为瓦当向外，所以或印图案，或刻文字，兼具建筑与装饰的作用。它们承载着精美而丰富的图文，就像秦汉建筑上的“徽章”，宣告着早期宫殿“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营建法则。现在出土的秦代瓦当上，图像多为鹿、豹、鱼、鸟等动物纹。这种动物情结源自秦人祖先的游牧狩猎活动。此后，汉承秦制，国力更加强盛，建长乐等四十余座宫殿，瓦当图案的艺术性也抵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瓦当最为出色。四神兽瓦当的构图饱满得当，造型夸张，气势磅礴，雍容堂皇。时至今日，但凡在当代设计中使用到四兽形象，都无法摆脱瓦当神兽造型的影响。除了动物纹饰，云纹瓦当也广为使用。云纹瓦当成为图案瓦当的主流与秦皇汉武等帝王渴望求仙升天、永享荣华的思想不无关系。而瓦当纹饰发展到西汉时，又出现了文字瓦当。“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等文字瓦当就表达出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人们的普遍愿望。西汉留下的金石文字甚少，瓦文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极富意味的篆法变化丰富，又浑然天成，即使今天的篆刻、书法名家也要自叹不如。

    在砖上印画、施彩，最早是在战国，但真正蔚为大观并成为一种艺术，则在两汉。这些砖，被称为“画像砖”，它们用于一般的建筑或墓室装饰。对后人而言，“画像砖”的“画像”意义更要大于“砖”。这些砖上，有的描绘的是人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宴飨、乐舞、狩猎、市集等等，有的描绘的则是骏马、龙、虎、鹿、飞禽等动物与神兽，从地上的农耕渔猎，到天上的天马行空，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故事，无所不包，宛如一部汉代“百科全书”。

    因为砖块疏松，并不易精雕细刻，所以画像砖的画面往往疏朗简约，没有那么多的细节刻画，有的甚至进行了夸张变形。这些“画”表现在砖上，大多数是一些浅浮雕、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然而简洁的造型并没有削弱其艺术表现力，反而集中地暗示、渲染出了一种情绪与气氛。汉画像砖里，很难看到完全静止或者构图均衡的作品。运动与韵律正是汉代艺术风格的真实写照。

    壮丽的秦汉宫阙早已不知去向，但组成它们的青砖古瓦却常见诸文人桌案。古人早期制砚，多为陶砚，所以陶制的秦砖汉瓦也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注重文脉延续的文人的视野。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文人雅士把古代砖瓦做成砚台，到了清代，砖瓦砚更成为一时风尚。

（摘编自《一砖一瓦亦风华》）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

    《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芳，成为票友。

    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

    《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智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对城市而言，文明弹性是一个城市体在生存、创新、适应、应变等方面的综合状态、综合能力，是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多样性与共同性之间、稳定性与变迁性之间、柔性与刚性之间的动态和谐，过于绵柔、松散，或者过于刚硬、密集，都是弹性不足或丧失的表现，是城市体出现危机的表征。当代城市社会，尤其需要关注以下文明弹性问题。

    其一，空间弹性。城市具有良好空间弹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空间的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能够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任何城市空间都是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统一，空间弹性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空间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有机统一、具体转换。片面地强调空间的公共性或片面地强调空间的私人性，都会使城市发展失去基础，目前，人们更多地要求空间的私人性，注重把空间固化为永恒的私人所有物、占有物。这种以私人化为核心的空间固化倾向，造成城市空间弹性不足，正在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制度弹性，一种较为理想的、有弹性的城市制度，是能够在秩序与活力、生存与发展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制度。城市有其发展周期、发展阶段，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城市而言，其主要任务是聚集更多的发展资源、激活发展活力，而对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而言，人们会更为注重城市制度的稳定功能。但问题在于，即使是正在崛起的城市，也需要面对秩序与稳定的问题；即使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也需要面对新活力的激活问题。过于注重某种形式的城市制度，过于注重城市制度的某种目标，都是城市制度弹性不足，走向僵化的表现，都会妨害城市发展。

    其三，意义弹性。所谓城市的意义弹性，是指城市能够同时满足多样人群的不同层面的意义需要，并能够使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在总体上达到平衡与和谐，不断形成具体的意义共同性。当一个城市体只允许一种、一个层面的意义存在时，这个城市体可能繁荣一时，但必然会走向衰落。当一个城市体只能满足某一类人的意义追求、意义需要时，这个城市体也往往会丧失活力。当一个城市体被某一类型的意义体系固化时，这个城市体往往不具有综合吸纳力、发展潜力。启蒙主义的片面化，理性主义的片面化，世俗主义的片面化，神圣主义的片面化，都会导致城市意义弹性的减弱，都会从根基处危害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保持城市的空间弹性、制度弹性、意义弹性，并以此为基础，把握城市的类型构成与历史，建构城市命运共同体，对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而言，是意义重大的。

    （摘编自陈忠《城市社会：文明多样性与命运共同体》）

公共卫生一词产生于现代，但是其主要内涵，比如对传染病的预防和医治，对日常医疗卫生的管理等却古已有之。儒家本以百姓日用人伦为主要关注对象，公共卫生既然与百姓福祉直接相关，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儒倡仁心，医重仁术，公共卫生便是仁心、仁术的结合点。一生服膺儒学且重视医学的苏东坡便是如此，他对公共卫生的重视堪称中国历史上的范例。

苏东坡一生勤政爱民，凡是与百姓福祉有关的事情，他都会全力以赴。他在密州任知州时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情景：因为灾年，百姓把初生的婴儿丢弃在城外。东坡盘查官仓后发现尚有积余的救灾粮，便把这些粮食另储一仓，专门用来收养弃婴。还下令说，凡是愿意收养一个弃婴的人家，每月发给六斗粮食。于是百姓争着领养，那些可怜的弃婴存活了下来。东坡关心民瘼的行为，往往带有公共卫生的意味。比如他任徐州知州时曾上书请求拨出专款，来雇用专门医治囚犯的医生，让狱中的病人也能得到救治。贬至惠州后，知州詹范组织人力掩埋暴露野外的枯骨，造为义冢，东坡不但襄助其事，而且亲撰祭文，来祭奠那些孤苦无依的孤魂野鬼，此举除了尊重生命以外，其实也有阻止疫病流行的作用。

1089年，东坡赴杭州担任知州。刚到任便面临先涝后旱的天灾。由于东坡指挥有方，虽然这次灾情极其严重，但杭州百姓最终得以平安度过，全州无人饿死。可祸不单行，饥荒之后往往有疾疫流行。1090年春季，杭州出现了流行性疾病。在没有任何公共医疗设施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坐以待毙，满城人心惶惶。东坡忧心如焚，急忙召募医生和懂得医术的僧人，由官吏带领着一个街坊一个街坊地走遍全城向百姓施舍药剂。东坡还捐出秘方“圣散子”，自费采购了大量药材，命人在街头支起大锅，煎熬了大量的“圣散子”汤剂，让过往行人每人服用一大盏，治愈病人无数。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得以遏止。但东坡考虑到杭州是个四通八达的大都会，人来人往，特别容易传播疾病，于是决意创立一所常设的医院。他拨出公家积余的钱款二千贯，又损献出自己积蓄的五十两黄金，在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他延请懂得医道的僧人坐堂治病，并在每年春天熬制“圣散子”免费发放给百姓，以防止传染病的流行。对于医术高明、三年之内治愈病人达千人以上的僧人，即由官府奏请朝廷赐给紫衣以示奖励。同时他还下令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些经费来维持病坊的日常运营，从此安乐坊就成了杭州的常设性官办医院。后来这所病坊搬迁到西湖边上，改名为“安济坊”，直到东坡去世时还在正常地运营。“安乐坊”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

与一切百姓福祉一样，公共卫生也是一项繁复困难的综合工程，往往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主事者稍有不慎，便会惹来责难甚至祸殃，那些心胸狭隘、患得患失的人是无法胜任的。东坡在地方官任上曾多次因为民请命而得罪朝中的权要，但他始终无怨无悔。更加可贵的是，在东坡遭到贬谪时，他已经处于自顾不暇的窘境，一举一动都会引起朝中政敌的疑忌，却依然毫不迟疑地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尽心尽力。南宋人费衮历数东坡在惠州参与的各项公共事务后赞扬说：“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以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死生祸福动之哉！”的确，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摘编自莫砺锋《苏东坡与公共卫生》）